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家人分居的五年时间里，梅奥定期给多萝西娅和女儿写信，分享她们的兴趣和忧虑，他常常提供建议来处理她们的问题，在建议中，他简要陈述了一些个人体验，这些体验激发了那些起作用的临床想法。
自1934～1939年，梅奥住在麻省的坎布里奇，而多萝西娅则居住在英国，因为女儿在比黛尔女校读书，她希望住在女儿附近。由于她的血压太高，没法照管家务，梅奥希望她找一家疗养院，使她能够在疗养院休养，尽享平和宁静，撰写长长的家书。对于他们俩来说，劳燕分飞似乎是荒谬的和不理智的。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怪诞行径有时候让她恼火，例如，他经常挠他那日渐变秃的头，老是重复他最喜爱的笑话，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孤独和寂寞，还是希望他同自己和女儿在一起。他也思念她，每当过了新年元旦之后，他就会计算着他不得不等待的月数，然后是星期数，最后是天数，直到他在暑假扬帆横渡大西洋，与她和女儿团聚。
钱始终是个麻烦事。多萝西娅不能够轻松自如地管理家庭的开支，虽然梅奥的薪水不少，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他还是有入不敷出之感。
梅奥对妻子的爱强烈、多情而浪漫。电影《夜晚正年轻》（TheNightisYoung）中的伊芙琳·莱（EvelynLaye），让他回想起他们在1913年结婚时风华正茂的多萝西娅。当他听到歌曲“当我老得连梦都做不了的时候”（When，GrowrTooOldtoDream）的时候也会记起她。在科沃德的《私生活》（PrivateLives）——他至少看过五遍——中，他体会到情侣们的悲欢离合，听到了那段令人心碎的对白。这种对白他在《鸣铃闭幕》（RingDowntheCurtain）的故事中看到过。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廉价的音乐多么有力。”
为了帮助多萝西娅度过他们分居的时光，梅奥强烈建议她阅读安·布里奇斯（．AnnBr4dges）的《伊利里亚之春》（myrianSpring）。这是一本通俗小说，讲述的是中世纪的一名英国妇女，出于对艺术的兴趣离开家庭，为了圆艺术爱好之梦在欧洲游历，后来几乎坠人情网，在她回到家人身边后，她比以前更受人热爱、尊敬和赏识。通过这部小说，梅奥把他自己的婚姻、婚姻的变化以及他对婚姻的看法理想化了。他把婚姻视为独立的、钟情的、志同道合的和成年人的一场历险。
青春期的帕特丽夏给父亲带来了一个特别熟悉的问题：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把自己的名字由帕特丽夏改为托妮或托尼——这个名字是埃尔顿的另一个称谓，并宣布她想在读大学时成为一名演员，这让梅奥大为焦虑。他希望女儿在仓促地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之前应该在纽纳姆学院（NewnhamCollege）从事严肃的理论研究；他相信大学能够帮助年轻人“复杂化”并使他们成熟起来，也就是说，向他们展示如何领会一些事件中的涵义，找到一个目标、事业或追求，视生活为走向独立的一场历险。他本人遵照某种追求发展，重视这样的基督教格言：“我们的心灵确实应该着落于能够找到真乐的地方。”而表演太矫揉造作、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是拥有不了任何真欢乐的。梅奥觉得，帕特丽夏的声明使他不得不扮演严父这一角色了。
梅奥给女儿的忠告很少，他建议女儿向一名睿智的戏剧界人士求教，而且因为在追求“辉煌事业”的道路上，她似乎在舞台上小有所成，所以他让女儿自由地“飞翔”，希望她会认识到自己看错了这个世界，希望她不会使自己限于一种左右为难的神经过敏状态。
表面上，帕特丽夏与她的戏剧界朋友在一起，过着一种闹哄哄急匆匆的生活。梅奥希望她的大学相识也许能够抵消她的戏剧界同伴的影响。他拒绝成为一名严肃的父亲，所以他只好焦虑地袖手旁观，看着她火一般地进入舞台世界，压抑她的优秀智慧，隐藏深深的忧伤，她的狂热行为只是这种忧伤的强烈反向行动。1935年夏，他设法把帕特丽夏从舞台上挽救出来。他希望女儿看到职业具有一个“目标”，并向女儿建议，成年后，训练有素的智力对于快乐的社会生活是必要的。大智者卓尔不群，过着更有趣的人生，更有价值，所有这些都可以自内而外地领会到。他真心希望能够与她一起漫步于医院病房，向她演示他的临床观察和洞察力——梅奥的“老式魔法”——提供如何操控人们的详细知识。当时，他正在约瑟夫·普拉特的诊所，同格雷厄姆·艾利斯一蒙塞尔一起做这件事。
一年以后，他的希望实现了，她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在波士顿一起生活和工作。她参加了他的研究班课程，来到了普拉特诊所。晚饭后，他们会讨论白天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件和出现在她脑海里的想法。梅奥并不相信自己可以帮助帕特丽夏，所以他不讲任何事情，只是对她的意见和问题洗耳恭听。听完后他会作出解释，主要是精神分析上的，他还观察帕特丽夏所受到的“启发”。在医院里，她的智慧、务实、机敏和不落俗套的方法使人们给予了她超出其经验的职责，不过尽管如此，梅奥还是看出，她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而且她也采纳了他的工作建议并秉承了他的风格，消除了许许多多起干扰作用的她在英国养成的焦虑，恢复了她的活力及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在她钟爱、敬重的父亲眼里，她似乎变得快乐起来了。
