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日，宋子文在美国签署租界法案后，手持法案留影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是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主持的。美、英虽然发表了上述声明，但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美、英这一行动是迫于当时形势作出的，也由于放弃在华特权对他们的利益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谈判进展不快。特别是英国，始终不肯放弃在1898年强行租借的为期99年的九龙租借地，一直到预定签订新约之日，即1943年元旦，还未达成协议。为了不致因“九龙”一事而中断新约的缔结，国民政府作了让步。可是，英国仍然片面要求延期，美国也持同样态度加以阻挠，致使新约不得不延期签订。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发出慨叹：“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直到1943年1月，汪伪政权发表了徒具形式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之所谓“新约”后，才有所进展。日伪“废约”这本是一幕滑稽戏，但客观上却对美、英增加了压力，迫使美、英加速同中国谈判的进程，并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
中美新约签字仪式在美国华盛顿国务院会议室举行。会议室的长桌上端端正正摆着用中、英两种文字缮写成的条约文本，均用彩色带系结。当美国国务卿赫尔偕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步入会议室，端坐于长桌一端时，曾以诙谐之口吻问魏大使：签字时，是以书写英文的方法，还是按中文从上至下的书写习惯？魏大使笑而不语。在新约上签字的中国代表是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先以毛笔签写中文署名，然后用钢笔签署英文名。赫尔，则用自备墨水笔签字。此签字情况，均已摄成新闻影片及照片，两人之谈话亦制成留声片运至重庆。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除魏道明外，尚有驻美大使馆公使刘锴，新任参事徐公肃，一等秘书崔存磷；美国方面除赫尔外，还有远东司司长汉米尔顿、国务卿助理裴克等。
中英新约签字仪式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进行。条约签字前，先由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祁德森互换中英文条约文本。继而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黎吉生，互验全权证书。中英新约是以英王名义签字的。签字的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公署一等秘书代表署务黎吉生，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签字典礼的，除双方全权代表外，中方尚有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胡世泽，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交际科科长凌其翰；英方有大使馆参事台克曼，秘书祁德寿。
风雨中的红玫瑰、多的是锐利，多的是坚定，但历经风雨磨难而风韵依存。中美、中英新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宋子文直接签订的中英新约共有9条。第一条规定条约适用的领域；第二条规定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第三条宣布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第四条决定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第五条是关于不动产之保护或转移问题；第六条规定两国人民享有在缔约国中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利；第七条规定领事之权限；第八条规定待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友好通商设领条约；第九条规定新约批准生效的日期。综观条约内容，第二条最为重要，故在中英换约的附件里又明确规定英国政府应放弃如下特权：（一）租界及使馆区之特权；（二）内地驻兵权；（三）军舰自由驶入权；（四）领事裁判权；（五）通商口岸权；（六）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七）外籍引人权，海关雇用官员权等。这表明，除九龙、香港外，英国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放弃了在中国享有的特权。通过中美新约，美国也取消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废除了。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1943年1月12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中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并特别感谢美国国务卿赫尔及英外相艾登为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所做的贡献。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对中美、中英两新约满足？宋子文回答说：“大体可以业已满足，然尚有少数问题，须再讨论。”关于租借地一事，宋子文说：“中国曾提起九龙租借地问题，然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宋子文最后称：“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无上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废止治外法权新约，于今果如愿以偿。”
1943年1月11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居中者为宋子文出现在正式场合的宋美龄总是佩戴着中国空军金质徽章，那是她为抗战做贡献的象征。为了庆祝新约的签订，国民政府明令昭告全国，称：“今吾国已获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决定1943年春节放假3天以志庆祝。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宋庆龄、郭沫若亦发表谈话。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人民集会庆祝，燃放鞭炮，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布《关于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英、中美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新约，通知放假：“中英美订立新约，举国共庆，同时适逢春节，各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由2月4日（即旧历除夕）起至10日止，放假7天；中等以上学校由2月4日至17日，放假14天；各工厂则依其劳动合同所扩大进行规定之假日放假，以资庆祝。”延安2万多人于2月5日开会进行庆祝。全市欢腾，盛况空前。
走下飞机的宋美龄泪眼婆娑，哥哥宋子文立即伸手搀扶。当年5月，中、美、英批准条约生效之日，《新华日报》又以《中英、中美互换新约》的短评论述此事。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群众》杂志，在第8卷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新约加重了我们的责任》的时论。同卷第3期上义发表了题为《自由独立新中国的起点——中英中美新约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新约签订的支持与祝贺。
全国各阶级、各党派都热烈祝贺新约的签订，这说明宋子文及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它使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对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重大的作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综观所有新约的内容，大都是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未涉及到经济文化领域。因此外国人仍可在中国各地倾销商品，设立工厂，打击民族工商业。至于设立教堂、办学校及其他事业，更没有限制。就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亦未彻底解决，如在进行谈判时，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中国无可奈何，只得正式声明“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因此使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未提出讨论。终于如愿以偿
