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乱世之际，穷小子出身的朱元璋之所以能够从众多起义军将领中脱颖而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他善于从战略层面为自己的前途谋划。渡江南下占据应天之后，朱元璋根据自身处境，审时度势，在幕僚们的支持下，拟定了以应天为根据地，继而向四周蚕食拓展，直至平定天下的战略目标。
目标既定，朱元璋巧妙利用自己北有小明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这一屏障优势，兀自闷声不响地悉心经营固应天。为此，他广纳贤才，采取多种措施去实施老儒朱升所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战略方针，同时进军浙东，攻下浙江、福建两省的许多州县，由此打开了应天政权的南向门户，为日后平定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攻占应天前后的天下形势
朱元璋以一介穷和尚投军，仅仅四年时间便打拼成为拥有滁州、和州、太平、应天、镇江、广德等大片地区和十余万精壮兵马的一方军阀，并被部下尊奉为“吴国公”。江淮地区闹出这那么大的动作，那么，这个期间元朝统治者在忙些什么呢？
说起来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在即将国破家亡的天下大乱之际，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所牵肠挂肚的竟然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沉溺于“大喜乐”；其二，醉心于木工设计和制造。
关于“大喜乐”，在前面章节有过介绍，它是奸臣哈麻引进几位藏僧而捣鼓出的所谓“多修佛法”，即怂恿皇帝、大臣与众多美女赤身裸体行淫秽之事，借用现在的说法，即“聚众淫乱”。
这个所谓“大喜乐”，其噱头无非就是新鲜刺激，然而，对于嫔妃如云的皇帝来说，这类游戏玩上一阵子也就寡淡无味了。好在惠宗天生聪慧，善于创新：先是选取一百个美艳宫女手执乐器，唱着“金字经”，跳着“雁儿舞”，为自己行淫时营造欢乐气氛；接着，又筛选十六位绝色美女分别扮演“三圣奴”、“妙乐奴”及“文殊奴”，称之为“十六天魔”，让她们穿着华服住进地道，然后逐一细致地体验与这些“天魔女奴”交媾的滋味；最后，干脆又令百多位后宫嫔妃也加入到“大喜乐”的队伍中来……当所有的花样都玩厌之后，惠宗这才蓦然明白：真正能够深刻慰藉人之心灵的乃是艺术！于是，他便捡起久违的爱好——木工设计与制作。
读者一般都听说过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却很少有人知道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木工造诣竟然远在朱由校之上。两者的差别在于：尽管朱由校皇帝的木工手艺颇为高超，可他毕竟只局限于操斧运锯的工匠层面；妥欢帖木儿则不然，他不仅手艺精湛，而且在工程设计方面也足以堪称业界翘楚。
据《元史·惠宗纪》记载：“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如此高超的技艺，恐怕也只有传说中的鲁班能与之比肩！
妥欢帖木儿高超的技艺不仅服务于自身的享受，也时常惠及左右臣属。他亲近的官宦凡有在宫外修建宅院者，妥欢帖木儿皆亲自按比例为其设计制造模型，然后将模型交付匠人，嘱咐他们按照模型构建……京师民众为此戏称妥欢帖木儿为“鲁班天子”。
妥欢帖木儿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元首，其职业显然不是什么工艺设计制作。如此一来就悲剧了：皇帝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旁门左道及淫乐嬉戏上，政事难免不被荒废，大臣们则趁机各使手段，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这种情况在脱脱丞相死后显得尤为突出。
前文讲过，中书省右丞哈麻在设计害死脱脱之后，元惠宗提拔哈麻担任中书省左丞相，代行右丞相之职，其弟雪雪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兄弟二人得势之后便与皇后奇洛（惠宗的第二皇后）密谋，准备废掉惠宗而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帝。没想到哈麻的妹夫秃鲁帖木儿向惠宗告密，惠宗大怒，将哈麻、雪雪兄弟二人杖杀，改而任命搠思监为中书右丞相，另提拔辽阳行省左丞相贺惟一（汉人，蒙古名为太平）为中书左丞相。搠思监上台伊始，便因贪腐问题被贬，其右相之位由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接任。可是不久，太不花因设计谋害左丞相贺惟一而被罢官，贺惟一全面主持中书省工作。奇洛皇后与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见贺惟一受惠宗信任，便欲将其拉拢，一道逼惠宗退位。贺惟一不为所动，就此和奇洛皇后母子结下仇怨，于是，皇太子私下联络蒙古大臣排挤汉官，贺惟一被迫辞去相位。因为朝中无宰相之才，搠思监再度被惠宗起用，担任中书右丞相之职，他趁机弹劾贺惟一，将其流放吐蕃，贺惟一悲愤自杀。
元朝皇帝不务正业，朝廷大臣相互倾轧，这种内耗加速了元朝帝国大厦的腐朽，加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汉人起义，灾荒频仍，大元帝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完全崩溃的势态。
