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本来就是民间社会中的一名艺人，不过是用他生命的本相展示民间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可以说他是真正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隔。我们从他小说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新政权带给人民的变化。“心灵，如同一块广阔无垠的感光板一样，显示出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投影。只有准确地把握和再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才能塑造出具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从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历史的面貌。”
《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从前是个孤苦伶仃的媳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被村里提名做妇救会主任，从此她马上变了个模样，她的思想是：
“遇事要讲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做模范。”接着她带领妇女们放脚、打柴、担水、采野菜、割白草等，和男人一样干活。还反对丈夫、婆婆的“毒打政策”和“苦虫哲学”。她的工作很顺利，并得到村中妇女的爱戴。在连年灾荒时孟祥英带领妇女挖野菜度荒，二十多个妇女，一共采了六万多斤野菜。野菜采完又领导妇女割白草，割了两万多斤，成为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
《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二妞以前家产被剥夺，流浪乞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成了妇联主任，不但自己的财产找回了，而且自己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她不仅从被压迫的位置中解放出来，还成为解放其他妇女的政治力量和她们的榜样。
《传家宝》中的金桂在新政权成立后，在村里的妇联会主席和女劳动英雄影响下，在村里可以自由活动，在家里也敢于与婆婆对抗和我行我素。
她想回娘家就回，根本不把走娘家当件稀罕事，她做事有自己的主张和做法，并不是婆婆怎么说就怎么做，对婆婆的无理挑剔总不去管它，并用自己的看法来反驳。金桂婆婆希望儿媳妇能够继承她的传统做针线活，可“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没有拈过针，做什么事又都是不问婆婆自己就做了主”。
在文章结尾有一段写金桂所记的一条条精明的细账，为女性地位的提高作了很好的证明。
从孟祥英、二妞、金桂等为代表的农民在新旧政权中的不同境遇中，我们看到了新政权确实给人民带来了好处。赵树理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幅真实的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在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在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新政权带给人民的地位的改变与提高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改变和提高并不是绝对的，在新政权中仍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与旧社会相比，妇女的地位的确有了改变，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妇女自己的女性意识并未真正觉醒，在她们的意识里没有为自己争取与男人有平等地位的意识。因此，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女性主义角度而言，妇女并未真正解放，妇女在家庭中、社会中没有足够的地位，而造成这些的根源是新政权本身体制的不完善。在赵树理看来，当时中国乡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来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条体系（性）的工作安排，而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的”。
我们从金桂、孟祥英的变化中看到了妇女地位的提高，我们说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金桂、孟祥英这类妇女的女性意识并未觉醒，在她们看来只要跟着党走，与党走得近就会被社会认同，丈夫婆婆就再也不敢打骂她们，而且她们也可以自由活动。如果不跟党走，那么妇女的一切还是照原样。
新女性人物金桂和孟祥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是受婆婆、丈夫迫害的可怜人物。在家中金桂和孟祥英这类妇女听从丈夫的指挥，这不只是千百年来封建传统，更主要是在家中的经济收入中丈夫对家庭贡献比妻子大，挣钱多，这就决定着丈夫在家中处于主导地位，妇女必须听从丈夫的话。在新环境的影响下，有新政权的支撑，新媳妇热衷于参与社会性的活动，如放脚、打柴、担水、打野菜、识字和参加妇救会工作等。特别是孟祥英因为娘家没人做主，她就更迫切地要求党和政府为她做主，因为她脚大能干，她就有条件带头自力更生；因为她遇事说理，一旦有政府撑腰，她就不会再窝窝囊囊受婆婆的气。在家里可以自由地活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而孟祥英拥有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文中代表革命力量人物的“工作员”，是他在指导着孟祥英的活动，在孟祥英的意识中只要“工作员”说的就是可行的，她也只有得到“工作员”的认同才有活动的自由。文章中对“任孩儿”的斗争会，婆婆和丈夫的“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觉着有点可怕，也拿不定主意……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工作员说；‘这又不强迫，不过群众还去啦，干部为什么不去？’孟祥英说不出道理来，她想：
