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互为前提，互相砥励。文化与教育是相互涵泳的动态关系，二者间具有整体性、渗透性、制约性与相互促进性①。具体来说，文化是教育的内在支持，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活动的过程，文化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既可以传播外来文化，蕴育、创造新文化，促进文化变迁，又可以保存传统文化、维持文化生存，同时整合、控制文化，增强文化自身的凝聚力。在当代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及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发生着巨大变迁，也使得农民与乡村青少年对乡村生活知识的认知日益模糊，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日渐疏离，而成为一种“无根的存在”。因此，乡村教育不能只局限于教会农民和乡村少年如何生存，而更应该培育他们的文明观、世界观，为他们提供切实的阅读资源与积极的精神引领，引导他们正确理解他们所生产、所传承、所创造的文明，正确认知和对待自己所生活的乡土空间，懂得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真正开启丰富而生动的生命世界，培养起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依赖感。
一、当前乡村教育中的城市化取向对乡村文化的隐匿
乡村教育是指在乡镇或村庄中，以成年农民和乡村青少年为主要目标人群的教育形式，既有针对乡村青少年的义务教育，也有针对成年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教育需要本土文化的支撑和悉心呵护，唯有如此，教育才能成为全方位滋养个人精神生命、发育人生细微情感的沃土。但是，由于城市文明取得了阐释现代文明的话语霸权，“城市世界”成为构造教育蓝图的基础与背景，致使传统乡村文明被排斥于现代教育的视野之外，其本有价值被隐匿，甚至完全缄默。
（一）城市化的教育理念对乡村文化价值的抛弃
乡村教育理念呈现出城市化的取向并不是近些年的产物。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提倡对西方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的所谓“新教育”。“新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彻底摧毁，通晓西洋教育的晏阳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而来的东西。”②20世纪以来，乡村教育呈现出国家化的趋势，现代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向乡村延伸，政府不断打击、取缔和改良乡间私塾。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形式在乡村中得以强制推行，更突出了城市化的教育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这一理念仍然没有变，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相脱离的事实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发达的工业文明更进一步吸引着乡村的目光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乡村精英们心目中的伊甸园，“城市取向”成为乡村教育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知识就是力量”、“成才”、“大事业”等这些被有意无意渲染的强势的城市文化价值目标，在与乡村文化价值的比照中由于其现代的、先进的价值理念，使农民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此价值预设做出价值认同和价值期盼，从而在乡村教育的传递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毁灭了农民的价值世界。于是，乡村社会中的那些优秀人才（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乡村精英）通过乡村教育和乡村学校流向了城市。走出乡村成为大部分村民的“人生理想”，再回乡村会让那些已经走出乡村的人觉得很没有“面子”，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来。“好一点的进入小城镇，再好一点的进入到中小城市，进入到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如果再有机会出国，特别是去‘发达、现代、开放、自由、富裕’的欧美国家，并在那里谋到一份工作，则是天大的愿望了，简直是整个家族的荣耀。”③乡村精英们开始厌弃乡村，走出乡村走向城市，他们的离去不仅是乡村生活空间的离去，更是对乡村精神价值的背弃和彻底决裂。
乡村教育的城市化特征和精英式取向，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情感上都丧失了与乡村社会的任何联系，既缺少以先进文化哺育乡村文化的意识和行为，更缺乏对乡村社会文化秩序和农耕文明的基本关心。乡村教育的城市化特征和精英式取向可以让一些乡村少年通过发奋读书和努力学习等自身努力的方式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大门，从而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但是，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完成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这种乡村教育就像“漏斗”，吸收乡村社会中的优秀精英分子转移到城市中去，只给乡村社会留下一些无法进行乡村建设的“老、弱、病、残、愚”农民；这种乡村教育还像“采矿”，经过了没有科学规划的对人才资源的滥采之后，乡村社会越来越成为农民和城市眼中“面目可憎的家伙”，这对于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来说是釜底抽薪般的破坏。
（二）排斥乡村文化的课程设置导致乡村文化荒漠化
课程教育既能够承载文化内容，又能够有效传递文化价值。在课程教育中，文化的具体内容及价值精髓是其原材料，课程的形成要求必须对文化进行选择。站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城市文化先天地被多数人界定为是代表着“先进性”、“科学性”、“现代性”、“前瞻性”的文化，而乡村文化由于传统农耕文明的自身固有缺陷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相应地被定位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的”文化形态。于是在设置课程的过程中，乡村文化顺理成章地被排斥在课程之外。有教育界人士细致认真地分析了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结果发现：“在选文上，几乎没有直接阐述乡村文化或以乡村文化为主题设计的探究活动，能基本反映乡村文化的篇目在选文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1%。而在表达与交流中亲近自然的主题也只占6%。”④
其实早在1927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需要。”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实施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并且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样就为乡村学校在校本课程的特色化设置方面寻找到出口，也为乡村文化进入乡村学校提供了可能。例如，浙江进化镇的《走进梅乡》、河北邯郸的《走进峰峰，感悟生活》等校本教材的出版，再如河北宁晋县白侯小学的乡村锣鼓课程的开发等，都为传承乡村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乡村义务教育实施的新课程改革，依然套用的是城市教育模式。尽管新课程改革倡导教材的多样化，却不难发现，在我国当下的教育体制和升学压力下，乡村课程的设置实际上仍然复制的是国家课程体系，既没有反映和表达乡村教育的价值诉求，也不可能关照到乡村社会生活。而且，乡村课程中最有可能表达乡村文化的自我价值同时也最能反映和体现乡村实际生活的校本课程，由于缺乏课程开发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理念，缺少课程开发的必要人才资源和物质条件，从而使校本课程成为空谈。在教学过程中，校本课程也不过是课程表上的一个点缀符号，它不是“今天让位给语文、数学课”，就是“明天变成了学生的自习课”，而根本不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普遍实施。
