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1969年1月25日，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对在床边的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他气喘吁吁，说话已经很困难，仍坚持说着：“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说话时，一颗老泪滚落枕边。他望了一眼胡友松，对负责他生活起居的尹冰彦说：“她太年轻，结了婚，日子虽短，也算是李宗仁的夫人，你们要照顾她……”
胡友松已在一旁哭成泪人一般。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还口授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感谢之意。据程思远记述，李在简短的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1969年1月30日，一个78岁的老者，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念离开了。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2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能上周总理“保护名单”的，毕竟只是少数极有影响的人士。其他的原国民党将领，特别是被俘后又被特赦的人员，在这种非正常时期，其处境可想而知。有幸的是，他们同样得到周恩来的特殊关照。
“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政协领导为了不使文史专员们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4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这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这些红卫兵总算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那张与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合影被拿走了。红卫兵临走，还在院子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清洁卫生。这些文史专员们觉得这些条件并不为过，马上写了一张表示接受的大字报。第二天中午，来了3个带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聿明等叫出来，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从这天开始，每天天不亮，这几个老者就开始哗哗地扫街。
住在别处的文史专员们无事可干，便主动承担了政协机关的清洁卫生工作。
每日除了打扫楼道和厕所以外，还给庭院里的果树浇水施肥，拔除花圃里的杂草。当时政协的大部分老干部，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就剩下一些文史专员，就给他们运送行李和家具。
虽然他们都自觉地组织起来劳动，但每月工资还是由原来的100元降至70元。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他今后会怎么样时，杜总是说：“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关于此事，在近20年后的《团结报》上，有文章专门做了披露，文中所说的北京前厂胡同×号，即杜、宋、郑、唐住的院子：
9月6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上午10点多，沈醉拎着黑塑料提包快手快脚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是冷眼相待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除了机关找他们劳动或有事，都不愿出门，也不愿意到机关找没趣，甚至领工资的差事也请沈醉代劳。沈醉在年岁上是他们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老大哥们还没张口，沈醉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他说，冷言冷语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脾性，便没有推辞，全拜托于他了。这一天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
“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像是报喜，不像是报忧。”宋希濂笑着说。
“是报喜。”沈醉坐下，接过宋希濂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在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有扣。我问为什么。答曰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一直在想，如今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算数的，不会是一般的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他们呢？正当沈醉、宋希濂默默抽烟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和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露出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
“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翻滚，眼眶很快潮湿……
更使他们难忘的是，这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1966年，给予这种待遇，的确不容易。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的确是周恩来亲自指示的。
顺便说一下，即使在那动乱的岁月，在周恩来指导下的特赦工作也没有停止。“文革”开始前夕的1966年4月16日，政府特赦了战犯57名；到周恩来去世前的1975年3月19日，政府特赦了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战犯293人（其中除3名伪满及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外，国民党战犯共290人），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在“文革”近十年的时间，周恩来，这位以最大能力保护受冲击者、抢救过无数人政治生命的共和国总理，已经耗尽了体力。就像一棵庇护人世的参天大树，抗击着风暴雷霆，而自己受伤了，倒下了。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带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所有爱他甚至不理解他的人的眷恋和种种遗憾，悄然离去了。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个人奢望，世界反而永远地铭记他；他的无私使他不朽，他的博大，使他永生。
消息传到前厂胡同×号院，那些尚在人间的被保护对象们，多数已经不能像当年周总理那样去向死者告别了。他们只能看报，只能听广播，只能悄悄做朵白花，或者戴上黑纱，眼泪代替了一切语言。这个院里的人们，好像一下都老了。
杜聿明不出门，时常呆坐着。他回忆着当年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作为一位革命家，鼓吹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剀切详明，学生无不钦佩；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春风化雨，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不计前愆，与人为善，一再谆谆训诲，感人肺腑。
就在不远的1973年5月，周恩来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杜聿明一生也算是饱览世间冷暖，交往者如云，而他觉得只有周恩来在他所有的师长中，坚持革命，奋斗终生，一尘不染，正直不阿。他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原国民党将领。当他站在静卧于苍松翠柏中的周恩来面前，看他再也不像从前，老远就笑吟吟地喊“光亭先生”或“杜将军”时，杜聿明心如刀割，不能自已，涕泪滂沱……
杨伯涛则在家含着热泪写哀悼周总理的长诗。他在回忆沧桑一生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十年浩劫中，是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保护了我们。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我们决心和党同舟共济，建设国家。”
话语朴实无华，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周恩来给我们和上一代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像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的：
“时至今日，我仍为他而哭泣。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我都不曾哀悼得如此长久。”这是怎样一种感人的力量？我想，有幸与周恩来交往过的国民党将领，他们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