读者请看，占据国家赋税半数以上的江淮、江南地区，被小明王、张士诚等起义军所掌控，其他的几个主要赋税来源地区，如河南、湖广、辽阳、陕西等地，均有起义军大肆活动的身影，加之水旱等天灾接连不断，国家财政严重危机，全国各地粮食告急！举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因为京师大都缺粮，而惠宗又耽于淫乐，为了使后宫佳丽们不致于饿得没力气和他玩“大喜乐”，他竟然令人将太仓的存粮都搬到这些女宠们的住处。连皇帝的女人们都要以这种方式来保障粮食供应，情况的糟糕程度可想而知——史料记载，这段时期，元惠宗的大臣百官，他们的俸禄只能以纸、茶以及其他杂物充抵！
皇帝、大臣尚且如此，逞论普通百姓？以至正十四年（1354年）京师大都的大饥荒为例——百姓乏食竟至到了“民有父子相食者”的地步！至正十八年（1358年），河南、山东等地民众因兵灾而避聚京师，由于“饥疫”，死者竟达二十余万人，以至“死者相枕籍”！至正十九年（1359年），河南、山东、关中等地发生特大蝗灾，据《元史·惠宗纪》记载，当时的情景是“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习平，人大饥”，死者无数！
如此惨景，活生生乃一幅末日气象！不过，在军事方面，元廷最初的境况倒不是特别糟糕。元朝的官兵，由于将领多为蒙古贵族子弟，他们长期欺男霸女，养尊处优，这样的军队本不值得一提。尤其是自打脱脱丞相率领的百万大军在高邮一哄而散之后，政府的官兵几乎成了摆设，在以后镇压汉人起义的过程中已少有建树。值得说道的乃是元廷所开辟和利用的另一种武装形式——即以地主武装来镇压汉人起义。
早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天下大乱之初，各地地主大户便私自成立武装，名曰“义兵”，用以抵抗蜂拥而起的红巾军，保护自家的私有财产。面对即将亡国的严峻形势，元朝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些“义兵”头目的合法地位。到了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惠宗还特地下诏，规定“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进一步明确了封赏标准。有了政府的封赏，各地的官吏豪强和地主大户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大肆发展私人武装势力。一时间，全国各地地主武装林立，连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整个元帝国的版图处处都成了武装斗争的海洋。在众多的地主武装队伍中，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察罕帖木儿及其孙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等人，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武装力量，为延续垂死的大元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相关情况，以后详说。
大元帝国的腐朽与厄运，在为各地地主武装的崛起创造机遇的同时，同样也利好了各地的反元武装力量，这些起义军趁势发展，势头迅猛。下面来说说起义军中的翘楚巨擘——宋政权的实际当家人刘福通。
刘福通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率先举起反元大旗，经过近四年的鏖战，又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在亳州建立宋政权，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皇帝。刘福通最初任宋政权的平章政事，不久，他暗杀了右丞相杜遵道，自任太保，独揽军政大权，继续与元朝政府为敌。
所谓树大招风，刘福通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引起了元廷的极端仇视，朝廷多次派兵征剿，双方互有胜负。至正十五年（1355年）夏天，刘福通派大将赵明达攻取黄河以北的洛阳、汝州等地，然后北渡孟津，大破怀庆（今河南泌阳），兵锋直指京师。正当赵明达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察罕帖木儿的顽强抵抗，刘福通关于北上灭亡元朝的战略意图就此受阻。
这位察罕帖木儿堪称继脱脱之后元朝的又一擎天之柱，故需细说一下。察罕帖木儿是畏兀儿人（即色目人），其曾祖父阔阔台追随蒙古军进入河南，战争结束之后以探马赤军户的身份定居于颍州沈丘，取了汉姓李氏，故察罕帖木儿又被称作“李察罕”。此人自幼攻读儒书，曾参加过进士考试，名闻乡里，《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说他“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纠集数百“义兵”，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的“义兵”合兵一处，设计袭破罗山的红巾军，被元廷授予中顺大夫之职，并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发展成为一支万余人的队伍。此番大败红巾军赵明达明，他因功又被朝廷提升为中书刑部侍郎。接下来，他越战越强，逐步成为元帝国所倚凭的一根台柱。相关情况，以后再说。