事实上，在目前乡村教育的课程中既没有用科学、辩证的态度看待乡村文化，也没有为乡村文化的传递留出空间和机会，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不断强化和放大城市文化的现代性、科学性，造成了乡村少年对本土知识、乡土文化的不尊重，甚至鄙视。在城市化的教材中，无法找到自己土地上传承千百年的节日风俗、民间故事、山歌民谣、地方剧、民间手工艺等古老民族文化，对自己家乡、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和资源一无所知。他们一走进教室就充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没有人来激发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培养对家乡的爱，促进他们承担对家乡建设的责任感。由于他们整个的学生生活都“与乡村无涉”，乡村学生找不到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亲切感，找不到“根的感觉”，无法从根本上形成对乡村价值的认同。“毫无疑问的是，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藐视自己父亲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地疏远这种环境……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途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⑤
（三）和而不同——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谐发展的文化意义
2010年9月10日，温家宝在第26个教师节赴河北兴隆看望中学师生时说，要提高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必须加强农村教育。由于我国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向城市倾斜的政策，结果教育的“马太效应”渐显，出现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面对此种情况，有人大代表曾经形象地形容：“乡村学校越来越像非洲，城市学校越来越像欧洲。”要改变这一状况，既不能坚持乡村中心的发展道路，也不能继续城市中心的发展路径。因为“任何一种极端化的发展方式都是不恰当的，会导致偏狭的文化实用主义，严重者会变成具有很大攻击性与破坏性的反智主义，对文化的积累、传承与生产造成极大的伤害，从而在根本上危及民族的实力与生存”⑥。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和而不同”的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均衡文化发展道路，既要改变教育发展进路中“先城市、后乡村”的城市化价值取向，又要变“离农”的乡村教育价值理念为“为农”的乡村教育价值理念。所谓“和”的发展理念是指在发展城乡教育的过程中用与城市教育相同的发展政策来公正、公平地对待乡村教育的未来发展，用与城市相同的水准来发展乡村教育，为乡村教育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机会，做到既用城市文化中的优良价值理念完善乡村文化中的落后愚昧的价值传统，又能够传承和延续乡村文化中的本土价值。所谓“不同”的发展理念是指应当立足于乡村实际，尊重乡村教育的个性特点，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使“乡村教育”更像“乡村教育”。
片面地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离农”教育虽然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却导致乡村未来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不断涌向城市，造成乡村人力资源的流失与匾乏，结果从根本上延缓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纯粹坚持“为农”的乡村教育，建设完全面向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劳动的乡村教育也是不现实的，农民应该掌握的知识也不应该只是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因为城市文化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到乡村社会，与城市文化相比，“现实的乡村生活对孩子们而言实在太缺乏凝聚力、吸引力”⑦。而纯粹追求为乡村服务的“为农”教育虽然可以让乡村少年内心充满对乡村生活的尊重，可以立足于乡村，扎根于乡村并服务于乡村，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做法会强化乡村与城市的区别，阻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这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乡村青少年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阻碍未来各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在这样的悖论之下，乡村教育应该重新设计。必须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既不是单纯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离农”教育，也不是纯粹的为乡村服务的“为农”教育。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既要强调城乡教育一体化，又要突出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不同特色，促进城乡教育和谐发展。
在城市教育中适当强调乡村文化的优良传统，强化为乡村发展服务的功能，可以帮助城市少年理解乡村文化，并对乡村文化价值表现出起码的尊重。社会发展建立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基础之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点、长处和可取之处都是其所属社会中劳动大众的智慧的结晶。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既要吸收异质文化的智慧之处，又要允许各种文化自由发展。城市教育就要培养学生承认文化并存的多样文化观，使学生认识到文化类型是多种多样而非单一化的，树立正确看待不同文化的“求同存异”的科学态度。而乡村教育的发展则需要改变思路，更新观念，从一种广阔的视角去关注乡村文化的特质与走向。这就要求乡村教育不断加强乡村学校与乡村生活的联系与沟通，将地方性知识和乡村文化有序地渗入到课程体系和教材开发中去。既然让当前的乡村教育培养“适于乡村生活的人”似乎不太可能，我们似乎可以转变思路，让乡村教育致力于建设“吸引人”的乡村生活方式⑧。通过此教育使乡村少年既能够正确认识到乡土文化所蕴涵的发展潜能和智慧，又能够克服他们对乡村文化发展能力的悲观和自卑的态度，预防其在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乡村文化价值的“集体性遗忘”。特别要努力培养广大乡村少年使其成为不仅了解城市社会和任何外部世界知识的一代，而且成为熟悉和了解自己本土知识和智慧的一代，成为能够综合本土知识和外来智慧的一代，并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知识和智慧建设乡村社会的美好未来。
二、乡村教育应对农民和乡村少年进行价值引导与文化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