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秋季这段时期，梅奥所辖的工业研究室正式聘用了社会人类学家威廉·劳埃德·沃纳和新手托马斯·诺斯·怀特海。怀特海39岁，是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英国哲学家的儿子。
怀特海是2月份到哈佛商学院的，9月被聘为梅奥所辖部门的一员。他毕业于三一学院，在伦敦大学攻读过工程学，曾供职于英国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和非洲执行军事任务，战争结束后，他在英国海军部担任科技军官。他将与梅奥共事将近九年时间。他发表过一篇有关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报告，也出版了一本有关民主国家领导能力的著作。1939年11月，他返回英国，向对外办公室提供有关美国事务的咨询服务。1943年，他返回到商学院，规划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College）的人事管理课程。
1931年4月，梅奥带领怀特海开始了前往霍桑的处女之行。有一个英国人陪伴同行让他很高兴。在讨论白天工作的时候，怀特海所表现出来的训练有素的头脑和幽默感也让他欢喜。英国人本就拘谨矜持，沉默寡言，而怀特海对下流笑话的过分拘谨则把在霍桑的员工逗得开怀大笑。不过，在怀特海·与梅奥谈话时，他可以口齿伶俐地开些玩笑和作出头头是道的辩论，这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久之后，梅奥打发怀特海去和斯托尔商讨霍桑实验。
在1931年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霍桑实验与梅奥所辖部门的关系正式化了。沃纳将提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咨询；罗特利斯伯格继续在商学院开展心理案例工作，并就访谈工作向霍桑的研究人员提供建议；怀特海则把注意力放在测试室的研究和相关实验上，对衡量产量的标准作细微调整。埃米莉·奥斯本遇到了个人问题，所以她没法与沃纳在纽伯里波特研究上开展有效的合作，而开始研究霍桑女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研究针对的是心理上的和情绪上的；洛夫金以前在疲劳实验室和纽伯里波特帮忙，现在协助梅奥在诺福克监狱开展一个新项目；梅奥将撰写一本有关霍桑实验的书。
这年年初以来，梅奥曾先后与斯托尔和普特南讨论过一本书的想法，这三个人达成一致意见，即梅奥应该叙述这项研究的戏剧性事件，避免探讨它的涵义和推论，充分描述那些足以得出结论的证据。由梅奥提出并得到其他两人同意的建议是，由于这样研究工作涉及人员和机构甚多，长长的名单将来肯定像一份电话清单，所以在著作权问题上，只应该署上西部电气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名称。因为梅奥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访问霍桑工厂了，因此，将由他的同事担起向公司执行官提供咨询的任务。
1931年12月，梅奥向商学院的全体教职员讲述了他在霍桑的工作进展情况。这年1月，他在霍桑工厂待了10天，帮助普特南对工业研究室进行改组。他们决定，为了与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以前从整个工厂抽调过来的访谈人员应该回到原来的部门，以分担大萧条造成的负担。这使该部门有机会开始提高所属员工的技能。
现在，梅奥在该部门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们对我很好，”梅奥写信给多萝西娅，“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全体人员就像弹簧一样起立。”为了宣传这项研究，他继续介绍著名的国际客人访问霍桑工厂，梅奥的同事与普特南手下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加深了。
到1932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赖特在霍桑和哈佛建立了相同的档案，以便使梅奥拥有一套标准的参考系统，帮助双方进行通信联系，以使拟议中的书所需的资料细节保持一致。这些记录保存在一个供梅奥的学生和同事们使用的新建图书馆中。
霍桑工厂继续开展节流行动，但是对普特南所辖部门的影响不如公司的其他部门，在他看来，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梅奥与普特南一样，也保持谨慎的乐观，他写道，他希望“缩减开支不会把我们全都扫地出门，让我们在大街上继续研究”。然而，10天以后，大萧条对霍桑一哈佛计划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埃米莉·奥斯本已经到芝加哥开始她的研究工作了，普特南欢迎她的到来。但是，彭诺克感到为难，他不想让她待在霍桑。在1月之行时，梅奥和彭诺克曾就奥斯本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是自此以后，生产安排计划已经作了四次调整。为了减少开支，有些雇员被解雇了，其他大多数人每周的工作天数减少了，班组合并了。在普特南的部门，专门的访谈被去掉了，以免引起非议：当人人自危之时，访谈是流于形式的。奥斯本的任务是与女工访谈，且开支由梅奥的研究经费负担，但彭诺克还是觉得他不能准许奥斯本留下来。因为没有时间让别人知道她的工作不是由公司资助的，而且他不愿意面对因误解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看到普特南的问题之后，梅奥抽调回了奥斯本。通过拉姆尔绕开请求之后，梅奥询问玛丽·吉尔森（MaryGilson）和院长唐纳德·施莱辛格（I）onaldSlesinger）能否为奥斯本找到一项研究工作。后来，奥斯本在一所实验幼儿园从事研究工作，不过仍从梅奥处领薪水。