赵明达所部失败之后不久，元朝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在太康大败刘福通，接着乘胜围攻宋政权的都城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率大臣撤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暂避。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刘福通经过精心准备，与元军激战于亳州，答失八都鲁意外坠马，元军大败，退驻陈留，亳州转危为安。这年秋天，永义王赵均用在淮安接受小明王韩林儿的号令，开始奉宋政权的龙凤正朔，这标志着宋政权又重新恢复了元气。
为了拓展势力范围，至正十七年（龙凤三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接连派出数支军队东征西伐。一路由毛贵（赵均用部将）率领，自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出发，渡海攻打胶州半岛；一路由李武、崔德等将率领，进攻陕西。次年六月，刘福通再度兵分三路，一路由白不信、李喜喜等将率领，向西挺进，支援李武、崔德的西路军；一路由关铎、潘诚、冯长舅等将率领，攻略山西；刘福通自己则亲率一路大军，出中原地区进行北伐。
先说刘福通所率领的中路军，这支部队连下归德、卫辉等地，兵锋直指京师大都。元廷震恐，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天，令已升任为河南行省左丞相的答失八都鲁全力抵挡，同时，又命令河南行省知枢密院事答里麻失理前往增援。达理麻失理在曹州为刘福通所杀，其军溃败。答失八都鲁力不能支，退驻石村。元廷疑其战不尽力，接连派使者催促作战，刘福通则趁机使用反间计，答失八都鲁百口莫辩，忧愤而死。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乘汴梁灾荒之际发动进攻，元朝守将竹贞弃城而逃，汴梁落入红巾军之手。刘福通派人到安丰迎取小明王韩林儿，将这座古城定为宋政权新的都城。与此同时，其他几路军队也斩获甚丰：
西路军在李武、崔德的率领下，进逼陕西，随后又得到白不信、李喜喜等人的增援，到至正十七年十月，已占据举元、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地。
东路军在毛贵的率领下，经过一年半的血战拼搏，截止至十八年（1358年）三月，已攻占莱州、济南等山东的大部分州县，并且还拿下了河北境内的清州、沧州及京畿的蓟州、柳林等地。这些地方距大都均只有一百余里，京师门户洞开，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以致“廷议迁都以避之”。在这节骨眼上，河南行省平章刘哈喇不花率军击破这支红巾军，毛贵等人退驻济南，大都才转危为安。
由关铎、潘诚、冯长舅等人率领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攻入山西境内，次年三月占据晋宁（今山西临汾）。然后再兵分两路：一路攻打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攻打大同、冀宁（今山西太原）。元廷急忙将刚刚在甘陕地区取得大捷的察罕帖木儿调往山西，让其“守把太行关隘”。这路红巾军为了突破元军的阻挡，迂回千里，转战于保定、完州（今河北顺平），再西北而上，袭破大同，攻下兴和（今河北张北）。于当年十二月攻破蒙元王朝的陪都——上都开平，大军烧杀抢掠七天，再东向进军，攻占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辽阳（今辽宁沈阳），最后直至打到高丽（今朝鲜）境内。
就这样，宋政权韩林儿名下的红巾军如激风暴雨，扫荡中原和北方地区。元朝统治者为保卫其国本大都，以主力军队疲于应战，这就便宜了其他各派系的农民起义军。
盘踞高邮的张士诚自高邮之战捡得便宜之后，势力发展十分迅猛。面对这个百万大军尚未给予剿灭的私盐贩子，已经深陷战争泥潭的元朝政府显得颇为无奈，于是便改剿为抚。至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朝廷派遣集贤待制孙捴等人，前往高邮进行招抚。
张士诚审时度势，不仅对元廷许诺的优厚条件置之惘闻，而且还将孙捴关押起来，肆意凌辱。同时，令其弟张士德率师南渡，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打下常熟，二月又攻占了平江路（今江苏苏州）。随后，张士诚率百官群僚迁居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作为大周政权的都城。张士诚也由诚王改称为周王，任命阴阳先生李行素为丞相，其弟张士德为平章，史文炳为知枢密院事，周仁为隆平府知府。
孙捴不甘心就此失败，他暗中拉拢张士诚的部将张茂先，谋划颠覆张士诚。计议已定，张茂先派人密赴扬州的元朝镇南王孛罗不花处，相约择日攻打高邮。没想到阴谋暴露，孙捴、张茂先等人被张士诚所杀。接下来，张士诚大举进攻周边城池，用以扩大势力范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为止，嘉定、昆山、松江、崇明、无锡、常州、杭州等大片土地，相继被张士诚收入囊中，大周政权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牢牢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