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的理论把儿童生活中早期自我中心的方面与后期社会化的方面区分开来，把幼稚纯朴的责任感与自发的责任感区分开来。社会适应和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使用了这个理论。由于逻辑思维和社会性的发展同步前进，因此每个儿童必定依照社会生活的惯例生活，直到他们完全掌握了合乎逻辑的思维为止。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和稳定的，儿童应该与来自家庭外部的同龄人在一起，并且应该在其周围的环境中获得父母和老师的道德支持和指导。在这些条件下，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逐渐摆脱约束，发展成为合作。在理想情况下，约束是由父母的道德支持、同情心和理解来维持的，而合作——成熟发展的目标，是根据“游戏规则”学习到的。这些游戏规则对儿童进行约束，从而使他们适合于过社会生活。如果儿童进入青春期时带有受损的逻辑思考和社会思考，那他们就会受累于低劣的逻辑推理技能和社会技能。他们变得带有成见，这与合作性群体中适应良好的人截然不同，因为适应良好的人能够独立思考、自主行动。
人类学研究区分了三种行为：合乎逻辑的、不合逻辑的和非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表明个人能够作出独立的辨别和判断；不合逻辑的行为反映了在受限的行动范围内促进有效合作的社会秩序、它的约束和规则；非理性的行为——常常是强迫性的行为，发生于面临难以驾驭的任务之时，在这时，个人不能够进行合作，社会关系会瓦解，集体生活消失。
梅奥认为“药方”在于均衡教育。这种教育促进理性的和独立的思考，体现了文化是如何把纪律、合作和责任赋予其成员的。但是，为什么教育迄今未能提供这种均衡呢？这是由于源自自然科学领域中卓越研究的技术知识过于快速应用所致，这种应用为社会提供了具有逻辑性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失去了非逻辑性，因而发现合作与他们自己格格不入。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负责任的成年人？负责任的成年人应该乐于参与集体活动，自愿发现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过一种协作性工作的生活，愿意用增加了的知识修正社会管理，因而愿意用推理代替日常惯例。后来，梅奥在，两个场合再次阐述了这些想法，一次是一个月以后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共进午餐之时，另一次是一年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兰霍恩（Langhome）举办的一次关于特殊儿童教育问题的会议上。
所以，他的强烈主张是儿童应该与同龄人在一起发展社会技能，否则他们会成为执迷的生活方式的牺牲品。他在这种主张中概述了自己的儿童时期，描述了他和多萝西娅为培养女儿帕特丽夏和露丝的做法。在他的少年时期，他周围的同龄人一直很少。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患上忧郁症、对自己缺乏信心及对生活持执迷态度，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讲述了一个例子。一个餐后讲话者——显然是他自己，一度对于自己将要讲的话和有可能留下下述印象非常担心：对于有机会讲话自己非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感到不高兴，这使讲话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兰霍恩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起作用的精神病学在小孩子身上发生作用的问题，梅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介绍了科恩定律。他机敏地驳斥了解释人类行为的因果假说，强调了亨德森一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对变化作出解释并寻找各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相互关联的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改变了，然后上升到一个更复杂、更和谐的状态。为了说明这一点，梅奥列举了一个教授的例子。这个教授逻辑思维强，且在所在领域声名卓著，他的夫人非常支持他的事业，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由于家庭运转得如此良好，他相信，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凸显了他那明智处理问题的方法罢了。一天，考虑到没有对家务操持给予足够的关心，因此他到厨房里转了一圈，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建议，大多数建议有效且极为宝贵。但是，厨师却提出想要辞职。梅奥于是说：
看一看他都做了些什么？他破坏了日常生活的运转方式。要执行一项复杂的任务，必须把大部分任务简化为处于日常惯例的性质之内的事务。例如，当我把这个（一把椅子）放在这里的时候，某个或许我不十分熟悉的合作者会把它拿走，用它做些别的事情。您看，这就是对常规的破坏，违背了“何者为正确和适当”这一整体的社会观念。于是，我想，如果他想要做此类事情，首先应该就此事同他的妻子商量，允许她向厨师给出她自己的建议……使得某件事情的结果，不是由于强加于厨师之上所致，而是由于对某个提议产生了自发的兴趣使然，要让这个提议看起来源自厨师本人。
1937年初，梅奥把一些讲话整理成文发表，这些讲话论述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对于培养儿童合作技能的重要性。
梅奥的同事在工作中常常面临合作问题：罗特利斯伯格、怀特海、沃纳及后来的艾利斯一蒙塞尔。他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一些变化，他认为这些变化都根源于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他们的家庭成员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二家庭成员对他们本人的尊重。他们希望梅奥重视他们的成就，于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合作问题涉及为获得梅奥父亲般的肯定所遇到的困难。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了。1932年秋至1942年冬，梅奥看到罗特利斯伯格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梅奥看来，他似乎是一个羞涩沉着的男人，不自信，对超出他控制之外的问题过于敏感，对于能够控制的问题却忧心忡忡，聪明，动辄无所适从。生活似乎没有给予罗特利斯伯格什么奖赏，工作中最稳定的影响源自于他的导师“梅奥医生”。这个年轻人在公开讲话时没有自信，不适于当老师，完全不能够对源自集体讨论的想法进行条理分明的总结。但是现在，这一切全都变了。
