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3月初，梅奥阅读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开始应用它来分析他本人的父亲角色问题和各种朋友的精神官能症。这种应用要求使用联想测验法来识别无意识的情绪模式——“情结”。荣格认为，对于可观察到的行为举止，情结是决定无意识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对特定词汇作出心理联想把情结带回到意识层面上。事实上，梅奥相信，在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时候，自己独立地发现了这种联想法。而且，当他读到荣格用这种联想法来发现医院盗窃案的罪犯的时候，他对荣格的著作更有兴趣了。
在工党获胜之后的那一天，梅奥写信给多萝西娅：“我开始记述有关选举的笔记，并把它作为（我的著作）《民主与自由》（Democracyandfreedom）一书中的新的一章来努力完成。”他想当然地以为，竞选者已经使选民精神衰弱或神经衰弱了，并断言，“国家党人之所以失利，是因为在致力于合乎逻辑的选举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无意识’所引发的‘恐惧症’（焦虑神经症）”。梅奥相信，这一想法与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的理论是一致的，并能够导致这些理论的改进，而且有可能成为研究“竞选人的精神衰弱症和思维钝化”的可靠基础。
两天后，由于“政府将挪用存户资金”的谣言四起，大量存款人蜂拥到昆士兰政府储蓄银行（QueenslandGovernmentSavingsBank）提款。州总理和国家党领导出面驳斥了这一谣言，并发布公告称挤兑是没有必要的。联邦银行（CommonwealthBank）向遭到挤兑的这家银行提供了支持，到该周周末，银行的恐慌结束了。这一恐慌给梅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表明，执迷、恐惧以及与竞选期间出现的相似的混乱想法都类似于神经症患者的情绪和儿童的思维模式。父亲专横地控制孩子想法和情绪的尝试，也类似于昆士兰政客对投票者的想法的操纵。是年，梅奥为《民主与自由》一书记下了上述想法。这本书是一系列权威教材书中的第一本。这套教材书论述了南太平洋英属诸国的社会生活状况，由梅奥的同事梅雷迪思·阿特金森主编，由澳大利亚工人教育协会出版发行。
《民主与自由》一书篇幅较短，是梅奥唯一一部全面阐述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的著作。第1章展现了现代民主如何未能造就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自治；第2章概述了梅奥的理想民主政府；第3章批评了现代民主国家中领导人领导才能的不足；第4章谴责了政府对工业冲突的管理；最后一章总结了梅奥的命题，即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社会意志体现在法律、公正、婚姻、契约、舆论、贸易、专业和其他道德习俗上。第2、3章
纳入了梅奥关于民主政府的心理学和政治学思想中。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现代民主政府既没有把政策建立在健全合理的讨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聘用经过适当训练的人来执行这些政策。政客们非但没有运用合理的讨论，反而利用恐惧和仇恨来攫取公职。勒庞称，让人恐怖的形象对群众具有强大直接的影响。俄国的宪政民主党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指出，党派政治把基于混乱判断的集体平庸引向了现代国民政府。此外，由于人们逐渐倾向于政党政治组织而非系统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政治掮客们逐渐取代了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们以社会利益为代价来寻求党派的胜利，致使民主政治遭到了侵害。
现代心理学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和荣格指出，在神经衰弱患者和癔病患者中，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恐惧是可以得到系统的研究的，这些恐惧可能破坏正常人的有控制的、有意识的思维。荣格发现，反应时间随人们对某些想法和感觉的敏感度而增加。在政治集会中，技巧娴熟的发言人利用并刺激听众的无意识的恐惧情绪，使听众执着于社会和工业问题，然后示之以解决措施。政客们在听众身上试验各种想法，看看会引起哪些情绪反应，然后通过强化人们的这些情绪，把人们引向某个目的来发展某个主题。1918年，昆士兰州竞选人谈到了补充兵员、征募制、士兵家属、失业、生活成本及社会等级差异等问题。为了阐明自己的想法，梅奥列举了一个与上述谣言有关的故事。这个谣言称，再度获选后的工党政府将挪用中产阶级的存款，后来这一谣言导致本地银行遭到挤兑。
持续的政治教育和开明的领导是有效率的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但是在澳大利亚，政治团体不是推进政治教育，而是利用区域间的不信任和非理性恐惧，政客们不是意味深长地唤醒和激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而是操纵群众的偏见，那么，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法国的社会理论家认为，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对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想法作出反应，所以社会行为不是由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决定的，而是由集体心理的这些无意识成分决定的。于是，理论学家推断，作为一个群体，专家决不比蠢材更能够作出理性的决策。梅奥宣称，这种悲观的且无根据的结论已经被现代心理学家所驳倒了。弗洛伊德和荣格指出，正常合理的思考和理解，经由理性的运用而反复得到实现。
