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的学者派乡村文化建设理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社会经济破产，社会失序，基本上呈现出全面颓废的态势，几至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乡村文化的调节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当时，一批有识之士抱着“振兴农业”、“拯救农村”的强烈愿望，纷纷为救活中国乡村而加紧奔波，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践，旨在为破败的中国乡村寻找一条出路。他们对乡村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教育等问题见解不一，认识有差，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与学识提出了不同的解决乡村危机的途径，但是他们的建设理念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看到了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革的重要性，并力图通过乡村教育和改革来拯救乡村文化。
（一）梁漱溟“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乡村文化教育思想
梁漱溟（1893~1988），被称为是中国“最后的儒家”，他毕生致力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而且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最终导致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①在梁漱溟看来这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进行文化建设，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他力图在不改变、不破坏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拯救日益破败的乡村文化，重建秩序。力图通过乡村建设，将民族自救与创造新的人类文化两项任务一举成事。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新文化，救活新农村。这个新文化是要从中国的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创造新文化要以乡村为根，要以中国的老理为根。”②梁漱溟的新文化的内容是有其针对性的，即针对农民身上存在着的不良生活习惯，目的是通过推行新的法制礼俗，代替旧式混乱的社会秩序。
1.农民自觉，乡村自救
第一，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成人教育。梁漱溟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③实现农民自觉，必须通过加强以农民为主的乡村教育来实现。在乡村民众教育中，梁漱溟尤为重视成人教育。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由知识分子领导普通民众去完成文化改造的活动，培训社会整个进步，教育是其主要路径。因此，进行乡村建设必然也要由乡村教育开始。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改造期，要建设乡村，就必须尽快改变中国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现状，这同样也必须依靠教育。他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④梁漱溟认为，“教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坚持做好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乡村教育是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因为，当时中国的乡村社会中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一时之间使得需要学习的人员倍增，尤其是“大多数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方未成熟者，势非以教育不可”⑤。再加之，“社会生活复杂，儿童远于社会，未及参加，在学习上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又为要能启学习之机，唯成人乃感需要。即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徒费精力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又以成人教育行之”⑥。
第二，乡学、村学的教育实践。乡村学校是整个乡村建设的中心一环。梁漱溟认为：“教育是生活的向上发展”，主张将“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梁漱溟在河南开办了“村治学院”，尔后又在山东邹平等地兴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的思想贯穿到行政改革中，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梁漱溟说：“我们在邹平正在实验着行政机关教育化和教育机关化的理想，用村学代替村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就是县政府——乡学、村学。”⑦村学是乡村改革的最基层组织，顾名思义，村学就是一个乡村学校。梁漱溟认为：要管理好乡村，必须利用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尊师重道、敬长尚贤的心理。乡学村学的设立，就是梁漱溟所主张的把教育从课堂搬出来，打破学校的传统教育而代之以社会式的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化社会为学校。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教育民众化。在村学和乡学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要先组织董事会，推举出学长及常务董事，并由县政府礼聘。梁漱溟把学长摆在各区民众师长的位置，主持教育，不负事务责任。学董会是村学或乡学的办事机关，县政府从学董会中选出一人，并委任其为理事，负责处理实际事务。教员一般也是经县政府介绍学董会聘请，或者由县政府会向各乡学直接派出辅导员，辅导乡学的一切行政事务与日常事宜。
村学中分别设有妇女部和男子部，通过识字、唱歌和精神讲话等方式进行授课，以供成年人学习。教育内容，除识字教育以外，还有“因时因地制宜功课”，各乡学村学还根据地方环境特点设立了一些实用课程，如有匪患的地方设立防卫课程，山区开设了植树造林课，种棉区设棉知识补习班，养蚕区开养蚕知识补习班等。即包括职业教育、自卫训练及风俗改良等。到了冬春农闲时节，会在村学中成立共学处和高级部，义务对青壮年进行教育，高级部更是为曾经接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有过受教育经历的青年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课程主要着重史地和乡村问题研究，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乡村事业干部人才。在乡学、村学的教育中，除了对音乐教育、社会改良事业、社会建设事业颇为重视外，还主要抓精神陶冶和生产技能教育、合作社组织、农业技术等内容的教育。
第三，以民族精神为主的伦理道德教育。梁漱溟十分看重道德伦理建设的作用，“人生向上，伦理情谊”是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精髓的概括。他认为精神陶炼比知识技能训练更为重要，想要改良现有体制就必须从改变人心做起。要改变人心是绝对不能依赖单纯的政治力量，而是要依赖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以礼俗代替法律，让多数人从被动转到主动，从消极散漫变为积极团结，以便敦促乡村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地养成新习惯，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或新的文化运动。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了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他认为中华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和，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在邹平乡村实验的乡农学校或村学、乡学中，都设置了精神陶炼科目，主要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培养和树立合理的人生态度与指点修养方法，讨论人生实际问题，分析中国历史文化。