罗特利斯伯格着手撰写关于霍桑实验的著作。在著作出版以前，他成功地撰写了一篇关于组织中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比较论文。他很喜欢该论文所带来的认可，但是惊恐于他想到的这种认可可能暗含的东西。这导致他偏离了他对精神分析的定位。首先，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工业问题。其次，当梅奥看到罗特利斯伯格在研讨会上把了然于胸的材料弄得错误百出的时候，梅奥把他带到一边，飞快地给他传授优秀教师所需的沟通技巧。短时间内，罗特利斯伯格就成为了一个精明的讨论会高手，能够发表诙谐机智、端庄得体的讲话，能够面对任何听众——从热情洋溢的学生到疑心重重的商人。第三，当他被委以重任陈述梅奥在霍桑咨询项目中的思想，以及后来在梅西公司及其他大型组织中带领研究团队之时，他就像梅奥所说的那样被“移情了”。
罗特利斯伯格在个人自信、教学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方面的成长，都有助于他在赢得梅奥的关注的过程中，把握他与竞争对手诺斯·怀特海的让人烦恼的和不快的关系。怀特海与罗特利斯伯格一样，也需要梅奥不断地注入信心；每当这种信心的注入可能不再，他就会使用他对院长唐翰的超级影响力，或者通过把罗特利斯伯格的功劳归结于梅奥来贬低罗特利斯伯格的工作，或者把罗特利斯伯格心知肚明的令人胆寒的任务交给他。这种行为给梅奥带来了问题：安抚这两个竞争对手，驱散那种引起双方彼此倾轧的敌意，帮助他们友好地工作。然而，罗特利斯伯格对梅奥的态度逐渐首鼠两端，这给梅奥制造了麻烦，例如，有时罗特利斯伯格在这一刻还是谦恭有礼的，但下一刻就试图凭借智力驳倒梅奥，当然，他总是无功而返。一天，他对梅奥大发雷霆，把他们久经考验的友谊破坏殆尽。于是，罗特利斯伯格的妻子出面调停。她告诉梅奥，他的这个门徒是“一根筋”，梅奥被逗乐了。他向她保证，他理解罗特利斯伯格的这次爆发，把它评判为成熟的一个迹象。他还告诉她，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接手梅奥的工业领域工作的将是罗特利斯伯格而非怀特海。
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2月。结果，罗特利斯伯格“崩溃了”，梅奥这样写道。战争的抑郁图景，亲密同事的去世，再加上担心要负责梅奥的工作，这些汇集到一起，重新唤起了这个年轻人1926年谒见梅奥之前那几个月的不幸。梅奥认为，罗特利斯伯格在孩提时受到过分的溺爱，而且把梅奥当做“父亲”，因担心失败会光临他尝试的每件事情而强烈地依赖梅奥。而当失败没有发生时，对于要负责重要的管理工作的担心压垮了他。梅奥认为，如果罗特利斯伯格想要挺起腰杆直面这个世界的话，那么现在正当其时。罗特利斯伯格确实这样做了。
最初，梅奥对于把英国已退休哲学家阿尔弗雷德．JI不特海的儿子纳入同事行列感到高兴。而且，在梅奥早期的退休计划中，小怀特海的工程学和工业学背景极具价值。但是不久以后，梅奥就把他看做是一个执拗的、可笑又可怜的人，对社会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沉迷于与哈佛有影响的学术人士交往。怀特海认为院长唐翰是一个“邪恶的天才”，对亨德森、霍曼斯和沃纳持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常常摆出不赞同的姿态，还有一种滔滔不绝地说“行话”的习惯。在每一次“适当”人士错误搭配的无聊宴会上——他看不出哈佛高低身份人士之间的差别，怀特海夫妇都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
怀特海表现于外的自负掩盖了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每当他想要对他的工作下定决心时，他都要在梅奥面前把所有可能的决定详细叙述一遍。梅奥耐心地倾听，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作者，一个忠诚热情的追随者，而且，只要有可能，梅奥都会在对他的努力表示赞赏之外积极地推进他的事业。怀特海把梅奥理想化了，而且由于他与梅奥的这种关系，1935年，怀特海的行为和对工作的态度开始改变了。
1935年初，怀特海告诉梅奥，每当梅奥外出，同事间的合作就减少，而他一回来，合作又恢复了。梅奥认为，团队合作有赖于每个成员这样的坚定信念：每个人的工作都是重要的，作为他们的领导，他本人的任务是对于每个人所做出的贡献的价值予以首肯。有一次，梅奥帮助亨德森和怀特海看清楚彼此相互对立的兴趣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不赞成对方的态度。最后，这两个人开始彼此尊重，亨德森甚至邀请怀特海组织亨德森社会学研讨会并做出贡献。反过来，怀特海通过学习，放弃了他那高人一等、吹毛求疵的态度，静观事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是急于对它们作出判断，赞赏梅奥的处事方式——促进与他共事的年轻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
最后，怀特海开始观察梅奥的临床技能。他看到梅奥对他的儿子埃里克催眠，由此帮助他根除这个孩子经受已久的癔病面部痉挛。后来，怀特海听从梅奥的建议，把埃里克送到比戴尔学校上学。在那里，通过与同龄人打交道，埃里克将获得合作技能，而不是由于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过长而养成一种神经质式的生活方式。
梅奥观察到怀特海身上发生的缓慢变化。怀特海对他的美国同事变得越来越宽容，同时他的美国同事们对他的举止也不会那么不舒服了。1938年初，梅奥认为怀特海已经成为这个集体的正常成员了，他从容、独立，能够平和地接受批评。怀特海本人说过，他感到自己变了，是梅奥治疗了他和帮助他摆脱了在儿童时期学到的带有偏见的思维。于是，梅奥带领怀特海开展临床工作，让他负责治疗一名病人；怀特海在这个病人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成见性生活方式的翻版。这个顿悟让怀特海兴奋。不过，他的临床技能没有什么发展，直到他于二战为祖国服完兵役返回哈佛之后才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