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哈佛商学院的同事们奔赴战场、知己好友去世以后，梅奥的工作生活大变样。在阿伦·格雷戈（AlanGregg）的帮助下，梅奥开始深入研究缺勤、团队工作、劳工流动率等问题，撰写一本总结这些研究的著作。后来，他研究了士兵的复员问题，讲课并计划退休。1947年5月，他退休回到英国居住，留下罗特利斯伯格及其同事继续从事二十年前开始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梅奥关于他自己及其工作和文明社会的设想产生了突然而巨大的影响。他是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尽管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对文明社会持乐观态度，而且相信，如果文明社会秩序井然的话，那么人类总是会很快地转向明智正派的活动的。然而，当欧洲发生的冲突摧毁了他那“根深蒂固的信念——邪不胜正……所有古老的环境正土崩瓦解”的时候，这种观点便难以维系了。
他身边的诸多变化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怀特海和艾利斯一蒙塞尔到英国去了；给帕特丽夏的信件有时候如泥牛人海，而且写信时脑海里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名检查员详细审查信件。早先，他试图让露丝及其一家独立生活，但无果而终。他对这些变化的第一个反应是仿佛陷入了“一场噩梦”，第二个反应是工作。
在工作方面，他给社会学系第二十三班讲课，教一个由精选后的十二名学生组成的研究班，在“卡伯特周末”发表讲话，加入在拉德克里夫的团体讨论人事管理问题，而且，在帕特丽夏的提议下，阅读约翰-菲吉斯的著作。
为了对新同事的培养提供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资助他15000美元，为期两年。他为隆巴德和约翰·库利（JohnCooley）这两名讲师提供资金，带领乔治·霍曼斯（GeorgeHomans）和研究秘书贝蒂·博伊尔（BettyBoyle）在纽卡斯尔开展研究工作。梅奥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与霍桑和纽伯里波特的研究相媲美。
梅奥在度假时发现，悲观念头这个梦魇让他不得安宁，连安静祥和地钓鱼都做不到，所以他开始计划一本关于强迫观念的书，这本书将使用自己原来论述让内的讲稿。“工作的需要……看似一件幸事，其实不然”，实际上，正如他写信告诉帕特丽夏的，他过去“忙疯了”。
当战争开始威胁欧洲所有文明之际，梅奥感到非常幸运，有趣的工作让黑夜不再显得过于漫长和黑暗。有关让内的讲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管理与工人》一书的销售异常好，华盛顿那边召集罗特利斯伯格为国家效劳，这些都让梅奥觉得好运连连。他还认为，帕特丽夏和露丝在欧洲居住期间经历了高水平的文明，他希望她们可以用这个文明水平来评判未来的成就。当露丝一家于1941年夏季抵达时，他欣喜异常。可是，重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941年12月，菲利普·卡伯特去世，美国宣战，梅奥的侄子埃里克（Eric）因所搭乘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悉尼”号在印度洋沉没而丧生。梅奥一反常态，打破常规，出席了卡伯特的追悼会。赡养露丝一家和所得税的突然增加，都让梅奥开始感到沉重的支出负担。
1942年2月，梅奥的亲密朋友亨德森去世，梅奥感到事情失去了控制，“最近，真是祸不单行”。亨德森的去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这是他的工作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精诚合作是梅奥日常生活中至为关键的要素。他们意气相投并彼此尊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够对双方的争执一笑了之，双方能够进行流畅而清晰的交流和沟通。他们已经“习惯于”对方了，对梅奥来说，这是“他们亲密无间的最重要的东西”。
对于亨德森的去世，梅奥的反应是开始承担新的工作，而把寻常的任务撇在一边。他决定把工业研究工作移交给罗特利斯伯格，并虚心遵循亨德森的劝告，督促、推动和激励政治研究，而不只是思考政治问题。罗特利斯伯格担心，梅奥交给他任务但却不给予他执行任务的完整职责，他向唐翰提出抗议：除非他独立于梅奥，否则他不能承担梅奥的工作。然而，当他被赋予这个职责的时候，罗特利斯伯格“崩溃了……对这个离奇有趣的世界感到力不从心”。他给梅奥留下了一副极为庞杂的教学担子，然而，当梅奥为这项教学负担“疯狂地推敲计划”之时，却没有留下一个同龄人来倾听。
梅奥开始研究一些作家的作品，以此为他的两篇短文“为什么异教徒发怒？”和“乌合之众假说”增添权威性。当时他认为这种方法使得原来的研究方法整个地推倒重来。不过，“推倒重来”的想法却源于多年前他在昆士兰的时候，当时他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也感到愤怒，也接手了新工作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事实上，这种修正使人们回想起他总结于《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的早期政论性作品，而且他用以控制愤怒的方法也不新奇。梅奥沿用曾在昆士兰用过的技术，约束了强迫性思维，抑制了罪孽感，驱散了“艰巨工作的红色迷雾”，不再积极参与某些同行的活动——他对这些同行的观点不屑一顾，与学院式的个人野心家分道扬镳。
