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标，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在事业上不如意的查理，却意外地收获了爱情。（三）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分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投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四）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分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于人口时代贴。仅此项收人，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倪桂珍，当年那个温婉美丽的女子，用她博爱的胸怀孕育了一群不平凡的儿女。（五）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陆，占筑沙垣，查催补价”。1925年9、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六）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分别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军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军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9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生女当如父。成年后的宋美龄如当年父亲那般的睿智机敏。（七）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清光绪年（1908）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而1924年全年库收只有789．6万元。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人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即宋出掌财政后的一年）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风度翩翩的查理，迎来了他的爱情。这段情虽没能天长地久，可查理时常想起热情奔放的卡尔小姐以及她对自己挚热的感情。宋子文对其在广东革命政权整理财政的工作颇为满意。他说，前半年奋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歧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使统一日就完成。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使明统系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
诚然，这一段整理财政工作尚有许多不足，例如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豪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方面的措施也不多，等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宋子文在广东整理财政还是成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部分与会者的合影。前排居中者分别是：孙科、宋庆龄、宋子文，中排右二为毛泽东不断巩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
在广州，宋子文理财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武汉，宋子文虽然也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甚微。宋子文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
1926年下半年，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之后，革命中心已经北移，此时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的广州迁到内地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1月16日，宋子文和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作准备。
此时，宋子文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
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同蒋介石举行重要会议，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要案。
同年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仅5人，其余4人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显然，宋子文已跻身于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
宋子文来到武汉以后，为了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他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准备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财政公债1500万元；设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自任行长，要求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等。但是，这些措施收效不大。
宋子文于1927年1月22日向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他的财政方针。在这次谈话中，宋子文流露出对统一货币、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缺乏信心的思想。他说：“窃思以小洋单位改成大洋单位，同一银行所发行之纸币，票面上文字应当统一，及由西建改为洋建等等，皆为今日货币统一上重要问题，急望其能早日实行。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应该说，宋子文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既然，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那么，财政经济方面要想取得大的成效，当然是极困难，当然是不可能之事。显而易见，宋子文在1927年1月，已经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他在武汉政府实施的理财措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婚后的查理，没有停息自己的脚步，而是一步步地向革命的道路走去。
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宣称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一律免职。
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被封闭，其寓所受到青帮和特务的监视。每次去宋蔼龄家，宋子文都要被孔祥熙和宋蔼龄“洗脑子”。
宋子文强烈反对蒋介石同宋美龄联姻，兄妹几乎决裂。
日坐愁城，去住两难。他对美国记者希恩说：“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宋子文打算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买一张船票离开上海。但是，他又说：“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少困难。我不知道回汉口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
一张旧船票，能登上哪只船呢？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的确，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临着重重困难。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挑起了迁都之争。蒋介石挟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2月22日作出了“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的决议，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们由于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威信，不能不影响到工商金融界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当然也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了。
宋子文在武汉呆的时间并不长。他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1927年3月27日，就赶赴上海。此后，他便难以同武汉方面保持正常的联系了。
东平路9号。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武汉政府派宋子文赴上海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对蒋介石“劝阻分裂”，另一方面则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
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通令，“为实行财政统一，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主持，并令江浙两省财政，非经宋办理，概不承认”。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江浙财政金融界行使权力。这些地区的年收入占全国年收入的40％左右，掌握了这些富庶地区的财政收入，武汉国民政府就有了可靠的财政来源。
上海是宋子文的故乡。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宋子文都同上海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号，建造于1928年。这两幢建筑都是孟莎式的坡屋顶，在陡峭的坡度上开设装有檐口的窗户，即“老虎窗”。建筑注重装饰，具有对称庄重的特点。宋宅的特点是有大露天阳台，宅前有大花园，花园里有各色植物。其中，岳阳路145号为荷兰式花园住宅，占地30来亩。
宋子文府邸隔壁的东平路9号，知名度甚至超过前者。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访蒋介石，商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蒋介石也想利用宋子文为其筹措军费。两人似乎一拍即合，蒋介石很快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支持宋子文对江浙财政进行接收处理。
宋子文在上海，力图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恢复联系。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宋子文设立了3个顾问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都被邀请参加。
宋家妈妈和她三个美丽不凡的女儿，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图为（左起）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此时的所作所为只是希望蒋介石能和武汉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却对宋子文的行动感到非常可疑，认为宋起着武汉政权代理人的作用。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对峙的局面公开化。蒋介石逐渐向宋子文施加压力，劝说宋子文在他的政权中任财政部长并同武汉断绝来往，宋子文有些动摇。
一个家族的兴盛，一个家庭的温馨，他们见证着中华民族一段沧桑的历史。图为宋家全家福。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耀如、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当时，蒋介石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向上海银行家和企业家“贷款”。而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不甚明了，他们不甘心把钱“白白给”蒋，希望至少能拿到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保证，并请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他们以为如果以后不能从蒋介石那里讨回“贷款”的话，至少也可以在享有声望的宋子文那里得到一部分。宋子文自然是拒绝签字。
宋子文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气恼。于是，蒋介石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且指派财政官员。
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大典”。“国民政府”委员为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钮永建、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甘乃光、蒋作宾等。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钮永建为秘书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钱新之代），薛笃弼为民政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亲密的三姐妹，红颜青丝又怎能预见鬓上华发时世人的任意评说？南京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南部就出现了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政权同南京政权对立的形势，各种政治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南京政府宣称已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律免职，令其他各部部长表明态度，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政府暂不委任部长，但将任命执行委员，以便执行政务。
4月20日，蒋介石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此时此刻，宋子文这位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人物、财政部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面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强大压力，宋子文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他开始动摇了。
武汉国民政府不断派人赴上海，想说服宋子文回武汉。而宋蔼龄、孔祥熙以及蒋介石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影响。宋子文每次去西爱成斯路宋蔼龄的家或者西摩路宋美龄同宋老夫人的居处，都要被宋蔼龄和孔祥熙“洗一次脑子”。有时，宋子文宁愿呆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屋子里，以避开宋蔼龄。但是，青帮的恶棍却监视着这栋房子，这又使他感到十分紧张。孔氏夫妇还一再催促蒋介石加紧做子文的工作。
1927年6月，美国记者希恩来到上海，他想说服宋子文同他同乘一艘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并且确保宋子文的安全。
宋子文在会见希恩时，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并且请希恩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为他买一张同希恩同舱的船票，他还不断询问武汉事态的发展情况。
三姐妹只有宋霭龄有子女，宋庆龄和宋美龄终其一生也只能孤身相伴，所以她们对孩子极其喜爱。当宋子文将自己准备同希恩一同离开上海的想法透露给宋老夫人以及孔氏夫妇时，立刻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样，宋子文便改变了返回武汉的想法。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对希恩说：
“我没有理由去（武汉）”，“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者使货币流通呢？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