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是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具体来说，陶行知主张学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和个人的成长需要组织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以及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当时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完全以城市为其价值取向，“它教人离开乡村向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由于严重脱离乡村社会实际，结果“农人子弟教成了书呆子；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陶行知从当时中国乡村、农民和乡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出发，希望通过办理适合农民，符合乡村实际需要的教育事业，“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利用教育的力量，改造乡村社会，进而改造中国社会。陶行知认为，要充分利用乡村社会中的实际生活环境和实际生活状态与文化要素去建设“活”的乡村教育，去发展学生们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本领。他说：“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陶行知提出“教育与农业携手、建设科学农业”的口号。他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乡村社会的土壤中，才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如果教育与农业毫不相干，那么教育就成为了“空洞的、分利的、消耗的”教育；同样，失去教育支撑的农业，也会失去向前发展和促进的媒介。
乡村教育的使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筑工业文明”。如果说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是陶行知所主张的乡村教育的“为农性”，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发展趋势。相反，他以动态的、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国。因此，发展乡村教育也不应该完全限制在乡村社会。主张正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城市打成一片”的乡村教育蕴涵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理念的另一特征，即乡村教育的“离农性”。1927年，他提出：“我们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中国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1932年，他在《怎样办乡村教育》一文中，提出办理乡村教育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就是：“要放开眼界，纵的要看看，横的也看看。从纵的方面，看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再从横的方面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现在世界的潮流背景又是怎样？”他极力反对批评那种把乡村教育完全局限在乡村一隅的做法，明确指出乡村教育的真正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这也就意味着乡村教育不仅要面向乡村生活，为农业、乡村和农民服务，还要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服务。
提高教师素质与提倡师范教育下乡。陶行知指出，办好乡村学校的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有了好教师，就等于有了好的乡村学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不应该是关起门来办学，脱离乡村社会实际的书呆子，而是视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发展为己任，积极置身其中并为之作出贡献的改革者和实践者。他眼中的好的乡村教师，其作用在于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发展，使社会信仰教育，使科学农业著效，使乡村自治成功。这样的乡村教师，最具有爱心，最具有奉献精神。他们爱学生，“肯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乡村儿童”；他们心里装着农民，愿意把“整个的心献给农民”，心里“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基于此，陶行知也对当时旧中国乡村教师的培养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中国的师范教育多半设在城市里，城里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不能适应乡村生活，更不了解乡村儿童的需要，往往不愿到乡村去工作。即使从乡村招来的师范生，在城市生活几年之后也很少再愿意回到乡村服务。因此，他主张师范教育要下乡，走乡村师范学校培养乡村学校教师的道路。1927年3月初，陶先生接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同赵叔愚先生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初名为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2.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陶行知认为乡村学校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承担着传承外来文化和影响乡村社区社会文化生活的功能。早在1918年，陶行知先生就曾说：“鄙人谓教育能造文化。”他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最终实现“农夫农妇人人读书明理，安居乐业”。陶行知所践行的乡村文化普及让广大劳动民众有机会享受以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掀起了一场新的文化下移运动。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立足中国乡村，适合农民需要，既不照搬欧美教育模式，也不步城市教育和传统书斋式教育的后尘，彻底告别那种“为教育而教育，与社会需要完全脱节”的路子，把乡村教育的目的定位于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以解决乡村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这无疑对社会是有用的。然而，环视当下的乡村教育，其教育内容过于城市化，与乡村生活毫不相关，所传授的知识完全是应试教育的需要，只对考得上大学的人有用，对绝大多数上不了大学的乡村青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若升学无望，则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大多数乡村青少年在接受了这种城市化教育与应试化教育之后，陷入一种尴尬的地步，他们“种田不如老子，管家不如嫂子”，甚至无法适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生活，从而经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更不要奢望他们去改造乡村，创造美好的乡村生活。要改变这种状况，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教育生活化，无疑对我们弥合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之间裂缝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陶行知主张的乡村教育使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筑工业文明”，无疑为我们化解当前乡村教育“离农”和“为农”的矛盾提供了积极的启示。而“为农”和“离农”作为现代化进程下我国乡村教育的双重使命，也提醒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中，我们既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与环境，要保证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职能；同时也要认识到，乡村文化建设不是单纯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样只会造成文化复辟，不利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也不利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做到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吸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1921~1978）