在大学同事中，他看到三类特殊的蠢材。前两类人后来发展为技术专家和自由主义抽象体系的创造者。后来，斯诺（c．P．Snow）把他们鉴别为“两种修养”。第三类人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即律师，他们对战后重建的政治问题所持有的观点同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InnocentIV，公元1243年）所持的观点一样时髦。正当梅奥图谋从这个世界抽身而退的时候，他希望帕特丽夏到波士顿来，帮助“说服我自己理清头绪”。
1942年夏，问题有所缓解。梅奥获悉，罗特利斯伯格的身体逐渐好转，而且自己的一个学生把员工面谈工作纳入到旧金山一家大型公司的管理培训项目之中。可是自此以后，更多的问题出现了。这年夏天，唐翰退休，紧接着，新任院长就梅奥如何看待他在商学院的角色与梅奥谈话，并指出了他的工作与学院其他人的工作之间的差异。第二天，梅奥很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书写过去的成绩以及新出现的管理问题的根源。
梅奥写道，通过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提高资助额，他本人是如何影响亨德森的，又是如何赢得他和唐翰的尊重的。他指导了霍桑工厂的研究人员，并为同事进入这项计划打开了大门。如今，在商学院里，他和其他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原因何在？他曾计划在他退休后由怀特海接替自己的职位，可是战争破坏了这个计划，面罗特利斯伯格当时还不胜任这个职位。梅奥曾勉励霍曼斯在隆巴德和福克斯的支持下承担起工业研究工作的职责，可是霍曼斯被海军召去服役了。因此，留给梅奥的是未经任何训练的同事，从而加深了这道鸿沟。目前，他正寻求隆巴德和福克斯的支持以力图迅速填补这道鸿沟，而且他希望罗特利斯伯格的健康尽快恢复。
当罗特利斯伯格重新开始工作以后，他要求更换工作地点，他和鲍登、福克斯、隆巴德等梅奥的同事从梅奥近旁的场所搬到学校的另一个地方。戴维院长也明确表示，最好是其他机构为梅奥安排最后几年的工作。所以，到1942年底的时候，梅奥损失惨重：有些同事奔赴战场，年老的同事去世，年轻的同事另谋高就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逐渐减少，在商学院的交往也减少了。可以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原有的背景全都分崩离析和好景不在了。在一次海军行动中，他损失了一个亲戚；很快，见到帕特丽夏的希望也渺茫了。
梅奥需要有同龄人能够共商工作上的烦心之事。他转而求助于阿伦·格雷戈。格雷戈是哈佛出身的内科医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医疗部队服役，他比梅奥年轻十岁，而且，他像比尔兹利-拉姆尔那样钦佩梅奥的魅力、睿智和敏锐。1922～1930年间，格雷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担任过医疗教育理事会和医疗科学理事会的副干事，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逐渐和梅奥熟悉起来的。梅奥的研究始终由该基金会的医疗科学理事会而非社会科学理事会资助。1931年，格雷戈升任医疗科学理事会的干事，之后，他与梅奥频繁接触，对他和亨德森的合作情况了解很多。
1942年夏，梅奥为一本“通俗图书”写了两章内容，这就是后来的《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他还计划根据让内关于固执观念的研究撰写另外一本书。但是，梅奥需要身边有个像亨德森那样“对不严谨的思考给予辛辣批评”的人，而格雷戈是惟一对这两章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格雷戈列出了二十三个要点，并建议修改这两章，使之更清晰透彻，因为“乌合之众假说”这一章似乎与“为什么异教徒发怒？”这一章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联系是，既然读者能够了解社会需要擅长交往的领导人，那么就应该让读者看到，重点并不在于政治学、法律和经济学等通常强调的教义和博学。梅奥向格雷戈表示感谢，并认为两任院长没有提出有益的意见，从而证明重新修改他的想法并使之深入浅出是必要的。
