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宋子文、张乐怡由广州抵达上海时所摄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军队额限为50万人。会议同意了宋的提案。在宋的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五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实施。另外，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紧接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宋子文又于1928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中央和各省财政官员参加。宋子文在会上说：“中央及各省现有收人，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税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政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仁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困难的。在南京的所谓“国家”财政部，实际上主要税收只能取之于江浙两省，各地的新军阀都要截留他们所管辖地区的税收。宋子文希望利用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几种全国各省应交给南京政府的税收。但因出席会议的代表大部分限于江浙两省的官员，所以宋子文想要管理全国税收仍然只是个遥远的目标。但财政会议同意不久前召开的经济会议所通过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
财政会议结束后，宋子文曾打算立即前往北京，将裁减军费和管理预算的议案提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因国民党将领们不同意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提案，宋子文推迟了行期。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是蒋介石。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态度，蒋强迫北京银行公会会员贷款300万元？当一位银行家表示不愿提供时，就被罚款10万元。用敲榨勒索相威胁，对蒋来说仍然是用来对付金融家的重要手段。宋子文来到北京时，因出于蒋介石等的压力，又发行了300万元的公债。看来宋子文想轻而易举地推行自己的主张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监委等共30多人，谭延闿为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宋子文在会上提出，北伐期间他曾奉令每5天筹集160万元作为军事费用，办事亦无预算，他已经把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他的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
宋子文提出上述警告后，即向会议提出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的方案。宋的举动，得到上海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一百多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由虞洽卿率领到南京，在五中全会期间支持宋的建议而进行会外活动。上海商业界人士还于1928年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交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将不再筹集贷款。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相继成立了有宋子文参加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帮助统一国家财政。但是，这些做法，只是流于形式，全国预算委员会徒有其名，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也无事可做。宋子文的预算提案实际并未落实。
1929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宋子文再次提出预算计划，详述1929年预期的税收，坚持把军费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并提出了统一财政的三条办法：（一）中央财务上之行政须直隶于财政部，任何方面不得干涉；（二）用人权完全属中央；（三）属于中央之各项税收，各省绝对不能干涉和扣发。
编遣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宋的计划，1月17日作出决议：（一）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以后，即设编遣区；（二）全国现有各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三）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四）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人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40％止。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92亿元。
编遣会议虽然作了这样的决议，但仍是不能实现的空话。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实际上谁也没有准备编遣自己的军队。
宋子文为争取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所作的努力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宋在政府费用、预算控制和军费问题上始终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意见不合。宋想结束北伐时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以稳定南京政府的统治。但是蒋介石把军事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要国民政府的财政服从于军事。当时，蒋介石握有实权，而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其根基比较薄弱。他之所以崭露头角，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的联姻关系，孙中山、蒋介石都先后成为他的姐夫和妹夫。宋子文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从来没有一批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这样，尽管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也难以得到推行。
宋霭龄跟随着孙中山先生，用她的聪明才智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多年后的宋霭龄或许会回想起这段难忘的时光，可她却与革命的道路背道驰了。同时，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只要军阀割据还存在，只要国内军事形势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全国财政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为缩减军费，建立国家预算所作的努力，最后都化为泡影。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支出都超过收人。如1929年收入3．34亿元，支出4．34亿元，赤字1亿；1930年收入4．84亿元，支出5．85亿元，赤字1．01亿元；1931年收入5．58亿元，支出7．75亿元，赤字2．17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借债。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达48．6％，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于国民党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在国际上没有恢复信誉，举借新的外债有阻力，所以贷款主要是发行在国内筹借的。南京政府的内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就发行了25种之多，计10．058亿元。这5年发行的内债，比北洋政府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发行的内债增加了一倍。
