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之前，第三场正在村北等着他们，老刘借来了三轮车，几个人连推带蹬一路向北。“老刘，歇会儿。”同伴喊。但是停不下来。一种前所未料的恐慌开始慢慢占据他们的心：街道太空旷了，能燃烧的一切都快要烧光了。其实北村未必全是老人，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总有年轻人愿意接受传统，然而传统太容易被苍老吞噬，村子的划分实则以心的年龄。
在接下来我要展示的南村画面中第一幅是这样的。
香烟硬纸盒上的塑膜被抽了下来，在想要重新套回去的过程中那双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轻捏着成型的塑膜——那就像是烟盒透明的记忆躯壳——把烟盒屁股从塑膜开口处塞回去，两个角很顺利，另两个角绊住了。它调整角度，终于第三个角也硬撑了进去，但最后一个角已经被拉扯得力不从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多张大点蛇口，再多吞下一点。这样尝试了许多次，塑膜终于在右手里团成团丢进纸篓。他就站了起来。
我所租住的人家保存有许许多多电影碟片，在一个充沛的雨季我被困在那间阁楼小屋时就经常找来看，有时候房东太太也来陪我看，她的表情往往与画面的情绪不相照应，因为令她沉醉的已经是另一场电影了。
我从小就沉闷，受益于此，我有了更多独自思考的时间。我逐渐意识到画面与文字不可调和的细节。那双手揉捏过塑膜、之后离开桌面，随着它的主人在房间踱步，我只提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男人，他在我的脑中逐渐成形，但我不打算从一开始就把他的身份透露出来，是的这不是一个新的人物。但在影片里画面遇到了难题，一种传递信息的失控：
画面出现男人身影时，不得不提前告知很多细节，人们熟悉的声音和紫色短袖T恤、稍壮硕的身材、耳垂厚实，一根两股盘绕的红绳出现在脖子里，它的对面毫无疑问坠着那个漂亮的玉菩萨。据许多人所知的一部推理漫画里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所有的案犯都被描绘成紧身黑衣鼻尖高挺的形象，成为善意的笑谈。
他很快转过身来，我就坐在他对面，看到那双耷拉的眼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演员，但许多人天生给人特定的印象——长得像小姨的姑娘在照片里露齿而笑，沙发上坐着张奸猾的脸。而他则恰如为“表哥”而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他是南村的表哥，所有人的表哥。屋里所有的烟都从窗户跑出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咳嗽。我的画面像他的心情一样不顺畅，很快他眯起眼睛问我：“你怎么看？”
“可能会出问题。”
“我不关心会怎样，我们其实失败了！”他小眼睛睁开，使劲看着我身上那棵树，在拼命想着什么。我就跟着他的神情走，不至于破坏表哥的威严，和房间的气氛。
南村平静的生活不会为一道墙改变，他们的世界里本来就没有防备和抗拒。在象棋盘里，他们是进攻用的车和炮。收获最大的一群少年每个中午都在广场上轮滑，地面上摆了许多障碍，轮子的滚动和尖叫声就以各种方式躲闪着从障碍间绕过，在地面上留下浅显的印，交叉流畅舒展，让人想起卡门涡街、用一块软布擦去脖子里的汗，擦干净小提琴上的汗，异常仔细。那把小提琴很昂贵，18世纪的斯特拉迪瓦里，比我们家的房子都值钱。当然也不全是因为价格，小提琴是他的生命，所以他仔细异常。
小提琴的四根弦让我产生同样的幻想。我知道其实它们几乎位于同一个平面，但那平面如同夜晚仰望星空时的幻想天球，我坚持认为它们实则距离遥远，就像参宿四与参宿七的距离要用光年计算。如果扭动这弦头的“轴”，整个空间就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仅从外表无法一查端倪，只有无比熟知这四根弦的巴纹或者阴阳鱼。生疏的小孩狠狠跌跤，大家都笑，只有他哭。这种欢乐就好像是，早在一个星期以前，这样的午后总要被迫与天花板上的一个黑点，或者不敢开声音的小电视一起度过，墙把家长们隔到另一边去，暑假就无限期延长了。
但自由不是。起初他们以为是吵闹声把那群大男孩引来的，直到第一个争辩的人挨了一巴掌，他们看见被称作表哥的人被簇拥在中间，一群人很快占据了广场，他们就匆匆消失了。
“你得站在我这边。”表哥悄悄对我说。
“为什么是我？”我问他。两个词语，或者几个数字，每个都像正确的，我却非得跟其中一个走，得到两分或者一分不得，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人为这样的事情乐此不疲。
“不需要你带什么感情色彩，你不是白不是黑，不是我的紫，也不是杉树的绿。你现在是透明的，我站在你身后，你把我的紫色折射出去。”
“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想拿我做什么？”
他的手撩上去拨弄一下刘海，不愿回答我。
今天中午来的全是原来彩色的年轻人，他们又很快用战队的方式分为两拨，一场似曾相识的辩论又开始了。对面的人觉得应该为南北分隔高兴，因为这正是不得不遵从的原则，与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与矛盾的人隔离开，这样不去改变别人也不受他人影响。