梅奥曾给戴维院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解释了在哈佛商学院中他和其他同事之间差异的根源。为了得到意见和建议，他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格雷戈。格雷戈回信认为，在疲劳实验室里贡献最杰出的当数梅奥，梅奥既是开创者又是推动者，他先后通过亨德森和唐翰同哈佛商学院发生联系，而且，他的任务始终是培养接班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唐翰退休后并没有离开哈佛商学院，相反，他在戴维院长的支持下，积极地活跃在梅奥所发展起来的领域中。这对梅奥来说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格雷戈对唐翰的这个决定也大为不满。这为唐翰自己的成就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使之置身于一个糟糕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他有可能不明智地妨碍并最终失去离职的尊严。而且，在没有和梅奥商议的情况下，唐翰和戴维院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在梅奥一亨德森的资助项目到期后，希望基金会能够给予进一步的资助。梅奥觉得，这会把他与格雷戈的关系推人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格雷戈注意到这个情况以后，他警告梅奥要密切留意“哈佛商学院重新组合的蛛丝马迹”，并向梅奥保证，他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声称他将对唐翰与戴维的联合申请不予置评。
1943年初，梅奥的情绪依然低落，不参加哈佛商学院的活动。他需要和格雷戈商讨“‘进展情况’，唉！不会再与亨德森讨论它们了”。他不能断定该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梅奥和格雷戈谈话之后，效果明显，战时生产委员会铜分会资源部（ResourcesSectioninWarProductionBoard"sCopperDivi-sion）主任乔治·霍尔德勒（GeorgeB．Holdderer’）找上门来，让梅奥研究采矿厂、熔炼厂、精炼厂和黄铜加工厂中工人缺勤的原因。霍尔德勒认为，这样一项研究，“将使整个国家受益”，他选择了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市的三家铜业公司：大通铜业公司（ChaseBrassandCoppei’Company）、美国铜业公司（AmeticanBrass）和斯科韦尔铜业公司（ScovilleBrass）。
对缺勤的研究展现了梅奥管理现场工作的方式和风格。首先，在计划开展研究的公司中，他运用公司的各级权力，以确保公司赞成他的工作。他写信给大通铜业公司总经理，要求得到正式任命，同时知会公司总裁，询问他对公司问题的看法。他还写信给当地工会领导，告诉他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意图，还告诉他，曾在工会任职、现在前来协助该委员会的哈罗德·卢藤伯格（HaroldRuttenburg）也希望工会在工作中予以合作。在确立有利的地位和身份以后，梅奥接着回答了与这项具体任务有关的问题。他写信告诉总经理，他不打算对员工作任何调查，因为这样做工程浩大，将会失去控制，显得“热衷功名”；相反，他将从高级管人员那里获得真实的情况。他建议采取适当行动，但他本人在征得管理层同意之前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他向当地工会领导保证，他不会开展一项“可能干扰您的活动或公司其他人”的调查；相反，他将与公司高级职员和工会共同协商，而且，除非调查对所涉及的每个人都适宜，否则不会开始任何调查。
在开展第一次现场工作时，梅奥带上了隆巴德。他们与三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交换了意见。他们获悉，管理人员对这项研究的宗旨不清楚。这是因为他们都与霍尔德勒的意见相左，没有一个人视缺勤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缺勤的原因一目了然：给工人的薪水太多；对周末的远足兴趣太高；过度饮酒；工会过于活跃。另一方面，工会领导很关心缺勤问题。他预计，由于工厂的通风和空气调节设施糟糕，缺勤现象将会在夏季上升。
对梅奥而言，所列出的这些缺勤原因毫无用处，所以，在与公司执行官们的谈话中，他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齐心协力，并指出，他并不是在推销一套特殊而迅捷的重组方案以完全消除缺勤问题；相反，他提议，在对每个工厂经过彻底的调查后，由各公司自己来决定是否想要重组。梅奥反复声明，缺勤问题的治疗，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诊断，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信的良方的。
由于隆巴德被召去承担其他职责，在梅奥与管理人员于沃特伯里市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约翰·福克斯也加入了进来。福克斯走访了各个工厂，从中层和一线管理人员那里得到了这项研究所需的全面支持。工作开展以后，梅奥看到，现场的实际问题是“让（管理人员、工会官员和工人）停止互相辱骂，让他们看到实情。事实证明，这些同样的实情让他们全都大吃一惊，在这个时刻，对方的形象在他们的眼里比他们原来料想的要好得多”。
梅奥把调查结果介绍给相关的人员。因为大通公司副总裁伊利（D．E1y）认为铸造车间是加工流程的瓶颈，是大多数缺勤问题的发源地，所以选择每个工厂的铸造车间开展研究。薄板车间也被选中，因为精明能干的观察者说，薄板车间是铸造车间借以参照的最合适的对象。研究人员开始对每个公司的考勤记录进行分析，努力寻求初步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