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赵树理读到后欣喜若狂，“象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觉得毛主席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随后，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高度肯定赵树理的创作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胜利”；
1947年陈荒煤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从以上作家自述和解放区最主要的文艺批评家的论述来看，赵树理的文艺创作的确是契合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且赵树理此后的创作是自觉地实践着他所理解的《讲话》精神的。到1948年《邪不压正》发表后，赵树理被有的人捧之上天，被有的人按之入地，而到《金锁》事件后，赵树理的创作显得完全不合时宜。因此，看似明朗的赵树理与《讲话》精神的关系就变得不再明朗起来了。
1942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这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艺的论述。如果我们暂且绕开我们熟知的《讲话》的具体内容，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讲话》就具有言说之外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要回答中国抗战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论及文化时，强调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大众的文化。而《讲话》的目的对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整风，虽然全国的抗日战争仍未结束，但在解放区来讲，紧迫的反帝任务基本上完成，文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文艺的改造。因此，“大众”的问题成了《讲话》首要论及的问题，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借助于“大众”，《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命题，“我们所说的文艺服务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这样，在《讲话》话语中，“大众”本身并没有获得具体的独立的含义，而成为一种修辞，变成了新世界中的新人物，文艺为群众服务自然就转变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这种观念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就有了合理的基础。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延安展开了对《讲话》的学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差异被夸大为一种彼此的对立矛盾，这两者的关系被片面地规定为被改造者和改造者的关系。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中，首当其冲的是“王实味事件”，此后，鲁艺领导者周扬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何其芳和周立波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自我清算，“文抗”成员丁玲、艾青、舒群、刘白羽等也进行了“脱胎换骨”。经过五六年后，丁玲和周立波才写出了真正符合《讲话》精神的新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在这种氛围中，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了“有罪”意识，而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思想改造，开始放弃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明白了文艺是“党”的文艺。
但是，座谈会的召开，新的文艺规范的建立，使解放区文艺界急需新的范例、新的榜样、新的实证，但延安及周围地带，除大规模的群众文艺运动，在创作实绩上不能不见萧条。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经历了三年冷遇后被新文艺规范的阐释者周扬“发现”了。
首先是赵树理的农民身份的认可。与许多知名的延安文人不同，赵树理并非是以一个有着相当创作成就和相当知名度的作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投奔革命的，而是以一个国土沦陷、家园被毁的北方农民出身的乡村学校普通教师的身份投身共产党革命的。这正是符合毛泽东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他本身就是工农兵的代表。其次，赵树理的小说的确有与毛泽东《讲话》在表层内容有相符合的地方。与鲁迅相比，毛泽东不是否定阿Q式的革命，而认为现实革命必须要依靠阿Q式的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先提出，新文化“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讲话》中言：“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农群众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重要。”“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这种论调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文艺的为工农兵服务，强调新文化与工农兵的联系，而联系的核心恰是对物质“实”利的重视。这正是一心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文艺大众化事业的赵树理的心中之言，正是在强调农民“革命”真正关心的是他们切身的“实”利及新文艺是为农民的大众化文艺这一基点上，赵树理和毛泽东的认识趋于一致。“革命”只有在能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首先是物质困境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人们的真正拥护，与革命相关的新文艺只有在首先关注农民的实际利益时才会受到农民的喜欢。周扬正是看到这一点后，以善于掌握文艺理论气候的气魄首肯赵树理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写的“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但赵树理并未读懂《讲话》的言外之意，并没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讲话》要求文艺的服务对象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兵，而事实是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兵士阶层也不过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因此“为工农兵服务”就只剩下为“农民”服务了。而这种“农民”形象是必须具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新人”形象，是必须承载着“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抽象概念的“新人”形象。通过这样的“新人”形象实际上要达到对新政权的歌颂和对现实敌人的暴露，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样，文艺为现实生存处境中“农民”的服务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农民”变得不再像农民，农民“革命”所真正关心的他们切身的“实”利被“新”式农民形象的抽象意识所置换，农民对物质的追求被置换为对纯粹的革命思想的追求，“工农兵”如同“大众”的概念一样变成了被不断言说的能指，变成了一种修辞。
