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混乱的情况下，国民党内政学系等，利用新闻媒介，对宋子文大加攻讦，就连蒋介石也大骂宋子文为“败家子”。国民党内的各派系，由于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怒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发表了傅斯年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长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篇文章提出，国民政府政治上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
这篇文章分析了国民党面临的严重形势后，提出，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
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宋“最荒谬之点”进行了尖锐攻击：
一、他的黄金政策，“不足以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他的工业政策，“心中没有人民。”
三、他的对外信用，“公私难分”。“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院，以及一切人民，都应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人逝去，空余繁华在身后，道不尽，凄凉……图为蒋介石遗体“暂厝”桃园慈湖。四、他在办事时，“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
五、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忽米，也不见踪影”。
最后，这篇文章大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这篇文章，实际成了倒宋“檄文”。
紧接着，监察院于2月16日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
监察院长于右任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人为上海黄金风潮彻查委员。这四名监察委员于2月16日当晚赴沪，开始调查。
经过一番紧张的调查，四名监察委员发现这个案子不止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朋比为奸，造成百万两黄金的贪污问题，而且已经牵涉到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问题。
监委们发现，中央银行1946年3月实行抛售黄金是经过行政院决定备案的，而1947年2月8日停止暗售黄金，15日停止一切黄金的抛售，以至引起大风潮，事先并没有由财政部或行政院向最高国防委员会议提出报告，通过讨论决定。事先既无行政院决定，究竟是谁发出的停售命令呢？
监委们询问了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他答复：“停售黄金是奉宋院长的指示。决策是上面的事，中央银行是业务机构，不能参与，只是奉令执行。”
监委们又到宋宅去问宋子文。宋子文又将此事推给了蒋介石。他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
在谈话中，宋子文还说：“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当时我以为美援贷款有实现的希望，把库存问题看成次要，贷款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着力在贷款的进行。不料贷款搁浅，在紧急情况之下，只有宣告停售黄金之法了。”
对于停止一切黄金抛售，宋子文自我辩护地说：“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迫促，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主席为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宋子文的谈话实际上将酿成黄金风潮的责任推向了蒋介石。正是由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不惜以黄金抛售为手段，解决百万大军军饷，才造成了这场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然而，宋子文作为外汇、黄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作为行政院长，其酿成黄金风潮的罪责是怎么也推卸不掉的。
2月19日，四位监委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电报发出后，等了一个星期，仍杳无音信。
于是，他们于2月26日回到南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笑着对他们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吧！”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语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既然“并无其事”，就应“追究责任”，何故不追究呢？所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明明就是要不了了之。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对黄金风潮的酿成应负主要责任，但他又不愿自己承认，他对宋子文将事情弄得一团糟，恼怒万分，但仍要在关键时刻庇护宋子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宋间的微妙关系。
在此情况下，为了向民众有所交待，这四位监委决定向宋子文、贝祖贻提出弹劾案。他们打破过去的关于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院会。
立法院开会时，宋子文、贝祖贻出席报告后，一些立法委员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的材料，当面提出尖锐的问题，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气呼呼地走了。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政治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只有从彼此不断增进的情感中获得慰藉。1947年3月1日，在许多立法委员的要求下，南京国民党立法院召开报告会。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也是他在立法院的最后一次报告。
上午9时，身着厚厚呢大衣的宋子文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来到立法院会议场。
待他们坐下后，立法院长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作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他首先说，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因赶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然后，他谈到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3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关于财政经济形势，他先自称在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他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继而，他又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国民政府于1935年采取法币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数，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万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1／4，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3／4，以应急需。最后，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子文自称对一切都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有错，但是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
“（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已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是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了，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如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桐荪的发言刺痛了宋子文。宋子文一会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一会儿仰望天花板，显示出一种极不耐烦的神情。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悲痛欲绝，必须在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搀扶下，才得以参加完奉厝大典。楼桐荪发言告一段落，接着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之委员发言。
但是，还未待楼桐荪慢慢讲完，立法委员周一志就提出：“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
周一志坐在最前排，靠近宋子文。他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说话十分从容。他在会上谈了对宋子文的四点感想：
“（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叫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他说：“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
（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
（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
（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尚物价再涨有何办法？
（四）解决银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
（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允询问了8个问题：
（一）经济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生，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
（二）以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
（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完，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
（四）以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以此为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因之抬高如何办？
（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怎样处理？
（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真正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事过境迁，是否有改户事情？
（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款问题，如何补救？
（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台，数名医护人员陪在她身边。百岁老人身段婀娜，脚穿高跟鞋，走的甚是稳健。至此，已有3位立法委员提出了询问，加起来也有17个问题了。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
宋子文从座位上站起，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
宋子文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未等孙科向大家宣布，宋子文即走出会场。
斯人已去，留给我们的是她那历久弥坚的性格，还是那不绝于耳的铿锵声？全场顿时一片寂静，但很快就出现一阵笑声。
有人说：“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
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玩笑的口气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犹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山从座位中跳出来，气愤地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
也有的立法委员说：“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光芒四射的三姐妹遮去了同样耀眼的三兄弟的光芒。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到了中午12点40分，报告会才结束。
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一次，宋子文被彻底地赶出了行政院！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曾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他们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
尽管宋子文已经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国民党内的C·C派仍主张彻底清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劣行。
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宇人等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贻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提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监察院又派了何汉文等四位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经过调查，监委们又将宋子文在外汇上贪污的情形，写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
同时，新闻界也不断披露宋子文的丑行。《中央日报》载文，揭露宋氏孚中公司利用特权方式结汇，从国外买明令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设备等运回上海图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