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种尽职尽责的勇敢品格更多地表现在女子所做的一些仁慈之事上。这些事迹绝大部分不为人知，因为它们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由女子们私下做的，她们仅仅是出于爱而行善事。她们功成名就，因为在更广泛的领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不过，名声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她们经常觉得名声是一种负担。又有谁没有听说过著名的监狱探访者和改革家弗赖夫人和卡彭特夫人的大名呢？又有谁不闻移民事业的促进者奇泽姆夫人和赖伊夫人的大名呢？同样，又有谁没有听说过医护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南丁格尔小姐和加赖特小姐的大名呢？”
这些本应该过那种家庭生活的女子却成为慈善事业的领袖，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她们的道德勇气。因为对于女子而言，文静、悠闲、不抛头露面似乎才符合她们的天性。很少有女子愿意为了更广阔的、更有意义的事业而走出家庭生活圈子之外的。但是，一旦她们选定了一种，那就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得住她们。男人和女人帮助他们左邻右舍的方法不计其数。不过，这种帮助需要古道热肠和援助之手。绝大多数我们所称的慈善事业工作者很少是出于选择。慈善是她们的义务，慈善义务横亘在她们的人生道路上——慈善义务似乎是她们最优先要尽的义务——她们行慈善之事，并不渴求声名，也不渴求任何其他报酬，而仅仅是出于她们的良心，她们仅求问心无愧。
在众多的探访者中，萨拉·马丁不如弗赖夫人著名。但是，她却先于弗赖夫人从事这项工作。她被引导从事这一职业的过程，便充分说明了女子的忠诚和诚挚勇气。
萨拉·马丁出身贫苦人家，而且很早便成了一名孤儿。她是由她的祖母抚养成人的。在雅茅斯附近的卡斯特，她开始自谋生路，到一些人家帮忙做女服，一天一先令的报酬。1819年，当一个妇女因毒打和虐待自己的孩子而受到审判，并被关在雅茅斯监狱时，她的罪行成为全镇的谈资。萨拉·马丁，这位年轻的制作女服的女裁缝对有关审判的报道印象特别深刻，并产生了一种探访监狱中的这位女犯人并试图感化她的愿望。她以前一经过监狱的围墙，就经常渴望能获得监狱当局的许可，以便她能探访狱中的犯人，努力引导他们浪子回头重新做人，重新回归到他们曾触犯过它的法律秩序的社会。
她终于无法抑制去探访这位狱中母亲的冲动了。于是，她走进监狱的门廊，叩了叩监狱的门环，并向监狱看守人员提出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她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她重又返回，重又提出请求，这一次，她的请求却得到的批准。不久，这位罪犯母亲便站在她面前。当萨拉·马丁说出她的探访动机后，这位罪犯母亲热泪盈眶，连连道谢。以后，那些眼泪和道谢便伴随萨拉·马丁的全部生命过程。从此，这个可怜的女裁缝，一面得做些针线活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另一面还得在闲暇时间去探访狱中的犯人们，并努力去减轻他们的痛苦。
但是，由于太专注于她的狱中工作，萨拉·马丁的制衣业务下降了。这个问题是因其过分专注狱中工作而起的。原本假如要恢复她的制衣业务，她必须得暂停监狱工作。但是，她却作出了继续专注狱中工作的决定。“在做出决定之前，”她说，“我便认真权衡了利害得失。诚然，如果我继续一味地给狱中犯人传播真知，我肯定会陷入暂时的贫困之中。然而，个人一时的贫困是无关紧要的。”她当时仍然每天要花六、七个小时做狱中犯人的工作，使那些本来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的狱中犯人转而心情愉悦地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狱中新犯有时也桀骜不驯，但是，她春风化雨般亲切柔和的态度最终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合作。多年屡教不改的惯犯、衣冠楚楚的伦敦扒手、失足的少年、吊儿郎当的水手、荒淫放荡的女子、走私者、偷猎者以及其他通常关在海港或乡村小镇监狱中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罪犯都因这位诚挚善良女性的仁慈影响而受到感化。他们都在她的眼中，都在她仁慈目光的亲切注视、监督之中。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会拿笔，第一次坐在一便士的识字课本前。她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她轮流为他们哭泣、祈祷，她轮流守候他们，和他们待在一起，并给予他们以深深的同情。她帮助他们坚定自新的决心，帮助他们从绝望中振奋精神，并努力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悔过自新之路。