为了发行内债，宋子文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从1928年起，宋子文开始采取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过强迫的手段发行公债。具体办法是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出售给银行家，即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例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了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所以银行家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宋氏家族和宋手下的人也参与债券投机活动。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姊姊宋蔼龄以及财政部徐堪、陈行等创办的。这个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关系，既可预测市场动态，又拥有大量资金，所以在公债投机中相当活跃，经常在上海市场价格上兴风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中原大战，双方投入100多万兵力，历时7个月，波及20余省。宋子文不得不将军事费用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财政年度的3．12亿元。同时期的全部支出从4．34亿增至7．14亿元。1931年债券的发行总数为4．16亿元，超过1929和1930年度相加的总数。
宋子文不但未能实现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计划，军费总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这时公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推销公债难度越来越大。但宋子文仍在尽最大努力，如在推销公债会议上，以辞职相威胁和鼓励上海银行家进行疏通工作，并检讨自己未能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公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1931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蒋介石为制宪问题发生争执，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出于报复，软禁了胡汉民，从而激起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官员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同广州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联合起来，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反对蒋介石。广州政府扣留了两广的关税，宋子文的财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债的可靠性。向来易于受政治风向影响的上海公债交易的市价开始下跌。
对襟长衫、黑边眼镜、绅士札帽、温文的表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不出众的中年男人，却轻而易举便赢得了宋霭龄的芳心。或许是那时宋霭龄要成为“第一夫人”的梦想刚刚破灭，或许是她看到了孔祥熙敦厚、温良外表下隐含的孝华。图为孔祥熙旧照。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成为南京和广州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广州政府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惟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广州方面还攻击宋使用公债的隐秘，认为他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人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时，与广州方面有联系的《民众论坛》也对宋进行攻击，称宋子文掌管财政是“南京政府恶政的例证”。该杂志社说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发行公债，以超过9．55亿元的政府债券只换取4亿元的收入。南京集团一步一步地破坏了财政系统的基础。
南京政府和广州派关系的继续恶化，使中国重新处于一场内战的边缘。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双方才得以和解。
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公债行情急剧下跌。九一八事变后的6天之内，上海5种主要公债的行情平均下跌至不足票面价值的60％，到1931年底至票面价值的一半。日本侵略东北，不仅给南京政府提出了军事和政治问题，也同时损害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原来由东北供给的张学良军队，撤退至河北、山东后，成为南京政府和宋子文的负担，为了摆脱困境，1932年2月，宋子文致电各省军事长官不得截留税收，严令各项费用由中央政府发放。他又公布了一个厉行节约的计划：政府人员的薪水，从部长到士兵，大事削减，各级政府禁止浪费。但这些也不过是空喊喊口号而已。2月18日，宋又在上海和50多家银行界头面人物讨论整理公债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几乎所有公债的利率均减至年息6厘。各地持券人虽然不满，但出于压力，最后只得表示接受。
整理公债是宋子文的一大胜利。南京政府在第一年就省下近1亿元的公款利率付款。但持券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海公债市场于1932年1月25日关闭，直到5月2日才重新开市。公债市场重新开市时，重要公债仍在票面价值的40％至55％之间进行交易。
1932年7月，宋子文曾以自己的信誉向银行界担保，4年内不再发行公债，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改为直接向银行借款。1933年会计年度借款总值约为9000万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过去4年会计年度中的数目。宋子文所以能够借到这些款数，是因为他手中握有一张王牌。一年前，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曾颁布了一种新税制，即征收银行发行准备金的税制。这个税法规定，银行发行钞票，60％为现金准备；40％为保证准备。保证准备金要抽收2．5％的税，等于所有的钞票每年要抽1％的税。这种税制遭到银行家的强烈反对，加上政局不稳．在1931年拖延下来。1932年8月，宋子文再次提出钞票发行税，并和银行家商定为300万元。《上海晚报》报道说，宋提出发行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300万元，而是用来压迫银行家给政府更多的贷款。所以，宋才答应4年内不再发行公债。
勾了保全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被迫将大总统的位子让与了袁世凯。此后孙先生开始武力讨袁。图为袁世凯旧照。宋子文讲的仍是一句空话。1933年，由于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军费猛增。1932年7月开始的会计年度，军费每月平均2670万元；到1933年7月开始的会计年度，平均月需3100万元。1933年中政府赤字每月增至1000万元。所以，从1933年2月起，宋子文又开始重新发行公债。他原保证4年内不发行公债，实际上只不过一年时间。宋子文企图通过滥发公债，解救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后，在改革税制，成立中央银行，提出国家预算方案和发行巨额公债的同时，还施行了一项重要政策，即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是统一货币发行权，垄断整个金融的主要步骤。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图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人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概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左右银两，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