与学者们的社会改良运动不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建国前后这一段时间，乡村文化建设是通过革命和改造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建立服务的。
（一）以革命思潮为主的乡村文化建设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领导和组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旧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积极宣传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启蒙中国革命人民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特别是建立了新的包含革命内容的乡村文化，力图提高农民阶级的文化素质和革命精神。实践证明，乡村文化建设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不仅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而且使广大农民最终从心底承认和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1.大革命时期提出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传统历史文化的弊端与不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提出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必须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改造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不断加强乡村的文化建设。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就发现，在封建半封建社会，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抑和摧残。他指出农民是乡村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可见，进行革命不仅仅是要农民获得政治、经济上的解放，更要使他们获得思想、观念与文化上的解放。农民只有在思想观念上自觉地去批判压抑的旧思想，摧毁剥削的旧制度，并主动投身到翻身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推翻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创立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同时开设农民夜校，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革命教育、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广大农民革命思想的觉悟提高。农民革命热情的高涨和革命觉悟的提高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农民夜校为例。当时以毛泽东和彭湃等人为突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和农民运动骨干在乡村创办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思想文化教育。他们不仅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而且注重启发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对乡村教育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再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例。从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广东先后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45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为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干部力量，也为全国各地农村的思想文化教育提供了骨干力量。与此同时，还利用演戏、讲演等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封建腐朽思想受到制约，赌博、吸鸦片等现象都被禁绝，广大农民接受了新的政治教育和文明教育，新的文化力量不断出现，社会秩序井然，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气象。
2.中央苏区的乡村文化建设
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是指，自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直至1934年10月，在这段时间内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涵盖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社会心理与风俗习尚和该区域人民精神面貌的新型区域文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开始认识文化在苏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阐明了文化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党的文化方针和政策，积极推动文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并设立了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专门负责苏区的文化建设。从古田会议提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到湘鄂赣省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铲除一切旧道德和封建礼教，建立工农阶级的文化事业，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确定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即“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苏区的文化事业，而且使苏区文化成为建设苏区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第一，制定相关的文化教育政策，大力加强乡村的文化教育。苏维埃政府明确指出：为了教育工作迅速地、彻底地转变，为了顺利地完成目前教育的中心任务，必须无情地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作斗争。只有在这一思想斗争的开展下，才能真正为着战争的需要，刻不容缓地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1931年9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指导方针及具体内容。1932年8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文化教育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更是强调：对于文化教育的怠工，简直是革命战争的罪人。通过以上这些文件，中国共产党苏区确立了文化教育的重要地位。
第二，强调农民是受教育主体，保证农民的受教育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民的受教育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则将农民的受教育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2条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免费的国民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
第三，大力发展多种教育形式，使广大农民普遍接受教育。在每个乡村都设立一所列宁小学，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保证6~10岁的学龄儿童都能够进入学校学习。据统计，1934年，在苏区的2932个乡中，建设了列宁小学3052所，吸收学生89710人。除了设立列宁小学之外，中央苏区还设立了以政治教育和识字扫盲为中心的夜校和识字班。识字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学习，规定每人每5天需要认识5个生字，每人只有认识到3000字才能算是脱盲。此外，县、区文化部门经常举办识字比赛，推动识字运动的开展。据统计，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2932个乡中设立夜校共6052所，吸收学生9710人。毛泽东同志对此现象也是十分感叹，他说：“尽管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曾经也是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现在的苏维埃区域正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