这个古道热肠、诚挚善良的女性从事这一高尚事业达20余年，很少被人鼓励，也很少得到支持。她支撑这一事业的资本也就在于她祖母留给她的一年10镑或12镑的收入，也就在于她那少得可怜的制衣收入，即便如此，她仍然竭力维持下来了。在从事监狱探访工作的最后两年，雅茅斯监狱当局因为她的这种自觉自愿的工作为他们节省了配备一个教师所需的花费（按照法律规定，雅茅斯监狱应该配备一名教师。）因此，监狱当局表示愿意支付她12英镑的年薪。但是，监狱当局的这种粗俗态度深深地伤害了她的感情。她坚决拒绝成为监狱当局带薪的管理人员，她也不愿意将她的服务，将她种种仁爱之举用来做交易。但是，监狱当局却粗暴地通知她：“如果她想继续探访监狱，她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监狱当局将禁止她继续探访监狱。”所以说，在这两年中，她只得接受了监狱当局的12英镑的年薪——这就是监狱当局对她作为监狱女教师工作的感谢！然而，当时的她已是年老体弱，不利于健康的监狱环境更使她力不从心，虚弱不堪。躺在临终之床期间，她重又开始了她的天才练习——创作神圣的诗作。她以前在闲暇时间偶尔也写写诗。作为文学作品，她的这些诗作也许算不上上乘之作，但是，她却在她的诗中倾注了她最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别的诗作比她的诗作更具真情，或者说，更具虔诚的爱。而且，她的整个人生本身便是一首极好的诗篇，远比她自己写的那些诗篇好。在她壮丽的人生诗篇中，充满了真正的勇气，顽强的毅力，充满了慈爱和智慧。
[1]《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第5卷。纳皮尔还提到了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关于个人的品格的影响力的场面，这是个名叫爱德华·弗利尔的年轻人，也属于同一兵团（（第43兵团），当时这个青年人只有十九岁，经历的战斗的突围比他的年龄数目还要多，那是在纽维尔战斗中。“他是如此瘦小，如此英俊，以致西班牙士兵总以为他是女扮男妆，然而，他却是如此生龙活虎，如此英勇无畏，以致那些最勇敢最有经验的老兵在战场上也唯他的马首是瞻，随他拼杀；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在最艰难的处境中，对他唯命是从”。
[2]当美联邦面临即将解体的危险、华盛顿打算隐退的时候，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迫切地要求他继续留任公职。他说：“所有联邦的信任都集中在您身上。您留在领导集团，在任何时候，都是对那些引起恐慌、引导人们走向暴力和分裂主义的争论的一种最好的回击……有时，社会认同一种卓越的品格，要求他控制自己对个人幸福的偏爱，去为人类目前和将来的幸福作出牺牲。为了改变事情的某些方面，虽然我没有权利要求您作出牺牲，我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您的这些品格，请求您改变以前的决定，继续留住公职。因为我不能求助于我本人急躁的性格或其他人的品格。”——斯巴克斯著：《华盛顿的一生》第一章。
[3]纳皮尔：《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第五章。
[4]W·斯科特：《苏格兰历史》第1卷。
[5]麦克雷：《罗马史》。
[6]下面这一关于他友爱行为的生动描述源自于他的传记：一天，他在福来希福德附近作长途步行。步行时，他碰到了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正在嘤嘤哭泣；她给在田间劳作的父亲送完晚餐后回来时，不慎将碗掉在地上，打破了碗。她说，她回家后肯定会因此而挨打。小女孩天真无邪地看着他的脸，突然产生了一束充满希望的光芒，她说：“但是，你能帮我补碗，对不对？”
“我的父亲说他不会补碗，但他本可以花六便士为小女孩买一只碗，帮助小女孩免却麻烦。但翻遍他的口袋，他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答应明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他的这位小朋友见面，并给小朋友六便士。同时，父亲嘱咐她，要她告诉她母亲，说她碰见了一位绅士，这位绅士明天将为她买一只碗。这个小孩完全相信父亲的话，带着安慰回家了。父亲回家后，看到了一张请柬，邀请他明晚在巴斯赴宴，而且，在这次宴会上，父亲可以见到他特别渴望见到的人，他犹豫了一会儿，仔细估摸能否既去和那位打破了碗的小朋友会面，又能及时赶回参加在巴斯举行的晚宴，但他发现时间有冲突，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晚宴的邀请，父亲对我们说：“我不能让她失望，她那么信任我。”
[7]格罗特夫人：《阿里·谢弗传》。
[8]这个高尚的女人和她不幸的丈夫的痛苦在她以后写给她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有生动的描述。这封信署名为《格特鲁德·冯·德·沃特：忠诚到死》的信不久以前在哈勒姆得以出版。赫门兹夫人在其《妇女档案》中写了一首充满同情和赞美的诗，以纪念这悲伤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