此外，梁漱溟在邹平设立了一些道德协会，这些组织是在乡学村学的鼓励下，村民们以互相劝诫和互相监督为目的组建起来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清除那些在个别村或乡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道德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很有启发意义和帮教作用。协会每天还要召集全村人一起“朝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身操，村民们一起唱歌、呐喊，听学校领导或某位老师演讲。通过以上活动，乡村里存在的一些鄙风陋俗，如求神、拜佛、毒品流行、女孩缠足、早婚等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2.梁漱溟乡村文化教育思想对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张汝伦曾这样评价梁漱溟：“他不但大规模地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而且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对中国乡村问题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即使到今天，思考中国乡村建设的学者们仍执著于某一单方面。从表面分析，梁漱溟的乡村文化教育理念似乎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在纷飞的战火中无奈的结束了。而事实上，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造成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建设理念存在着与当时社会环境、人文生态并不完全契合的主张。他过分估计了人性之善，过于信任干部的道德力量。而且在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的阶段，不断给广大农民强制性灌输儒家理想人格的崇高境界，这必然会引起大众的反感，只能是曲高和寡、呼而不应，而且还会在广大农民中间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虚伪性人格特征。但是，梁漱溟力图把西方文化的功利取向与中国儒家理性伦理及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却又可以防止人们道德理想的空虚。梁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及文化建国的实践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当时的乡村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体来说，梁漱溟的乡村文化教育思想对今天我们进行乡村文化建设越发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现代启示意义。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所要创造的新文化，必然是包容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并萌生于中国看似已经衰老但仍蕴含生机的老根——乡村的文化形态。文化伴随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新的乡村文化只能从旧的文化中发展出来。中国乡村新文化只能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革新，而绝不是对外来文化的简单移植。在势不可挡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作为中国最稳固的乡村不免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吸纳现代文明并非坏事，但如果将之建立在摒弃和遗忘原有的丰厚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如果乡村社会丢失了全部的文化传统，使传统乡村文化丧失主体地位，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社会组织制度的基本架构，认为乡村建设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而是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这告诉我们，在现代乡村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不能只是进行硬件设施的建设，还应该实现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实现乡村社会的政治文明，通过系统化的改革和提高，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建。
梁漱溟认为完善的乡村教育必须要集合全国知识精英的智慧和力量，以学术头脑和理性思维规划乡村的未来发展蓝图，从而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心乡村前途命运的舆论氛围。这也提示我们，当前进行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同样需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并为之出谋划策，成为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在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悲悯贫苦的情怀，以及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乐于践行的优秀品格，都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景仰并发扬光大。
（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试验
晏阳初被国际社会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被认为是“跨进泥巴墙”的“科学布道人”，是第一个把在中国人群、中国本土创建的平民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制度传播到国外，使之在国外落地生根的中国教育家。他非常关注人的素质的培养：“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他的信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提出“开发脑矿论”，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连环扣合、整体推进，进而走上乡村整体教育、系统改造的道路，值得高度重视。
1.四大教育：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
晏阳初将中国乡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即文盲率高、生活水平低、体弱多病、自私不团结。针对此病症，他开了一个药方，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个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整个的人。即使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那中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知识力”。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经过四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晏阳初深知要救农民之“愚”，提高农民的素质，就必须使“农民科学化”，使“科学简单化”。在定县，“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能够使农民学到更多的知识，走出无知和愚昧，他们通过向农民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推行改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害等举措送知识下乡，“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为此，他们编写了600多种大约60万字的平民读物，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知识的传播。同时，他们从民间文艺中搜集和选编了民间谚语、民间故事、民间实用绘画、歌谣、乐谱和笑话等资料，在农民中间创办农村剧社，组织歌咏比赛，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精神的陶冶。
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农民“生产力”。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应以适应、改良并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为目标。“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晏阳初告诉我们：如果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运用学到的技能去进行乡村建设，仅仅是教会了农民多认识了一些字，多掌握了一点劳动技能，那么这样的平民教育是毫无助益的。因此，“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在农村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那些有头脑、能干的中青年农民“志愿者”做“示范农户”，积极主动带领其他农户学习新技术，使用新技术。他们还在定县创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并帮助农民创办合作社、自助社、合作社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开展一系列经济活动，以帮助他们走出困苦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