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获得了他企盼已久的自由。而张学良从此却付出了一生的自由。图为张学良（左）、蒋介石（右）。1942年7月2日，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遭到宋美龄的责问并要他对蒋介石有无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交蒋介石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
蒋介石收到备忘录后非常气恼。他在电报中对宋子文说：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处理一事“皆不以为意，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参谋长地位与权限。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得知事情原委后，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迪威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另选他人。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美方官员对蒋介石、宋子文的这种行径很不以为然。驻华大使高思就强烈要求政府不理睬蒋介石的威胁。美国陆军部更是如此。7月22日，美陆军部代罗斯福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复电，电文支持史迪威。宋子文接到陆军次长麦克莱送交的电文稿后，认为此电伤及了中美感情，不相信是出自罗斯福的本意。宋子文便于翌日拜谒罗斯福，向他详述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史蒋冲突的经过，希望罗斯福出面干预，以免中伤两国政府、两国人民的感情。罗斯福表示：关于租借物资，宋子文可与霍浦金斯商洽，在华盛顿共同解决，如要召回史迪威则要与马歇尔等商议。马歇尔、史汀生约宋子文长谈，对宋子文说：美国将领中史迪威最有能力，他的性情固然怪僻，然而中印缅战场情况复杂，没有像他这样的美国将领是难以完成反攻缅甸任务的。并明确答复：即使召回史迪威，任何继任者对租借物资的权限与史迪威完全相同。宋子文方才停止活动。
蒋介石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虽然不满，还能原谅，而对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政府及军队“腐败、失职、混乱”，并主张把援华物资的一部分用来装备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1943年秋季，史迪威曾以参谋长的名义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军”，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的军队调出来打日本，并准备拨出一部分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史迪威的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宋子文秉承蒋介石旨意，又一次在美进行要求撤换史迪威的活动，设想通过改组中国战区的方式解决史迪威撤换问题。
宋子文拟就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一）将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推荐中国军官担任。宋子文以为照此办法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提高中国战区地位，又能无形解决史迪威的撤换问题。
1943年8月21日，宋子文首先与罗斯福初步交换改组意见，并提出：“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告诉宋子文美国政府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宋子文于9月4日、8日致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
这是一张。西安事变”后的照片，孔祥熙在这次事变中，扮演了一个明哲保身但又不失蒋介石信任的角色。9月15日，宋子文具一说帖，由霍浦金斯转呈罗斯福，指出：“日下此人（指史迪威）系中国战区参谋长，又系中印缅区美国空军总司令，兼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又兼蓝伽中国驻印军统带官，亦参与中国云南远征军之指挥，更握有美军部授予而未经中国同意之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以如此错杂之任务，施诸五花八门之区域，将未来战事深感危险”。
罗斯福在说帖上批示，请马歇尔与宋子文一谈。此时马歇尔已不再坚持史迪威继续在华留任的意见，史汀生仍想为史迪威继续留任作最后的努力。28日，宋子文接见国务院远东司项白克，明确表示史迪威必须调往他处。29日，宋子文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中国必须参加太平洋联合参谋团。罗斯福均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派蒙巴顿上将，萨姆维尔将军偕同宋子文于10月1日联袂离美，飞印转渝。
1943年3月2日，张乐怡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左）与共和党人温代尔·威尔基（右）的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匆匆抵达重庆时，史迪威地位忽又发生戏剧性变化，撤换之议再搁浅，宋子文的种种努力终成泡影。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拆台的竟是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9月13日下午3时，史迪威突然接到宋美龄的邀请，请他到蒋介石的住所新开寺，同她和她姐姐蔼龄会晤。宋氏姐妹告诉史迪威，她们对于战备状况之糟感到震惊，很希望想点办法改变中国无所作为的状态。她们同意史迪威关于何应钦是作梗的主要障碍，必须把他撤换掉的看法，并敦促史迪威施加压力。作为回报，宋蔼龄、宋美龄承诺在蒋介石面前替史迪威说话。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签订了攻守同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她们现在很当真，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些成就。”
果然，宋蔼龄、宋美龄又于9月15日、18日、20日、25日和28日，分别在新开寺蒋介石家中及孔祥熙家里与史迪威会晤。两姐妹告诉史迪威有人正在策划撤换他，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他曾叫俞飞鹏“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签名是“美国中将”，而不是“委员长的参谋长”；他“傲慢”，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不是好东西。的确，史迪威在日记里，在讲话中，常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史迪威估计，中国军队每天发表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认为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和“盖世太保（指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支持的一党制政府”根本是错误的。
宋蔼龄与宋美龄还向史迪威透露，蒋介石现在受到各方面压力，只要他去向蒋介石说几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以“醋性子乔”诨名著称的这位美国将军，为避免被免职，只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于10月17日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演出由宋氏两姐妹导演的这场戏。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他惟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他有错的话，那并非有意。蒋介石与史迪威握手言和。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认为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感到不是味道，他在心中愤愤地想：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宋氏两姐妹虽未提及宋子文请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真相，但史迪威还是怀疑宋子文从中做了手脚。10月18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1943年10月，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陪同会见英国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