‘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孟祥英去，并不是她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随大流心态。工作员的指引是要她把去的理由建立在随大流的群众身上，而随大流的群众把去的理由建立在孟祥英这样的干部身上，在所有人心中都没有真正去的理由。孟祥英根本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她更没有在家庭中与丈夫争取平等地位的意识，她在家中地位的改变完全是她给家中带来的物质的原因。
《传家宝》中金桂一条条精明的细账，获得上级的赞扬，在文章结尾，干部李成对妻子小娥所说的这段话，“我常叫你们跟金桂学习，就是叫学习这一大摊子，成天说解放妇女解放妇女，你们妇女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咱们回去以后，我倒应该照金桂这样交待交待你！”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些革命先知者眼里，女性获得解放标志便是对家中的贡献多，金桂在家中的地位的提高，便是她给家里带来了物质。金桂也只注重自己为家中带来物质的多少，在她的意识也没有争取与丈夫有平等地位的意识。
2．物质的获得相对地提高了妇女地位
孟祥英在家中地位的提高不只是她跟党走得近，还主要是她和男人一样干活给家中带来了更多的物质财富。金桂那一条条精明的细账不但挣得上级的赞扬，更是她给家中带来物质财富的有力证明，也是她地位改变的根源。在《“锻炼锻炼”》中“小腿疼”、“吃不饱”在家中处于主导地位，她们不受丈夫的压迫，但她们却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人们更为倾心的一直是思想斗争、精神的高扬、心灵深处的革命，他们对物质的腐蚀性一直持有高度的警惕。“小腿疼”、“吃不饱”与此正相反，她们俩自私、爱占小便宜。“小腿疼”、“吃不饱”是被挖苦、讽刺的两个外号，但那却是一种无法抹掉的现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对争先社的妇女来说却像被赶入“劳改队”一样在受难。这是制度本身的漏洞。”小腿疼”、“吃不饱”能在家中处于主导地位正是因为他们通过这种被人指责的手段获得了物质。正因为她们比丈夫给家里带来的财富多，所以在家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腿疼”、“吃不饱”与其丈夫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锻炼锻炼”》写于大跃进的高潮，损公肥私、爱占小便宜、不爱劳动都是当时人们所批判的。而“小腿疼”、“吃不饱”的种种表现其实是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体现。在文中这种物质欲望虽以负面的形象出场，但以强制人们革命的革命却正好暴露出民间物质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小腿疼”对革命生产的抵制，是因为这种劳动不能带给农民实际的好处；“吃不饱”是对革命物质分配制度的反抗，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对农民的物质财富拥有几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像“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人物，事实上就是革命中的那些彷徨者，对彷徨者而言，革命不是没有切中她们的物质担忧，而是她们担心革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物质获取，作为一些老农民，他们对土地、谷物、田间劳作以及一切与物质生产相关的日常活动都充满热爱。赵树理对这种物质情感采取的多是一种幽默态度，通过幽默既肯定他们的物质性，也批评他们的狭隘性。在赵树理看来，如她们将自己对物质的热爱从小家转换为大家，那么，这些人物就是民间最可爱最值得赞美的人物。
孟祥英、金桂这些女性的解放并不是自觉的，她们把自我的价值确认依附在了新成立的政权之上。这种依附性使女性角色失去了个体意识觉醒的可能性，以及从这种自我意识中伸展出个体平等意识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平等意识也就无法确立她们的现实存在意义，更无法建立一种与传统意识本质不同的现代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旧女性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归根到底是因她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这里涉及了农民的物质行为和物质观念问题。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则都有抛弃物质而一心革命的品质，物质变成衡量一个人先进落后、革命与反革命、觉悟与愚昧的鲜明界碑。赵树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间主义者，他在写作民间物质存在时的确有着值得探讨的特点、特征，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特点、特征成为民间存在的真实反映，农民对革命的企求就是对土地、物质、丰裕的生活的企求。
他们想通过革命获得物质财富，特别是被批判的“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否定性人物，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表达了农民的物质愿望。基于此，赵树理作品中妇女地位的改变也就是她们给家中带来的物质的多少决定的，与此相应，妇女的女性意识根本没有觉醒。女性的解放也就永远只是形式的解放而非实质的解放。在那个时代，女性必须先向男性世界靠拢，像男性一样做事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种解放。然而这种解放是男性先知者对女性的政治允诺和赐予，在这种允诺中，忽视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即精神的解放。这是必须由女性自身来完成的，靠任何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无法实现的解放，而赵树理把妇女精神解放的这一问题完全政权化了，从而也简单化了。在先知者赐予女性解放的时候，已埋下了男女无法平等的悲剧因子，女性的精神也得不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