表哥很快从有人为他撑起的伞下走出来，走到强烈的阳光里，阳光吞没了他的轮廓线。“你们就为了这个参与到抗议中来的？”他问。他接下来有很多话被所有人期待着，所有人闷不吭声，几个人始终看着我，读报栏玻璃里一块绿隔板把他们全染成绿色。
“你们只是想摆脱一种控制：被安排的工作，出生前就铺好的路，在几岁相亲并结婚，婚车白或黑。我很明白你们的痛苦，在我的老家，”他顿一顿，好把自己拉回一个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之外，拉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然后他继续说：“在那里人们甚至不需要儿女做任何决定，孝顺的唯一方式就是听从，父亲就是一切的主宰，这听上去很可怕，事实上更可怕，只要父亲错了你就必须跟着错，错误被无限扩大。
“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和心爱的人结婚，让儿女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这将始终是人们的理想，永远只有少数人可以实现，许多人不愿反复讲，因为美好的向往被他们理解成鼓吹和煽动，影响了他们的安定。这些人很多藏在白色的掩盖下，他们上次已经退出了。
“你们比这些人强百倍，你们动心思去抗拒这些东西。观念的抗争尤其艰巨，我的家乡也并非穷乡僻壤，但几十年也难有改变，用墙隔开这种简单的方法如何能解决你们的困扰呢？满足于一时的恩惠，你们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取得的。我们打个赌，那道墙不会撑过明年这个时候，等它倒下，你们恐惧的一切会卷土重来，真正能战胜这种桎梏的只有你们的心！”
说教者将被另外的说教者反对，演化成群体与群体间的反对。跳出来的身穿红色的少年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年轻，身材瘦弱，个子矮小，却有着不相称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化成声音成为反对的钢铁，很快为自己赢来更多追随者，以对抗表哥那种“不正确的东西”。
“墙不会倒下。”他喊。确定了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过来，连表哥也盯住了自己之后，他又重复道：“那堵墙将永远屹立！”在他身后这声音被放大许多倍，不需要喊出来也能听得到，杉树的叶子都震颤了。
这阳光将是最后的暑气，从今晚开始野草花要盛开，五谷渐渐成熟，汉案户，寒蝉鸣，北村的老人们永远在念叨一些南村不想要懂的东西。
第二天我还没睡醒，太太就来敲门。她把电话听筒从楼梯拽上来，连线上所有弹簧一样的卷曲都绷直了，它穿过吊兰枝叶，穿过楼梯扶手，在二楼小走廊打了个角度，终于在我的阁楼门前停下，太太的手还在与它的弹性作斗争。
我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不让我下楼去接呢？”回答则是——“正好是个机会，我早就想知道它究竟能拉多长了。”
这时的她比豆干更调皮可爱，围裙上一只卡通熊会让人产生错觉，有的姑娘一辈子都是小姑娘。我赶紧把话筒接过来，一边盘着线一边往楼下走，她跟在我身后下楼。电话里头传来表哥的声音：
“喂喂？”
“喂是我，有事吗？”
“有事！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怎么了？”
他已经习惯无视我的问题了，听筒里那只嘟嘟怪兽又开始打鼾，我却没什么睡意了。我回头看我的房东，今天早上她整个人比自己女儿还要少女，一脸不解回看我。
“外面出什么事了？”我问她。
“不知道，我一直在修剪葡萄。”
豆干很快跑上来，她说：“妈妈，外面好多人。”
我们跑下楼去，豆干忘了把门关上，在走廊里我就看到了一群年轻人穿着红色从门前跑过，叫嚷声惊动了流浪狗，它在街边某个地方冲人群拼命吠叫，我看不见它。门很快就被关上了，豆干被抱起来放回到客厅她专属的小椅子上。
我和太太谁也没有说话，她打开电视寻找着哪个台在放动画片，我突然想到了个地方。当我看不清时，就爬上房顶。
我将看到色彩的潮水。从新近的电视节目中我得知，几千年前的希腊雕像不是白色，刻刀给了它们肌体，画刷则赋予神采，博物馆的人们用强光扫过雕像的眼睛，人们的另一只眼就在一瞬间察觉了色彩，在直角坐标系里它呈现出蓝的曲线。在遥远的敦煌和秦陵，色彩也同样逃不出时间，于是就无需背负太多隐喻，作画者的眼睛具有另一种神奇力量，可以将眼前所见进行分解，有时候靠的是经验，更多时候可能凭借感觉。这是我永远不具备的能力。
如果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全城的少年身着的色彩就会融合，第一抹绿还没干，更多的黄就紧接着刷进来，被稀释过的三倍的红正和顽固的大面积灰色缠斗，所有的颜色都直接在布面调和。拳头取代了本来不着色的干刷，叫喊声充当了湿润的清水，再也无需费尽口舌，所有的少年都在与拳头交易，帮派实力从复杂又微妙的东西变成了简单的肌肉力量。我藏在树枝后的双眼没有停下难过的搜索，但那个紫色的稍微有点丰腴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过。
房东太太也跟着来到了屋顶，她立刻就攥住我的手，无意间碰到的哪一根脉搏把她的担忧尽数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