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与自然就开始了不断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时空过程，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史。
而先民们对自然界不但崇敬而且还常常带着恐惧，远远没有后来人类那种征服一切的野心以及和天斗、和地斗的愚蠢和狂妄。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各种动植物造型透过邃古的迷雾，清楚地向现代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古蜀人不仅认为“万物有灵”，而且认为是多神形态，于是他们不但崇拜天、地，而且还崇拜鱼、鸟、虎、蛇，甚至青蛙和猪，受外来习俗的影响，他们也崇拜龙。
据考证，正是以鸟为祖神崇拜的部族和以鱼为祖神崇拜的部族结成联盟后，共同统治了蜀。
研究三星堆的专家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指出，在二号坑出土的大神树，上方有代表太阳的图形，两侧有云气，全树共有27果9鸟（如果残断未能复原的树枝上也有鸟，则应是10鸟），还有一条长度4米左右的龙；小神树枝头的花果上也站有人面鸟……这些可能代表传说中的“扶桑”、“若木”，和太阳神崇拜有一定关系。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代表东方天帝的帝俊就是鸟首人身，他的妻子是太阳的母亲羲和。羲和生了10个儿子，让他们在东南海外的甘渊中沐浴得鲜洁明亮后轮流升向天空，照耀大地。甘渊中有一棵高几千丈的大树，名为扶桑，是10个儿子经常居住的地方，9个居下枝，1个居上枝，以乌鸦作为运载工具，轮流出现在天空。一个太阳回来后，另一个又从扶桑树上慢慢地升起，而回来的则是从若木上慢慢爬下来，经过昧谷入虞渊，穿过地下的幽都（黄泉），又回到扶桑树上……
因此，三星堆发现的这两棵神树不但和太阳神崇拜有关系，而且也表明了中国早期的树崇拜。世界早期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中，大多有关于“宇宙树”或“生命树”的记载。三星堆高大的神树，便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高大的“宇宙树”、“生命树”的青铜制品。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人面具、人头像和兽面具。所有的人面具和兽面具在造型上都有一个显著特点：不是写实性的，而是模型化的，是充满了怪诞奇异的幻想和夸张的作品。这是夸大了祖先和自然神灵的功能，并表示极端崇拜的作品。人面具是祖先神灵寄居之所，兽面具则表现的是自然神，是各种自然神灵寄居的地方。
特殊的“山水文学”
中国的古人们在认识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山水文学”。山水文学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和大自然从恐惧、依赖到相亲、相融的变化，而且也折射出人对自身价值的发现和追求。山水文学主要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对话和情感交流，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的是人不断调整和自然界的关系及位置。
因此有人说，山水文学的发展史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山水、和自然界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云飞霞动、鹰翔鱼游乃至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都给古人以灵感，促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乃至由此派生的书法艺术。早在上古时代文艺便与山水结缘，亲近自然的道家是我国最早的哲学学派之一。庄子主张“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优哉游哉倘佯于山水之间，在亲近自然的生活中，庄子哲学和美学由此产生。而借山水以传道，对中国的山水文学也有深刻的影响。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许多乱世中的文人雅士在对现实极端失望和不满中，选择了远离尘世、独与大自然相亲的“隐逸”之路，并且孕育出了悠久而古老的隐逸文化，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便是其中的代表。竹林七贤们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优游山水、心游太玄的风范对晋宋间山水文学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致有人认为他们是山水文学的开路者，但实际上对他们说来，也许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一位真正找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且能摆脱世事的覊绊，潇洒地欣赏山水之美的是被称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从他的《归去来兮辞》乃至《归田园居》和《饮酒》等诗篇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把对人格自由的追求和对山水的审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千古名句。在《归田园居》五首中，他揭出了一生的基本思想——“返自然”，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唐代的王、孟、韦、柳等人都极力模仿他，宋代的苏、辛等大诗人也十分崇拜他。
山水文学的正式出现是在陶渊明之后的谢灵运笔下。谢灵运一生极好游山玩水，写出了许多山水诗，有的诗意境很好，词句也很凝练，但由于他只视山水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很少认为对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灵性的，因此便没有进入物我相融的境界，再加之写法上过于雕琢，过重骈俪，因此他的作品有时便表现出对山水和大自然的隔膜了。
直到唐代以后，作家们才终于解决了人和自然山水间的隔膜，盛唐时代，富于激情而又才华横溢的他们，终于把中国的山水文学逐渐推向灿烂的高峰。出现了“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能静静地与大自然交流，达到物我两忘的王维等人，写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作品。
王维、孟浩然、岑参、王之涣乃至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永州八记》的作者柳宗元等人，都有咏颂大自然的传世之作，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大自然给予了他们无穷的灵感，而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也是有灵性、有感情的，物我一体，相互参与，写景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正如宋朝辛弃疾词中所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过去我们对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以及山水文学中包含的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智慧，研究得是很不够的，今天我们在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研究，以便反思和借鉴了。
除了山水文学之外，中国还有一些文化现象和大自然密切联系，森林美学便是其中之一，而“竹文化”又是森林美学的重要分支。
2001年10月，在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和“蜀南竹海天下翠”的四川省宜宾市举行了“第三届中国竹文化节”。在这次竹文化节上还举行了“国际竹林培育加工利用学术研讨会”和“全国竹业工作座谈会”，参加的除中国的专家、教授、产竹地区的代表外，还有来自国际竹籘组织和德国、比利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印度、英国、印尼、日本、斯里兰卡等国的专家、学者，七个国家的大使、两个国家的公使和四个国家的外交使节。
研讨会上，除了广泛讨论和研究了发展竹产业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乃至扶贫工作的关系，发展竹产业的各种项目和技术问题外，还讨论了中国远源流长的竹文化。
考古证明，中国开发利用竹子已经有上万年历史。竹不但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经济密切相关，而且和中国的文化密切相连。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便开始使用竹制品，以后甲骨文中出现了对竹的记载，《诗经》中也有咏竹的诗篇。西周到秦汉用竹片制成的“简”书写文字，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最初的原料也离不开竹。汉字日常使用的几千字中，带“竹”字头的就有200多个；在人们常用的成语中，以竹为喻的也不少，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雨后春笋、罄竹难书等等。
竹四季常青，姿态优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在园林艺术和美化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竹的不畏风寒、洒脱虚心被人格化后不但产生了浓厚的诗情画意，而且有“君子”之称，成为崇高品德的象征，“松、竹、梅岁寒三友”和“梅、兰、竹、菊园林四贤”表达的都是人们心灵和道德的追求。正因如此，南北朝期间便开始出现了咏竹的诗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才咏出了：“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今诗词歌赋中，出现了大量赞竹颂竹的佳作名篇；在历代画家的画笔下，松、竹、梅也是十分常见的题材。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便擅画兰、竹，他的诗《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既是咏竹也是言志，竹和人已经融为一体了。
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没有竹，中国的文化宝库必然会失去许多光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必然会产生一些遗憾。
对竹如此，对其它的花草果木乃至江河湖海、山川田园、天象自然……又何尝不是如此？认真地研究这些文化现象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加以继承和创新，对建设21世纪我国的绿色文明必将大受启迪、大有裨益，对立国安邦也大有好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