后来，当帕特丽夏返回英国开始从事人事与劳资关系职业的时候，梅奥鼓励她预见职业前景，重视其自身的智力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技能。他建议她培养自己的能力，从而能够轻松自如地游刃于不同社会阶层之中，不允许任何群体压抑她的精神。他就这一点这样写道：“要宽以待人——友善……而通情达理。要时常记住大智若愚……如果你遵循（访谈）原则……你就不会失败……我预祝这场伟大的历险成功……亲爱的宝宝，我以你为荣。”
多年以后，梅奥写信告诉帕特丽夏，每一天，不论是小小的物件，与同事不经意的交谈，还是出租车司机、侍者和医生的评论，都让他回想起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她爱父亲，尊重他对与自己有关的以下事情提出的判断和见解：追求事业，结交朋友，她面对母亲的占有欲时遭遇的个人困难——这种占有欲已经成为多萝西娅的负担。梅奥劝帕特丽夏，在与多萝西娅密切交往时，千万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从而对工作和友谊造成伤害。他希望帕特丽夏明白，当孩子们寻求独立并身体力行之际，多萝西娅对孩子的占有欲会增强，忧郁症会加深。这是因为多萝西娅就像她那个时代的所有妇女一样，在“维多利亚的世界”里遭遇到了不幸，她们学会作出“自然而然的”反应——“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几个月以后，多萝西娅的悲伤过去了，她就像《伊利里亚之春》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一度在维也纳也追求着自己的艺术之梦。
帕特丽夏计划先工作两年，然后结婚，这样，她的“白马王子”的问题出现了。当梅奥获悉她对某个追求者发生特殊兴趣的时候，他决定担当起“老狐狸”的角色，谨小慎微地出谋划策，以便当某个追求者必然会出现的“不受欢迎的性格特质”变得显而易见之时不会让她遭受重创。小心谨慎地保护她免除早期婚姻中的隐患，使她能够以高度的人性责任感和科学洞察力生活，通过确保新的兴趣取代早期心愿，使她能够逐渐打造一份漫长而持续且让人心醉的事业。“他物皆索然！”他回想起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开展了一场“精神病理学的拯救行动”。这场行动是一个新的起点，帮助他重新全面地审视人们，领会他们的奋斗和“潜藏的火花……这些火化随时准备点燃，更加光彩夺目”。
帕特丽夏在社交生活方面精力充沛，她强迫自己参加众多欢快活泼的宴会。梅奥警告她要当心频繁的社交活动造成的劳累：“不要外出太频繁，以免超出身体的极限……出现幻觉。”因为她颇有才智，梅奥警告她要当心所有智者的大敌——“罪孽感”。当她在医院需要关心之时，他对女儿的忧虑给予同情，提醒她，她是有价值的和出色的，并通过班扬的《天路历程》来开导她。他欣喜地看到，她已经摆脱了困扰，这是优秀的遗传素质和磺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女儿的健康始终为他所关心。他担心女儿因车祸毁容，要求她决定参加飞车训练时尤其要小心翼翼，对于她所怀疑的贫血症，他希望她将得到最好的医学意见，从心理分析学家的角度对女儿的幸福安宁给予大量关心。
对于梅奥来说，精神分析总是引起问题。他接受精神分析技术但却排斥使用该技术的人们；在对待弗洛伊德的思想的态度上，他既矛盾重重又有所选择。他非常倾向于让内的思想。然而，他同意弗洛伊德的以下思想：强迫性的冲动是成长阶段反复出现的一个症状。他对于弗洛伊德在个人患者方面的洞察力深表钦佩。但是，他对于弗洛伊德没有看到群体对个体的重要性而感到吃惊；虽然探寻出儿童时期的创伤是应当的，但是，一旦个体再次经历这一创伤，治疗者就必须明智地敦促患者与同龄人打成一片，以便发现爱和令人满意的友谊，以及如何在社会活动中与人正常交往。在梅奥看来，个人最强烈的激情莫过于在积极的关系中得到同伴的好评，如果这种激情受挫，那么就会对性和父母的主题加以精心渲染。为了满足强烈的激情，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由快乐家庭组成的有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儿童才能够迅速认识到个人与预期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
为了有助于对帕特丽夏做精神分析，尤其是性角色认同的问题，梅奥描述了自己在女儿儿童时期的角色。当她的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以及在父亲的臂弯里睡着之时，她体验到了女性受保护之感。但在讨论之时，他始终假定女儿的智力与自己不相上下。他提出，女儿成年时的任务是把男刚女柔完美无间地融为一体。