史迪威的怀疑又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了验证。10月2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说：“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事就要实现了。”原来，在转印飞渝途中，宋子文向萨姆维尔透露了罗斯福将更换史迪威，由他接替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谈话内容对史迪威和盘托出。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兴灾乐祸地写到：当宋蔼龄、宋美龄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美国披露的一些资料也证实宋美龄、宋蔼龄因史迪威事件与宋子文发生了争执，宋子文也因此失欢于蒋介石。
这样，发生在1943年9、10月问的史蒋风波因宋氏两姐妹等从中斡旋而暂时平息。但史蒋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且愈积愈深，宋子文执意撤换史迪威的念头也未消失，一有机会便旧话重谈，最终促成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
1944年9月28日美国经济与军事代表团访问重庆。自左至右：外交部长宋子文、美国战时生产部主任端纳·奈尔逊、蒋介石、美军少将赫尔利、美驻华大使高斯、中国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1944年4月，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美国政府担心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和投降，影响太平洋方面作战胜利。7月7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蒋介石表面上表示“原则赞同”，暗地里却电令在美游历的孔祥熙到处宣传不宜由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种种理由。8月23日和9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迟迟不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提出严厉指责，要他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和责任。罗斯福的强硬态度，逼使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摊牌了。当9月19日史迪威将罗斯福措词强烈的电报当面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他在日记中大书“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决心赶走史迪威。
当天宋子文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罗斯福“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强压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将军掌管全中国的军队，或者是拒绝向蒋介石将内政考虑让位于作战努力的态度表示屈服。罗斯福选择了阻力最小的一条路。结果是蒋介石赢了”。10月1日，孔祥熙报告蒋介石说：霍浦金斯已经告诉他，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宋子文玩手腕，故意将此事告诉史迪威，引得史迪威大骂罗斯福着手割他的喉咙。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20日下午，史迪威乘飞机离开中国回国。史迪威成为美蒋矛盾发展的牺牲品，宋子文也终于如愿以偿。
率团赶赴旧金山
为了最后战胜国际法西斯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美、英、苏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定名为联合国。
宋子文率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联合国的组建。他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代表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若干意见。
早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向英、美、苏各国提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联合作战的建议，而其他各国则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性的反法西斯阵线，共同对轴心国作战。中国接受了这个主张，正式向德、意宣战，以示与英、美、苏站在同一立场。1942年1月1日，有26国参加的《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签字。在这个宣言中，中国与英、美、苏同为发起国并列名于签字各国之首。这是中国首次作为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国参加国际活动。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苏、英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1943年11月，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3国首脑会议，并于12月1日发表了《开罗宣言》。开罗会议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在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地位。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中、英、美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正式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性机构，定名为联合国，来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建议由美、苏、英、中及法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获得各主要盟国的明确赞同。可是在中、美、英三国会议中，中国代表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提之议案，如保证各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等未获通过。因而慨叹我国虽列为大国，但“我国在大会发言之音调极为低微”。然而中国毕竟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合国舞台的，这与30年代在国际联盟中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同年4月25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讨论《联合国宪章》。国民党当局原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经中共及其他各党派的努力，才同意派以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以顾维钧（驻英大使）、魏道明（驻美大使）、王宠惠（国民党代表）、胡适（国民党代表）、董必武（共产党代表）、吴贻芳（妇女代表）、李璜（青年党代表）、张君劢（民社党代表）、胡霖（无党派代表）为代表，由各方面联合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赴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美国旧金山的时间不一。宋子文于4月7日离重庆，13日抵华盛顿，不日至旧金山。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除美、英、苏、中等发起国外，还有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捷克、南斯拉夫，亚洲的印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非洲的埃及、利比亚，以及澳洲的澳大利亚等46国的代表。美国首席代表为国务聊斯退丁纽斯，英国首席代表为外相艾登，苏联首席代表为外长莫洛托夫，中国首席代表为外长宋子文。
1945年4月25日下午，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46个国家的856名代表和近4000名政治家、外交家、专家、观察家、记者、广播员、摄影员出席了会议。会场布置庄严，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影映着46国的旗帜。在深灰色的幕布下，陈设着浅蓝色的桌子。桌子之后，放置着四张黄椅子。4时，铜乐队开始奏乐。当各国代表开始步入会场时，记者席上已挤满了人，每一次的摄影机亮光，就等于说某一个要人到场。知名人物如莫洛托夫、宋子文等到场时，电影摄影机拍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4时30分，音乐突然停奏，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上讨论宪章草案。右一为宋子文身穿军服的美国男女，从讲坛两侧步入讲坛：男的身穿卡叽制服，女的穿蓝色制服，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象征着联合国家的前途。这样构成了讲坛上的背景后，美国国务卿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入讲坛，歌剧院中一时掌声雷动。斯退丁纽斯紧握着桌子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三下，并称：“我宣布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