在一篇为《墨尔本先驱报》（MelbourneHerald）仓促写就的评论中，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讲师兼研究班主任赫伯特·希顿（。HerbertHeaton）介绍了《民主与自由》一书，对于澳大利亚各所大学没有对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科学的研究痛心疾首。他对梅奥把心理学应用于政治学进行了概述，但同时也表达了担心，由于这本“优异的薄书”没有对其主要思想予以充分展开论述，因此许多单纯的读者可能理解不了梅奥的论题。希顿给梅奥寄了一份评论副本，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表示歉意，并赞扬梅奥对行会社会主义和国家对产业调控的探讨。“可是遗憾的是，您写的这本书太薄了，对于没有受过哲学和心理学术语训练的人而言，这本非常精炼的政论性作品太难理解了。我猜想，由于你使用了技术术语而没有予以解释，因此工党评论员会‘骂’你的”。梅奥认为，这篇评论反映了希顿的风趣活泼、令人愉快的个人品格，梅奥被希顿的下述提醒逗笑了：他会被天真无邪的批评声浪吞噬的。
布里斯班《每日邮报》（DailyMail）对梅奥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抨击，认为他躺在象牙塔中撰写了一本典型的晦涩难懂、深奥抽象、冗长乏味、迂腐不堪、不足为信的著作，他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思想的贡献是不适当的和不充分的。勒庞、弗洛伊德、荣格受到了诋毁，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被授予了“高深莫测的胡言乱语”的绰号。在列举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命题后，这位评论员宣称，梅奥既自欺欺人又误解了民主政治学，只不过是一个“不希望受到政府打扰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罢了”。布里斯班的《每日标准报》（DailyStandard）友好一些，它认为该著作虽然“不让人满意”，但却“在思想上发人深思”。评论员一方面认为该书是对民主的“有益批评”，另一方面却又警告，虽然梅奥对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嘲讽和予以声讨，但并没有坚决地要二者择一。“友好之极，明智之极”，梅奥想。
“梅奥左右开弓，左右两派都予以打击”。梅奥的导师兼朋友威廉·米切尔教授在阿德莱德德的《广告人报》（Advertiser）中写道。米切尔认为，由于其进步主义的观点，梅奥虽然有资格成为一名“先进的”工党领袖，但工人却不会认可他，因为米切尔深信，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工人害怕私人雇主，他们会永远倾向于作出安全的选择：由国家来调控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必须自救的原因，”米切尔写道，“梅奥先生的著作可以做出的最优服务，就是把这个唯一的事实摆在台面上。”同样是在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基督教联盟》（AustralianChristianCommonwealth）赞扬了这本书，称之为是“值得阅读的最佳图书之一”，认为它有力、新颖、清晰和刺激。《悉尼先驱晨报》（SydneyMorning’Herald）持有相同的意见，认为该书“显然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发人深思”。而且，墨尔本《卫报》（Argus）虽然指责该书没有建设性的见解，但却指出，“如果梅奥先生及其（工人教育协会）同事……能够促使工人严肃、公正地考虑政治学和经济学，那么无论他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是什么，他们都将做更多优异的工作”。
1919年末，在一篇论述工业工人自治的短文中，梅奥重申了《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他写道，在战后工业重建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竞争必须让位于社会合作，公司主管必须在任何一项计划中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提高工人对工业的参与度。工业自治源自自制和克己，而不是投票权和代表权，唯有那些了解工作方法与条件、市场要素、现代经济学及社会组织理论的人，才有能力参与工业建设。这一认识将解除工人阶级智力上的束缚，并帮助工人阶级实现工业上的自治。
三十年以后，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关于管理中的人际关系议题的研讨会。梅奥在该学院工作了二十一年，成绩斐然，声名卓著，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在他退休前认可他的工作而举办的。他的两篇演讲“原始社会的现代化”和“变革及其社会后果”，以及《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ThePoliticalProblemofIndustrialCiuilization）一书的出版，唤起了人们将它们与《民主与自由》作一番比较。
在这两本书中，许多观点都是相同的，它们都假定，社会是群体相互合作的系统，群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人理解、传统、习惯和共同工作的意愿的基础上。“国家的基石是意志而非暴力”，用强制来管理的中央集权主义组织只会导致危机和紧急状态，而不是和平地工作。操纵人们怨恨情绪的昆士兰政客们被愚昧无知的人取而代之，例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把超人式的统治模式强加于民主政治之上，而不是运用文明的管理方式。文明的管理要求开明的领导人，他们来自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以及技术能力被社会技能所取代的管理者；他们能够促进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改善由于追求私利所造成的竞争和敌意。
这些命题虽然相似但风格却不同。这两本著作都提到了弗洛伊德，但后一本书却没有提到精神分析的思想；相反，它强调了以下假设：对安全和快乐的心理需要由群体成员资格以及与他人的持续关系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作为一名年轻人，梅奥了解孤独者可能会变得消沉，他也知道有他人的陪伴对于他是多么重要。“独自工作的孤独者永远是一个极不快乐的人，”他在最后一篇讲稿中说道。
1919年，梅奥对这种体验的理解加深了。当时，他的注意力正从澳大利亚战后重建的政治问题转移到患有战争精神官能症的士兵的心理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