而就赵树理来说，无论是他理解的《讲话》中，还是他自己的理解中，“大众”、“农民”的概念内涵是明确的，就是他眼中看到的现实生存处境中的农民。因此赵树理的“为农民的写作”不光在形式上强调它的写作是要“说”给农民“听”的，更主要的是指他自己要站在现实农民的立场上替农民说话，是真切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后为农民“实”利的着想。对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讲，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现实中生存与温饱的困境，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实际贴身的利益，只有在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获得满足的基础上他们才可能走向对人的尊严、自由等高层次需求的提升，只有在掌握物质财富，使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后他们才能真正走向新生，而这种对“实”利的追求便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赵树理正是通过这种对农民“实”利的反映来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种“为农民的写作”的价值追求才是根据地民众对他小说热情接纳最主要的原因。
赵树理认为对农民改造的关键是对农民物质生存条件的改造，在农民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之前，仅仅通过思想教育是无法实现农民真正的思想变革的，因此他说“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他首先关注的是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在现实中的“生存”与“温饱”困境。在老一代农民形象中，《小二黑结婚》中刘修德老汉阻碍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老汉给小二黑收养的童养媳是难民老李带来的一个“便宜”；《李有才板话》中，老秦给老杨“咕咚咕咚”磕头，行中国人认为的最高礼节，称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因老杨为他重新划回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反面的地主人物如阎恒元、李如珍，固然具有许多革命语义所规定的许多反革命特征，但赵树理更注意揭示他们身上对“实”利的追逐性，即他们的反革命选择与其说是反革命立场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物质“实”利占有的一种心理展现。而农村中的新人形象，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政治觉悟与“远大”的革命理想，在现实贫困的生活境遇中，他们的人生目标十分简单，也非常务实。“《小二黑结婚》中没提到一个党员”，小二黑和小芹只是因个人的婚姻自由受到金旺兄弟的现实压迫后才与新政府发生了联系；《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也是在注意到农民贴身“实”利的条件下很快和乡人混熟了关系，了解了村里的实际状况并解决了问题；《传家宝》、《孟祥英翻身记》中新媳妇更是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后才在婆婆跟前挺起了腰板。对赵树理笔下的这些人物而言，物质问题是他们存在最核心的问题，他们为物质而生，为物质而死，物质代表着他们心中最神圣的部分。而这种认识并未达到《讲话》对“农民”——新人形象的要求，因此有人批评《李有才板话》说“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因此形成本书很大的缺点”。
从20世纪30年代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起，赵树理这种关注农民“实”利的文学创作观念并没随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大众”、“农民”的概念内涵也没有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党的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时，赵树理就由衷地歌颂党并维护党的立场，但当农民利益受损时他又奋不顾身地据理力争，这在他之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清楚。也正是这种价值的坚持使赵树理的创作原则与毛泽东《讲话》中通过流动的“大众”、“工农兵”等能指所要实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有了潜在的不同，因此赵树理在他创作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与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是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40年代，这种冲突还不明显。理论家周扬有意识地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政治的解读，在把他定为“方向”性作家而强调他作品中“歌颂性”因素的同时，对他小说中不和谐的声音进行了消解，周扬在分析了赵树理小说与《讲话》具体内容一致之处的同时，消解了赵树理小说中对农民“实”利的关注，漠视了小说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问题的暴露，消解了赵树理小说中现实所指。
赵树理坚持走“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道路，他的作品中尽管也洋溢着对新生活的乐观，刻画出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但站在农民实际的生存状况的境地上，他作品中的世界不是一个透明的、完全光明的理想新世界，这偏离了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众”的构想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向，呈现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潜在的疏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