依照访谈原则，他常常对她给予了全面的、不加评判的关注，并帮助她加以表达。她对于父亲的公开赞同却没有把握。然而，这一点是不会发生在同代人身上的，因为在通常意义上，他们不能激起“崇高的血缘”之情，这种情感源自父母或者长辈对孩子的个人化的关心。梅奥意识到，如果女儿从她的过去了解到这一点，那她就能够更加轻易地克服因分析者进行积极的移情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在女儿度过青春期以后，女儿与他的这种早期关系在逗留波士顿期间复苏了。在女儿的青春期，他极有可能在她的内心造成了男女两性心态上的冲突。
在他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宗教和工作也是重要的话题。她后来嫁给了犹太人瓦尔特·高茨（WalterGoetz），于是问题出现了：一种宗教相对于另一种宗教的价值。梅奥写道，在基督教中，庄严的用语与深邃的人类真理夹杂着异教徒的神话传说、令人苦恼的妄自尊大和心理混乱。对于基督教新来者而言，问题在于领会真理和庄严的用语，嘲笑浮华、隆重和低能。对于某些基督教徒而言，虔诚是一副面具，用以表明他们表面上顺从上帝，与上帝保持一致，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混乱的和强烈的憎恶感。
基督教混合了太多的东西了，梅奥写道，基督教源自犹太人，而且，据说他们“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能力致使他们自己遭受迫害——从法老到希特勒，把这个念给瓦尔特听”。对于这一点，圣保罗贡献甚大，这主要源自他在希腊的雄辩术训练。但是，当强悍的北方民族接纳基督教后，基督教便失去了更多，这些人产生了致命的罪孽观、酗酒、自杀、居无定所和长老会制。天主教传统也好不了多少。虽然天主教促进积极的社会合作，实现神圣的宗教仪式的统一，但是，它也把这一点与这样一个上帝结合起来：对卑劣的罪人进行报复。在梅奥的恶作剧式的观点中，对他称之为“杂交教”的东西，最好的批评者是萧伯纳，表现得最好的戏剧是《巴巴拉少校》。
梅奥本人的宗教——用以征服现代工作活动的问题的观念形态，他主张并推荐《奥义书》（TheUpanishads）和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复活了自发合作相对于竞争（富于侵略性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的价值。从《奥义书》中，他吸收了一条规则：个人应该先“遍历人类的经验，从而能够了解人类的激情和痛苦，避开不可避免的宿命论的力量，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对所在世界持有一种稳定观点的成年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清晰地确认自己在情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了解“母爱、孩子……家、爱好……”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卡巴尔之歌》（songofKabir）这首诗，捕捉到了梅奥那种成熟的宗教情结。
关于自发合作，梅奥推荐了他的同事的作品。对于个人，如果《奥义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梅奥推荐伊夫琳·恩德黑尔的早期作品《神秘主义》（Mysticism）——这部作品在逻辑上稍微有点混乱。
他警告帕特丽夏，功利主义，即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活动应该致力于追求职位上的利益，是“欧洲人令人遗憾的堕落”，应该置之不理。如果一个人置功利主义于不顾，他不但会摆脱它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还会从中获得愉悦”。
帕特丽夏努力把父亲的方法引进到一家被男人主导的公司，她发现，这些男人对待他们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梅奥关于组织生活的激进方法，于是她向父亲寻求建议。在梅奥看来，女儿的周围似乎都是些自鸣得意、不称职的同事，他们不太可能授予她任何权力以从事她认为值得从事的工作。他劝告女儿不要担心上司的愚蠢，而是要了解实情，适度地陈述实情，明确界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头脑清楚的上司总有一天会注意到她的意图的。
最后，他向女儿建议，如果她认同他对人性的全心全意的兴趣，那她就应该以一条原则为指导，即“不参与就没有合作的自发性”。为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对工人和管理者开展大量的教育。在他们能够客观地了解组织的经济问题以前，工人们尤其需要直言不讳地诉说个人困难。所以，在这种教育的第一个阶段，访谈是一项重要的预备措施。“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头疼欲裂的人作出明智的判断，那在得到他的合作以前我们就必须消除他的头疼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