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红四方面军经过川陕时期的发展，部队人数增加了6.5万多人，是原来的5倍多，而其中并不包括期间历次战斗中的伤亡人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在与川军的作战过程中，伤亡也是十分严重的，仅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就伤亡了两万多人。如果把历次战斗中红军伤亡的人数和敌人反攻倒算杀害人数计算在内，那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所作出的牺牲是十分惊人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入川后，川陕边地区共有3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14.23万红军英勇捐躯，48.9万人参加各级地方武装，260多万人次参加各项支前工作，共有26.7万余民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根据地有些地区的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例如：巴中当年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地方武装的达12万人，平均每10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通江当年有23万人，有4.8万人参加红军，平均每5人有1人参加红军。除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外，川陕根据地人民还节衣缩食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粮食5亿多斤，衣被122万余套。所有这些都凝结着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深厚感情，是红四方面军的力量之源。正是由于川陕根据地人民群众不遗余力的支持，使红四方面军迅速壮大，最终发展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其次，配合和支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时候，正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当时，蒋介石集中了50万兵力，气势汹汹，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而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出现在川北地区，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使以通南巴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边地区燃起熊熊革命烈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蒋介石的精力，使其不得不多线作战。其中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歼敌24000余人，牵制川陕地区大量敌军，更使蒋介石穷于应付，无所适从。这都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10月，集中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与此同时，调集20万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由于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与敌周旋，致使国民党部队的“六路围攻”以失败告终，损失兵力达8万人之多，从此川军元气大伤。这一胜利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场上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三，支持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也集中重兵对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川陕会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在全力准备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如何配合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中央红军渡江进入四川，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以吸引重庆的川军主力。22日，当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红四方面军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打破“川陕会剿”的计划与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同时，会议认为集中方面军主力全力西进，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2月初，红四方面军集中12个团北出陕南，发起陕南战役，调动了大批敌人北上，从而减轻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之后又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牵制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53个团，歼敌12个团，从而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为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当年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意图和决心，时任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仍然记忆犹新，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向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强渡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不仅打通了西进岷江流域的通道，而且还吸引和牵制了王缵绪、孙震、许绍宗等部14万人，对红军懋功会师和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起到了保安作用。
1935年6月中上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军相见，喜出望外，欢欣鼓舞。考虑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较多，给养也十分缺乏，红四方面军尽其所能为中央红军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捐赠。其中红31军部队捐赠的慰劳品，有衣服495套零19件、草鞋1386双、手巾152条、鞋子169双、袜子419双、袜底191双、毯子100条、红匾2挂、布袜子 12双；第4军捐赠的慰劳品，有草鞋1236双、鞋子135双、汗巾171条、单衣 191套、袜子690双、袜底38双、袜套10双、匾4面、对子4副；军需处慰劳棉大衣179件，等等。芦花政治局会议后，根据红军总部的决定，红四方面军还抽调3个建制团共3800余人补充红一方面军。这对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第四，有力支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历时一年半以上，吸引了川军的主力，牵制了西北杨虎城、胡宗南部的大量兵力，这为周边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摆脱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时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利用川东敌兵虚弱之机，灵活出击，在湘鄂川黔一带建立了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吸引和牵制大批敌军。红二、六军团组建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也在南下途中积极接应，吸引大批敌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二方面军的军事压力。例如1935年10月，蒋介石曾经打算调遣薛岳部的四个军向东进攻红二方面军，但因红四方面军占领宝兴、芦山、名山、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于是蒋介石改调薛岳部向西开拔，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筹集了大量的粮食、牛羊，为红二、红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赠送了红二、红六军团许多毛衣、毛袜。所有这些都使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深受感动和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之后北上途经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在前面开路，并沿途设立兵站，为后续部队筹粮指路。鉴于红二方面军初次过草地，红四方面军甚至将其直属队所有用来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后卫的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这都为红二方面军顺利通过草地从而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创造了条件。
除了支持和掩护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还对红25军在陕南的军事斗争给予积极配合。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路。年底部队进入陕西，开始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在这期间，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以11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歼敌4个团，沉重打击了孙蔚如部，从而为红25军在陕南站稳脚跟扫除了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红25军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进程，加快了其长征的步伐。
正因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和掩护了中央红军及其他根据地红军的长征，因此，即使到了晚年徐向前仍然坚信：“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在他看来，当时，中央红军撤出江西，陕北根据地面积很小，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存在，对于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
四、积累了一定的局部执政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