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成立的一个极端反共组织。由于江西省的国民党组织是在共产党员帮助下建立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在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后，他授意国民党员段锡朋等“仿其他各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段锡朋等遂网罗党羽，“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义，团结一般同志，从事于反赤工作。”1927年1月，经蒋介石圈定，段锡朋、程天放等“AB团”分子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职。他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夺取市县党部领导权，大肆破坏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相继制造了捣毁南昌市党部，残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围攻永丰、吉安、九江等地工会、农协，捕杀工农运动负责人的一系列惨案，成为声名狼藉的反共组织。但其存在时间很短。1927年4月2日，中共江西区委会同国民党左派，举行示威暴动，冲毁了省党部，段锡明等逃逸，该组织解体，以后不复存在。
关于社会民主党，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它的认识是混淆和模糊的。或说“第三党”就是社会民主党，“邓演达陈启修们的社会民主党，都一样的是专以愚弄中国工农群众的骗子以至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或说中国存在着破坏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
但确凿的事实证明，它不曾在中国出现过。
“第三党”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与时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活动的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联结，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否认蒋介石、汪精卫所操控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也不赞成中共的土地革命方针，因此，被称为“第三党”。因邓演达等发表的文章中，含有不少对共产党、对工农红军、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之词，如称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和南京政权的横征暴敛和贪污的政策，都是“毁灭农村”；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暴烈，而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等。因此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
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1928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蒋介石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其帮派主要成员陈公博、顾孟余等为此在这年夏天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时称“国民党改组派”，简称“改组派”），奉汪精卫为领袖，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订纲领，改组国民党，实际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政权力。改组派是反共的，但其存在时间不长，主要活动是与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其力量和影响都没有深入到革命根据地活动。曾担任改组派地方支部负责人的范子遂、武和轩皆否认改组派在革命根据地活动过，范子遂回忆说：“改组派绝对没有在红军中从事改组派的活动。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武和轩说：“从未听说过在各苏区有所活动。”
取消派又称托陈取消派，是由大革命失败后因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而被开除的一些前中共党、团员组成的小派别。1928年中共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回到国内后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逐渐结合成一些小组织。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1929年夏秋，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与此同时，陈独秀与托派分子结合，进行托派小组织活动。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1月15日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各地党组织开除了追随陈独秀或坚持托派观点的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的党籍，全党开展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陈独秀被开除后，与刘仁静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5月与其他托派组织合并成立“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先后出版《我们的话》《无产者》《十月》《战斗》《火花》等刊物，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观点。不久其中委成员大部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继而组成的“临委”，又在1932年10月全部被捕，托派组织随之瘫痪。托陈取消派存在的时间不长，人数有限，其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等城市编纂刊物，政治影响不大，在革命根据地没有组织和活动。
综上所述，当时基本的事实是所谓“AB团”、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等，或不曾存在，或已趋于消亡，并且人数有限，活动区域狭小，影响不大，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而且根本没有渗透到苏区，所以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危害甚微。
之所以把它们认定为凶恶、危险的敌人，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首先是中共中央认定这些派别是革命的敌人。1929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通告全党：“‘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政策的假面具，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尤其是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11月，针对“AB团”在江西大量存在并积极活动的情况，中共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要求江西党应注意“特别在群众中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盟、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12月，又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来阻挠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规定“必须更坚决的与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斗争。”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基本认识是，除了认为取消派“留奸细在党内活动，在表面上服从党而暗中活动”外，认为其他派别是共产党之外的反革命组织，因此,反对它们的斗争是与党外的阶级斗争。
其后，各根据地纷纷认定“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渗入了苏区党政军中。从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报告发现大量“AB团”分子混入了党内和苏维埃机关：“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永丰、兴国“有AB团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里破获出来”。于是，中共中央在8月作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肃反”就是肃清“AB团”分子。随即中央苏区掀起反“AB团”的狂潮，后来并扩展到其他根据地。
1930年8月间，中共鄂东特委发现：“目前鄂东各县发现了改组派，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湘鄂赣边苏区的肃反由此而起，并且在1931年4月后迅猛发展。1931年5月，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改组派在鄂豫皖苏区活动得十分猖獗：“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据此，他在10月间开展了大肃反。其后，夏曦在湘鄂西党政军中狂烈地肃“改组派”。
1931年１月初，闽西红十二军第一○○团团部青年干事吴拙哉和一些战士，在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大会错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而被肃反委员会以“反革命”而逮捕。经刑讯逼供，得出闽西苏区潜伏着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口供。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告，指出：各县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发现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的暗藏活动，“是反革命势力进攻苏维埃区域最阴险的表现”，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在各地严密清查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闽西由此大规模地肃“社会民主党”。
各个根据地大规模的“肃反”及其结果，深深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加深了中央对“AB团”、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危害的认识。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指出：“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苏维埃内以至红军内)，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规定：“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作最坚决的斗争。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
而中央的认识又影响了地方，在双方的互动中，这些实际在苏区不存在的派别，被确认为肃反的主要目标。
三、“左”倾路线的“高压”和强力推行是肃反错误恶性发展的重要原因
1928年中共六大纠正了瞿秋白的盲动错误，但“左”倾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得到清除，党内从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思维依然存在，教条主义的意识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为加强。因此，虽然六大后党一度提出既反右，又反“左”，并主要是反“左”的主张，但坚持的时间非常短暂。
在中共六大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认为，目前“在各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离开正确政治立场的右倾”，“因此反右倾的斗争应当提到首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并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倾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说来，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右比‘左’更甚。”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29年3月再次明确提出要反对右倾，“目前党的右倾的危险实大过左倾的危险，党的主要路线还在用最大的努力来反对这种右倾思想”，并认为右倾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1930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指出：“直到现在，右倾还成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确定：“党内政治斗争之主要的方向是反对右倾”。六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李立三领导之下，“左”倾冒险主义急剧发展，成为党的主要危险。
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时，却严厉批评反对“立三路线”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上纲上线，把他们对形势的正确估计，说成是“右倾的估量”，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并以此判断“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党要“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
这种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右倾的斗争，又和反对富农路线混淆在一起。1929年6月，共产国际根据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的政策，指示中国共产党“加紧反对富农”。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8月作出决议，要求全党“坚决的反对富农”。 12月7日，又发出通告，指出：“富农领导已经成为各地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把富农从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党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出去。”与此同时在党内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富农的文章。并且把反对富农和右倾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指示中提出：“肃清富农的路线……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明确指责苏区土地斗争中有“右倾保守观念”，走了“富农路线”。
最先在赣西南苏区发生的肃反——反“AB团”运动，就是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该地区在早期组织乡村苏维埃时，许多小地主、富农因其文化水准、社会阅历等原因，被选入了各级机关中。这引起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密切关注，认为小地主、富农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把持了苏维埃政权，苏区一些工作受到他们的阻碍。其后，对此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越来越高。1930年2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认为地主富农已经充塞了赣西南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因此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把地主富农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直接画了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