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前期，大寨大队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先进典型，倡导“农业学大寨”是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方法。
学大寨主要是学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这段时间，学大寨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这面旗帜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这种形式，适应“文化大革命”发展各个阶段的需要，作为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
196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永贵在昔阳造反夺权的通讯，利用大寨这面旗帜为在农村夺权和制造动乱推波助澜。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陈永贵的文章《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在“文革”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后，《人民日报》1969年2月1日发表署名大寨贫下中农的文章，总结大寨进行农村“斗、批、改”的体会是：“高举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一条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纲)，猛批一个修(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斗一个私，大立一个公。”
1968年1月，作为推动农村“斗、批、改”的一项重要措施，、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的《纪要》提出，以“一心为公劳动、目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是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好办法；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颜色”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除劳动计酬办法外，大寨实行的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和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的作法，也受到肯定。这是第一次学大寨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夺权、大批判的政治局势下召开的，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起了重要作用。会后，各地又陆续派出大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自此，大寨逐渐成为推行“左”倾农村政策及其农村经济模式的样板。
大寨大队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集中地表现为“一大二公”与平均主义。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限制集市贸易。采取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吃“大锅饭”。这种大寨模式，首先在大寨所在地的昔阳县范围内推广，全县400多个生产大队于1968年全部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1970年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在山西、河北、北京等11个省、市，已由1962年的5％上升到14％。一些地区刮起了以生产队为基础合并为大队所有制的“穷过渡”风。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实际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措施和农村政策问题，对于纠正“文革”前期肆意破坏农村政策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起了重要作用。会议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等。当时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会议推广农业学大寨经验时又强调：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开展路线斗争，首先解决社队领导班子问题。会议指出，学不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要把大寨经验推广开，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解决社队领导权，解决领导班子特别是县委班子革命化问题。会议认为学大寨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班子中的“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的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会议要求各地组织工作队，深入到“斗、批、改”，还没有搞好的公社和大队，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解决社队领导班子的领导权问题。这次会议之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或特点。
(1)与整党、“一打三反”、“路线教育”相结合，整顿基层领导班子。学大寨运动违背农民的利益，受到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领导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要推动运动的开展，只能依靠某种强制性的手段。此时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大斗争、大夺权形戎的政治压力相对减缓，不断地整顿基层领导班子，就成为强行推动学大寨的重要手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要内容。吉林省依通县在学大寨运动中，从1971～1974年，共举办了12期基层干部学习班，对全县22个公社和228个大队领导班子分期进行整顿，解决领导权问题。农村基层干部对此不满，他们抱怨说：“年年有个冬，过冬就整风，不剥一层皮，也要吃一惊。”在整顿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受到打击、批判的所谓“五种人”，除极少数是贪污、腐化分子外，多数是对“左”倾政策执行不力或学大寨不积极的干部。“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为新形势下在农村中不停顿地开展“阶级斗争”与整干部的主要形式。
(2)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7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一度都得到调整，提出过在农村经济工作中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但是，作为全国学习的典范的大寨大队和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县，仍然把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等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实际上，不是堵了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堵死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道路，是以“大批判”的形式强制推行大寨经验，抵制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
(3)片面强调粮食生产与建设“大寨田”。在“是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压力下，在“农业学大寨”陷入形式主义浪潮中，许多地区照搬大寨发展生产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一些地区为了片面追求粮食每亩产量超过《纲要》，放弃经济作物，砍掉多种经营，改变耕作制度。在非传统农作物区．大搞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滥垦草原，追求粮食自给。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一味追求大规模、大会战，忽视工程的科学论证和经济效益，甚至为了增加产出，不计成本，盲目增加投入。不注意正确处理农田基本建设与当年生产的关系、受益和非受益单位的关系。有的简单地照搬大寨的做法，在陡坡上开荒，劈山运土，建造水平梯田。为应付参观检查，整路边地，修路边渠。这种违背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危害农民利益的蛮干行为，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