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
第三天，星期四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无能；他是一位老练而又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知道普赖斯是两个人里比较笨的那个，于是先提审他。审讯室里，卢？斯莱德律师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伯恩斯开始了。
“听着，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从头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说明一下，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那么，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他承认了自己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受伤的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惊慌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根据公开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全部证据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庭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被告身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宣告结束。
“我要申请延长警方的拘押。”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四点如何？”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没必要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路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头后离去了。
在驾车返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斯莱德律师认为，事情并没有照着他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辩方所指望的愚蠢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绝对有罪。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这些材料。不管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且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佛尔监狱”最近的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尔罗斯医生工作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列队平台、灯光和单面透视镜用于辨认，证人不会被疑犯看见，不会发生疑犯用目光威胁证人保持沉默的事情。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镑的报酬，在队列中站立一会儿，然后就可以离开。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排人，并仔细说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卢克？斯金纳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因为伯恩斯对媒体颇为反感。反正，斯金纳能应付得更好。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在食堂里饱经冷嘲热讽，但在有些场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怎么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但重伤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陈述。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者头部肿大且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于公众，自星期二以来，在托特纳姆或者埃德蒙顿地区，有没有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就此失踪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跛脚的男人，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八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