宋子文奉命请罗斯福总统派一名美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美国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
闻此消息，蒋介石脸色大变，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蒋风波”骤起，美国态度暖昧。
宋子文如何应对？
1941年12月8日，寒冷潮湿的早晨。
宋子文起床后，像往日一样拧开落地式美国收音机开关旋钮，照例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男播音员愤怒而低沉的声音。
新闻公告：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当地时间）电：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说：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叫宋子文惊愕不已。他耐着性子专注地听了下去，大体弄清了事情真相：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15—20米的陆抱良港，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日军出动183架飞机，从停泊在距离珍珠港230海里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以微小的代价击毁击伤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舰船18艘（包括战列舰8艘，飞机260余架，人员伤亡近4000人，其中一半阵亡，太平洋舰队蒙受惨重损失。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
宋子文既对日本敢于在太平洋上向美国人开刀非常吃惊，又急于知道国内方面对珍珠港事件所持态度，以便在与美国政府交涉中争取主动，因而显得格外焦虑和浮躁。
与此同时，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中国陪都重庆，引起一派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之战，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一位在重庆看到当时情景的美国人写道：“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中国就好像是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张学良，为了民族存亡大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是转移对日作战责任保持实力的最好时机。因此，就在这天上午，他在黄山官邸客厅召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各面授备忘录一件，声明“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建议“中、英、美、澳、荷、加拿大、新西兰等友邦国家结成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军队的军事同盟，以一致对德、意、日轴心国，各同盟国互订不单独与轴心国媾和条约”。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使馆武官，宣称中国为了与各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
身处异邦的宋子文，在焦急等待中收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急电。要求宋子文代表他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中国政府对日本进攻美国“愤激莫名之心情”，二是表明中国待美国宣战时同时对日正式宣战的态度；三是提请罗斯福总统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宋子文接电后，立即前往白宫委托副国务卿向正在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的罗斯福总统作了转达，并迅速得到以下二点答复：一是苏联不能即日宣战，原因是远东军事准备还须增强，时机一到，即宣战无疑。二是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等苏联宣战。斯大林也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现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争上之胜利，实即系英、美、中国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认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仍不宜分散于远东……”
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告以美国会已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中华民国政府也随即发表了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署名的《对日宣战书》，并同时宣布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在已与日珍珠港内美军舰艇纷纷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本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沦丧大半之时才正式宣战。
蒋介石接着于12月10、11日，在黄山官邸邀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英国大使卡尔等人，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马格鲁德对此也非常卖力，他将商讨内容列为四点报告了罗斯福：
一、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之中心。
二、在苏联未对日本宣战之前，请华盛顿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五国初步谈判之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以讨论决定之。
四、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方案。
宋子文通过外交身份和多种途径，加紧活动，向美国朝野极力说明中美英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的整体计划，及成立联合指挥部与军事同盟协定的重要性。经宋子文的撮合，美国陆长史汀生14日决定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即邀英、美、荷派陆、海军代表会同中国代表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
在马格鲁德鼓动和史汀生的建议下，正忙于国内动员，被战事搅得焦头烂额的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在联合军事行动中扮演一个角色，便回电马格鲁德请蒋介石至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由中、美、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并望产生永久性机构以便指挥各盟国共同作战。
蒋介石即于16、17、19之日，先后与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荷兰代表保斯、美军事代表马格鲁德分别谈话，交换联合军事会议代表团组织的意见。
12月20日，五国军事代表齐集重庆。经过协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起草五国协定作战总方案，提交各国讨论。总方案拟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敌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
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蒋介石官邸举行。出席会议的只有中、美、英三国代表。中国方面有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徐永昌、商震、刘为章、周至柔、毛邦初。英、美代表有爱格斯登大使、卫佛尔将军、勃兰德将军、马格鲁德将军、戴尼斯将军、沃勃堡空军参赞、霍克上校、麦克莫伦上校、王怀林中校、司高脱兰德副官等。苏联代表拒绝与会，荷兰未派代表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