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伟大的女性，处处显露着她宽厚的心胸。谌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1930年人党，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地形熟悉。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面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见。张子华赴陕北前，通过谌小岑征得了曾养甫的同意，所以张子华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进苏区的目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张子华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了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谌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四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谌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级干部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面商谈判地点。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四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蒋方交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面谈。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宋子文积极派人赴陕北接触，十分重视。在此期间，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中毛泽东最早与宋子文通信。
为了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上旬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目前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同国民党中央的谈判。
陈立夫1936年8月1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前10天，毛泽东致信给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明确提出“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宋子文“竿头更进，起为首倡”。该信全文如下：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致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宋美龄热情活泼，赢得了同学与师长的喜爱。寥寥二百余字，将私情公意，尽见于尺牍之内。后来，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又多次提到宋子文。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电告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
9月16日，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宋子文等人，与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对她的殷切期望，积极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物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宋庆龄多次会见潘汉年，与他商讨如何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并把潘引荐给宋子文以至宋美龄。后来，宋氏兄妹与潘汉年多有接触，宋子文还一度提供寓所让他居住。
同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又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孙哲生、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宋子文等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态度诚恳，纵横捭阖，痛陈利弊，对于促进宋子文抗日救亡思想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秘日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和”、“战”争论不休。
宋子文冷静沉着，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与张、杨及中共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十点主张。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近年，宋子文日记在美国解密，引起海内外众人关注。宋子文在日记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936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亲自赴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举进攻陕北红军。张、杨两位将军激于爱国义愤，于12月12日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南京政府内部处于“和”、“战”争论不休的混乱状况，迫切需要一位能够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谈判的“和平使者”从中斡旋，宋子文则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这个角色。
西安事变在南京国民党统帅集团内引起了极大震动。12月12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张杨的占多数，因而作出决定：
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宋氏家族的一帮人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此时他们都不在南京。宋子文正在由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孔祥熙和宋美龄也在由上海回南京的途中。
12月13日下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西安的人占上风，何应钦主张下讨伐令，吴稚晖也提出必须急速用兵。
13岁的宋美龄机灵古怪，幼小的年龄就显示出了与同龄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孔祥熙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力主缓和，但是在一声声“讨伐”的吵闹声中，他的“缓和”主张显得十分无力。在这次会议后，他和林森联名签发了《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
此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南京的新闻检查官又烧毁了来自西安的报纸和宣言，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形难以知晓。在上海和南京，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西安遍地烽火，红旗到处飘扬，士兵们沿着城墙挖壕据守，全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言者危言耸听，听者胆战心惊。一家外国电台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学良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
既然蒋介石已经“被杀死”，那么与蒋关系极其密切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定得出来控制局面，这成了西方某些要人们的关注焦点。《时代》周刊报道：蒋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她姐夫孔祥熙博士把东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
诚然，宋氏兄妹和孔祥熙是不可能掌握东亚的命运的。但是，透过上面这段话，人们不难看出，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对宋氏兄妹是如何的重视。
为了探询西方的意向和了解南京政府的态度，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成了众多记者们的重点采访对象。
12月13日晚，孔祥熙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一方面指责张、杨二位将军“对于中央政策未尽了解，为不良分子所蛊惑，激于一时之情感，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钜。”另一方面又说张学良已经致电给他，“知其对蒋院长负责保卫，决无问题。”他要民众“力持镇静，信任政府，勿为谣言所蛊惑。对于陕变，深信最短期内必获圆满之解决。”《中央日报》于12月14日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孔祥熙的谈话。
宋子文于12月13日由香港返回上海。他虽然没有参加12日、13日国民党中枢机构召开的讨论西安事变的会议。但是，由于他一直同宋美龄、孔祥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国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
宋子文于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对新闻记者也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
“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世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
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端纳已抵洛阳，即将转往西安。本人受孔财长（祥熙）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交工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
宋子文这番谈话，话语不多，却耐人寻味。
这番谈话，态度温和，完全没有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宋子文不但不指责张、杨两位将军，反而公开宣传他同张学良有“多年之友谊”，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这在当时南京的许多军政要员对张、杨极尽咒骂和指责之能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这番谈话，表明了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尽管宋子文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他早就在1933年10月以“心绌力薄”为由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之职，还在私下发过“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狗，今后我要做人不愿做狗了”的牢骚，但是，在这次危急的时刻，他不避前嫌，力主和平谈判。他的这种态度，为许多人所瞩目。
宋子文的这番谈话，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其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张。
为了促使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张、杨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
宋美龄将头发高高地盘起，俨然一位尊贵的日本妇人。12月14日，被孔祥熙和宋美龄派往西安探明情况的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宋美龄同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的信息。
端纳全名为威廉·亨利·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1904年任香港《中国邮报》主笔，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1911年结识孙中山。1928年任张学良的顾问，直至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1934年到1940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不具名义的顾问。由于端纳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他的特殊身份，他来电提供的消息，本应当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
但是，南京政府内部的军政要员，根本不相信端纳的电文，提出了许多怪论，极力阻挠派员赴西安谈判。
有人说：“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
有人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人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西安军民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壮举上街游行。更有甚者说：“张学良邀请宋美龄，目的在于拘禁。”
宋美龄同这些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仍无济于事。12月15日晚，宋美龄打电话给端纳，说：“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准飞陕，况孔为代理院长势难离职”，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请他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复电，同意以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并担保宋子文西安之行绝对安全。
这样，宋子文于12月17日由上海返南京，积极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而这时候，南京政府中又有人公然提出：“宋氏之行为不当，宋氏身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机。”
听到这番话，宋子文针锋相对地回答：“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反对。
在一系列激烈的争吵中，戴季陶的“讨伐”之声是最为严厉的。“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因此，宋子文只好找戴季陶，也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然后说：“你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