梅奥来到芝加哥，他从彭诺克和普特南那里获悉，公司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公司调整了政策，削减了劳动力成本，但事实证明，这还不足以应付当前危局。彭诺克和普特南相信，萧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们把一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4小时，那么研究的基本部分是没有危险的。测试室进行了调整，迪克森及其同伴继续对线圈装配室进行观察研究。不久以后，大萧条把这一切都终结了。
梅奥看到芝加哥正在“呻吟”，他相信大萧条还将深化。西部电气公司正计划再解雇5000名员工，而国际收割机公司将削减10000个职位。在他投宿的朝圣者之家旅馆，只有少数几层在用。旅馆外面，暴风雪让人辨不清方向，大风把他们从冰冷的人行道上吹到排水沟里软绵绵的雪上，梅奥禁不住抓住年轻的普特南的手臂。梅奥的“痼疾”——金钱癣，严重地折磨着他的手脚。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真希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怀特海本来已经开始对来自测试室研究的生产数据进行分析了，但不幸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在5月初以前是不可能返回工作岗位的。梅奥的右眼患青光眼，需要做手术以防眼瞎，这增加了他的困难。不过，他以良好的幽默感写信给彭诺克，“批评我的人常常指责我是‘独眼龙’，瞎了一只眼。他们的说法但愿不会成真”。他安排在伦敦做手术，并采纳了怀特海的建议：赖特返回波士顿，与罗特利斯伯格一起撰写那本书。
在出发前往伦敦以前，梅奥又抓住了两个宣传霍桑研究的机会。他在咨询心理学家的纽约大会上表示，世界“正大声呼唤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展调查，而我们心理学家却不被允许着手这些调查”。他重申，需要开展长期的研究而不是实验室中的快速研究，并以霍桑研究为例。
梅奥与瓦尔特·宾汉姆、爱德华·桑戴克、默里斯·维特列斯一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心理学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对霍桑实验的阐述作了变更。最早刊登这篇讲话的是1931年伦敦的一家报纸。他又一次利用《民主与自由》一书，把它与来自科罗拉多的观察结果和在芝加哥的过失研究结合起来，彰显了沃纳的主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持有的态度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构件。他把讲话称为“共同工作的问题”，并表示，五十年前，人们生活在集体中，他们的工作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民风和娱乐活动源自他们中间的团结意识和服务于集体的意识。但是今天，人们无计划地漂泊，随工作而行，他们必然生活在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里。由于工作以外的集体生活被忽视了，因而集体生活在工作场所变得很需要了，这种需要唤起了共同工作的必要条件：合作与互助。
梅奥汇报了霍桑研究及其扩展——在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观察——的情况。研究发现，如果环境适宜，那么在社会交往方面笨手笨脚的人有可能相当能干，而极其能干的人在环境不适时也许并非如此。结果表明，抽象的管理方案，例如效率驱动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员与工作群体之问的关系没有得到认可。工人的反应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实用方案。认可一项抽象的工作条例，在具体的或正式的做法下工作，这些都让工人和管理人员厌烦；他们既看到了冲突，又看到了冲突是如何妨碍有效合作的。在霍桑实验中，测试室女工克服了存在于希望之事和可能之事之间的冲突，结果实现了很高的合作水平。“现代工业的重组，必须建立在‘如何实现有效合作’这一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是引领霍桑实验的信念”。这种知识用于解决共同工作的问题，不论是工厂、社会，还是国际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