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就是说，为了保证乡村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避免乡村社会出现秩序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抛弃一元化思维，强调多元文化的特色，吸纳多元文化中的精华，遵循多元文化的价值并推进多元文化与乡村本土文化的融合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也就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文化之所以多元，关键在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各自相异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个体差异我们可以概括为文化的异质性。异质性因素的增强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备条件，使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都客观地存在着。一般来说，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既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也是无形的文化体系和价值理念的整合和圆融。乡村社会的多元文化互动是说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种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在互补互融，互相激荡、化合的过程中，可以维护乡村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以“此文化”取代和湮没“彼文化”。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是文化交流的理想状态，也是长久以来文化共融共生的追求。
但是，文化的“异质性”也带来了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就必然导致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对撞。比如，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追求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下的现代化。然而，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却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渗透性特征的“外来物种”，进入乡村社会之后，并不是以温和的态度与乡村文化进行文化交流，而是力图彻底改变、侵占和颠覆我国的传统乡村文化，从而对乡村文化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和震荡。“纵然西方的现代化再先进，纵然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再良好，全盘的社会和文化颠覆也是不可行的。”乡村文化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中也必须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另外，由于不同文化所坚持的文化价值不同，生活于其中的利益群体基本上是按照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价值理念进行文化筛选。对中国农民而言，由于自身受认知、视野、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限制，当面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的强势包围和颠覆时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和细致的观察力，其文化选择也就呈现出被动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对待外来的多元文化，他们或惊喜崇拜、或全盘否定、或半信半疑、或辩证吸收，显示出文化选择态度上的矛盾心态。持惊喜崇拜态度的农民对外来文化充满好奇，他们放弃传统伦理道德，选择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为外来文化的消费者和传播者，成为典型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一旦脱离传统文化习俗的约束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可以恣意妄为地在百花齐放的文化世界里驰骋；持全盘否定态度的农民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反对一些外来文化，即使是先进文化也在反对之列，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正统的，从而陷入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泥沼；持半信半疑态度的农民对外来文化在短时间内保持中立、观望态度，只有当广大受众在与外来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能够获利时才会主动去接受、模仿这些外来文化；持辩证吸收态度的农民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开明的，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懂得既要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性，并努力把两者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或许他们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的步骤比较缓慢，但这个前进是朝着多元化互动的方向发展。
（二）在多元互动中树立兼容并包的乡村文化宽容价值观
当然，多元文化互动中的冲突与融合，既为乡村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又为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提出了诸多严峻的挑战。我们需以内涵和外延的综合视角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发展之道，去解构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力。还应当尊重文化差异，包容多样化的文化共存，提倡和发扬文化宽容的精神，在整个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文化宽容就是要尊重与承认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容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要素，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扬弃与超越以及在与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竞争中吸收和借鉴其中的优良成分，形成更加优秀的文化样态和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文化生态。文化宽容是人们在文化发展中所持有的价值观，既不是对异质文化的冷漠、怜悯，也不是对强权文化的纵容、怯懦，而是有原则性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态度。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历来是宽大博容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积极吸取的。从历史上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比如，历代中原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东汉对佛教的求取，唐代对中亚文化的吸收，直至明清两代，明代的一些传教士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宫廷做官，清代的统治者甚至还让中西的天文家比试日食的观测，统治者仍然对文化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整个清代中叶，就是对西方文化积极融合的过程。在民间，这种对文化的宽容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早期天主教在民间尤其是乡村的传播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很多村民把自己日常生活信仰的祖先、道教神、佛教同等看待。
对中国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外来的，正是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相结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变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性、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路径。同理，对于现代中国的乡村文化而言，乡村文化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和弱点，不仅被外来文化所诟病，也被广大农民所抛弃。在文化的多元互动中，我们就要看到这种不足，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他平他。因此，相比以往任何时代乡村文化都应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要在文化互动中学会修正和完善自己。这就需要强调社会不同层次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同等地位，强调尊重乡村社会中呈现出的多元文化体系或价值观，努力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必须立足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方言使用者，乃至不同价值体系支持者的需要，而非只为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观服务，从而呈现工具化的特征”，真正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