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随后中央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担负对政府相关职能机构的领导。毛泽东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并进一步指出“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的，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察之权。”显而易见，将政府机构置于党的组织系统之中，是典型的党政不分的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这种一元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可以在毛泽东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的批注中得以说明，“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可以说，南宁会议之后党中央各种“小组”的成立及其对政府相关职能机构的领导，一元化的集权治理模式开始形成，由此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开始遭到破坏，慢慢走向“集权”和“个人领导”的局面。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的破坏和“集权”有了加剧性的发展和表现。成都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语录式论断，是党内“集权”发展和个人崇拜的戏剧性写照。庐山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却由于毛泽东的“主导”而演变成了对所谓“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揭发与批斗。至此，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遭到了严重破坏，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有集中，而且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这种极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状态下，别说党员或党员干部的党的“主人”地位和民主权利保障的问题了，即使是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集权”和“个人崇拜”的氛围下，很难做到对党的这一根本组织制度的正确理解和阐释。“从‘七千人大会’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和分析来看，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一个，那就是集中，民主只不过是集中过程中的环节或手段而已。这样，大会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使‘民主’失去了与‘集中’的同等地位。在这样的格局下，党内民主不但没有走出危机，相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
3．党内民主的严重危机（1966－1978年）
从党的建设和党员权利保障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的严重危机和灾难。“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中央的权力集中于个人，地方和基层的党委都要“踢开”，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党员既无民主权利保障，也无处行使民主权利，也就不存在党内民主问题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九大通过的党章干脆取消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党内民主彻底失去了制度和法规的基础。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倡导的是“大民主”，分析很有见地：“从形式看，‘大民主’是大参与、大动员的民主，但从本质上看，是非制度化的民主，非理性的民主；从功能看，‘大民主’所要实现的不是权利，而是按既定意志改造权力结构。因而，从根本上讲，‘大民主’既不是民主的形式，也不是民主的手段，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人崇拜的手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这样评价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这一评述，同样适用于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内民主的发展实践，也是“永远不允许重犯”的深刻教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党史学界关于历史新起点的不同认识，有1976年为起点（“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垮台），有1978年为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其他观点，如以党的十二大为起点等。本章前面也有论述，采用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历史新起点”的观点。因此，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也放于这一阶段之中。
（四）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觉构建阶段（1978-今）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建设的伟大转折，此后党员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党内民主建设得以逐步恢复和深入发展。这一阶段之所以为“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觉构建阶段（1978－今）”，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继续解放思想，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新认识；推动制度建设，党内民主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明确党员主体地位，党内民主发展培育了新动力；着力推进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发展实现了新突破。
1．继续解放思想，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新认识
1978年，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束国内动乱到开启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分析党内思想僵化状态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在官僚主义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等面貌面前，党员“只能奉命行事”、党员“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因此，邓小平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著名论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一论断，实际上提出了以民主推动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党的各级组织与广大党员，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打破党内思想的僵化困局、才能打破党内制度与体制的僵化困局，从而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从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党的建设才获得了发展的根本主体、获得了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动力主体。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明确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创新，把这一思想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江泽民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中提出的：“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都无从谈起。”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体现了党在解放思想的实践中，对党内民主获得深刻认识的重要成果体现。胡锦涛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继续解放思想”是十七大报告的主题词之一，深刻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法宝，是“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的法宝，也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宝。“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党员主体地位”的明确提出，是新时期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认识成果。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生命力来自于党的创新活力、来自于党的团结统一、来自于党员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新时期必须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来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以扩大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既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具体表现，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实践的认识成果，更是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努力方向。
2．推动制度建设，党内民主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注重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家层面的民主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作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更要首先做到制度化和法律化。“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不难看出，邓小平实质上提出了民主发展的根本途经，即“用制度规范和保障民主”。这一点，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明确：“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关于以制度规范和保障民主的思想，不仅限于党内民主层面，而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推进上来设计这一“根本途径”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逐渐将这一“根本途径”上升到“政策”的层面来固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以制度规范和保障党内民主，这一思路在之后的历次党的重要会议中不断得以确认和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地提出了“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都明确了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
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果。1990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1993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1995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1996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2004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保障条例》，2009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党员民主健康发展的根本途经。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制度的建设及实施，对于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理顺党内的权力来源与结构、构建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形成了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的制度及制度运行机制，实践中也有力、持续地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明确党员主体地位，党内民主发展培育了新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员主体地位”的概念逐渐提出、内涵日益丰富。
2005年，有了“党员是党的行为主体”的提法。2005年1月14日，《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2006年，有了“党员是党的活动的主体”和“党员队伍主体”的提法。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通过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必须始终抓住党员队伍这个主体”。“党的行为主体”、“党的活动的主体”，这些提法已经明确了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是基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
2007年，“党员主体地位”的概念正式明确提出来了。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2009年10月10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胡锦涛指出：“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从以上引证与描述中，不难发现，自2007年“6.25”讲话明确提出“党员主体地位”概念以来，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先后使用“坚持”、“尊重”和“保障”，体现出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深度日益清晰而深刻、实现力度日益增大而坚定；二是从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层面上升到党内民主发展的更高层面，从“党的先进性的表现主体和重要基础”上升到“保障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的高度。这两个特点从整体上深刻说明了党员主体地位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基础性、根本性与动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