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贡赐，是指藩属国向宗主国贡献方物——即奇珍异宝、珍禽异兽以及土特产，宗主国则向藩属国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等贵重礼物，它是双边之间用以体现和维系“宗藩”关系的一种外交礼节活动，其政治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实质意义。明朝的贡赐程序是：藩国使者到达之后，先由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下榻，次日即前往奉天殿朝见皇帝。皇帝先致慰劳，问：“使者来时，尔国王安否？”、“尔使者远来勤劳？”使者一一作答，然后进献方物。贡品进献完毕，皇帝再回赐礼物。
一般而言，在和平盛世时期，中国皇帝总是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处理贡赐关系，即中国皇帝赏赐的物品，数量和价值总是远远超过藩属国的贡品。在这方面，朱元璋也不例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曾特意指示中书省的大臣：“西洋之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洪武十六年（1383年）五月，他又就此事叮嘱礼部大臣：“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朱元璋的这些指示精神被很好地贯彻落实下去，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节大多满载而归，一些藩国为贪图明朝皇帝的优厚赏赐，竞相入贡，“虽云修贡，实则慕利”，频繁遣使前来中国。为了避免增加入贡国家的百姓负担，朱元璋多次下令限制藩国的入贡次数和贡品数量，可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许多藩国请求增加朝贡次数，于是，贡赐贸易便应时而生。
贡赐贸易的形成极其自然，盖因各国使者见中国物产丰富，人民富裕，便在携带国家贡品的同时，另外再附带一些蕃货与中国进行贸易。明廷最初对这种贸易方式也持欢迎态度，曾就此事给出政策：“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规定贡使所携带的蕃货，除官府高价收购十分之六外，剩下部分可于朝贡领赏之后在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进行销售，朝廷专门发布法令对外国贡使在华经商的行为进行保护。稍后时期，明廷还允许中外民间商人私自进行贸易，于是乎，大量的外国商人成群结队、梯山航海地来到中国经商。
明廷为了方便管理，曾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征税和管理。可是不久，由于张士诚、方国珍等亡命海上的残余势力勾结日本海盗（倭寇）劫掠沿海民众的财物，打劫当地官府，给朝廷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朱元璋遂于洪武四年（1371年）下诏实施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三年后，又下令取消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贯穿整个明朝的海禁政策就此开始。
海禁政策实行之后，民间的海外贸易一概禁绝，只有官方之间的贡赐贸易可以继续进行，不过，相关控制也日益严格。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开始对各国朝贡实行勘合制度。明廷规定：诸藩凡来朝贡者，须持本国表文及明朝礼部颁给的勘合号薄，沿途须交由各省查验表文，对比勘合，尔后才许通行。
勘合制度实施之后，各国朝贡人次及贡品数量被明朝严格控制，外国商人私自来华贸易的途径被彻底阻绝，明廷将海外贸易全部纳入到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赐贸易之中，以此办法来确保大明帝国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以上是洪武时期大明帝国对外贸易的情况，除此之外，明王朝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也颇值得说道。概括来讲，明朝的文化输出大抵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图书、历书、乐器等文化知识和艺术的输出：包括六经、四书类图书和王历、民历类历书以及二胡、古筝类的乐器；其二，是手工业品的输出：包括丝绸、绫罗、瓷器等产品和它们的制作技术；其三，是科举和教育制度的输出：洪武年间，有高丽、日本、琉球、暹罗、安南、占城等诸多藩国的留学生到明朝的国子监留学，随着这些留学生的回国，明朝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也在各国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大明帝国的国际交往和对外贸易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他的政策务实，措施得力，方式灵活，华夏中国一扫被蒙元统治百年的阴霾，重新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是时，万国来朝，尊崇华夏。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对中华民族而言，已经功不可没。
§§§第三节 日本——“国王无道民为贼”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精明务实，成功地打开了明朝的外交局面，诸多夷狄争相成为大明帝国的藩属国，华夏中国再度拾回天朝帝国的辉煌和荣耀。然而，这个新生帝国的外交成果并非十全十美，当四夷宾服，八方朝贡之际，也偶有不和谐之音——拨弄出这些不和谐之音的国家是日本。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非常之早，甚至有学者考证后认为，秦朝的方士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天皇。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不过，至少从隋朝开始，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和稳固的外交关系。宋朝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非常发达，民间交流也十分频繁。
到了元代，蒙元最高统治者与当时执常日本实权的镰仓幕府关系交恶。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大将忻都率元军一万五千人，令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高丽军八千人，共同攻伐日本，结果遭受败绩。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令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将，率领十四万大军再次渡海东征，准备一举灭亡日本。没想到天意不让日本过早灭亡，当元军抵达壶岛附近的港湾时，一场奇怪的飓风（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将元军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半数沉没，日本军民乘机出击，元军大半战死，数万人被俘，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宣告失败。两次战争给两国关系投下巨大阴影，终元一朝，日本不再与元朝通使往来。
虽然两国政府不相往来，但是，民众之间却并未完全断绝往来。许多日本商人和武士来华贸易时往往暗藏兵器，瞅准机会就实施海盗行为，动用武器实施抢掠。由于日本在古代被中国人被为倭奴国，故这些日本海盗便被称作倭寇。
元朝大德七年（1303年），为避免民众遭受损失倭寇袭击，元廷下令禁商下海；大德十年（1306年），日本政府也禁止国民与元朝通商。尽管如此，仍有大批日本武士、商人偷偷前往中国实施贸易和抢劫活动。这些倭寇乘船而来，出没无常，令元廷防不胜防，以至于泛滥成灾。好在当时元朝的海防比较巩固，倭寇的骚扰尚未酿成巨患。
1333年，日本第九十六代后醍醐天皇在一些武士的支持下发动兵变，推翻了长期摄政的镰仓幕府，重新恢复王政。然而好景不长，1336年，代表一些武士利益的足利尊氏发兵攻入京都，废掉后醍醐天皇，另立皇太子为光明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并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南逃至吉野（今奈良县）建立朝廷，史称南朝。此后，南、北朝之间长期对峙，征战不休。由于政局不稳，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和在战争中失意沦落的武士，纷纷转变为专靠抢劫为生的“浪人”。这些浪人难以在满目疮痍的日本为生，纷纷前往富庶的中国沿海从事海盗行径，成为倭寇的新鲜血液。此间，许多中国流民也见利忘义，他们纷纷加入倭寇的队伍，开门揖盗，导倭入寇，杀人放火，日渐成为中国朝廷的一个巨大麻烦。
元朝末年，中国大乱，海防崩溃，倭患更加猖獗。大明帝国成立以后，为了维护天朝中国的尊严和国民的利益，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派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杨载等七人携带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诏书出使日本。诏书写道：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命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至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据明人慎懋赏所著的《四夷广记》等史料记载，杨载等人到达日本九州岛之后，遇到了怀良亲王。这位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时任征西大将军，他奉父亲之令在九州岛开府治事，纠集势力，以图推翻幕府政权。杨载等人误以为他就是日本国王，遂向其宣读诏书。怀良亲王闻诏大怒，杀掉五名死者，将余下的杨载、吴文华二人拘禁数月才放归回国，首次对日交涉就此失败。
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又写了一封国书，派莱州府同知赵秩为使，前往日本谕诫其国王。赵秩一行乘船东渡，从析木崖进入日本国境，几经波折才见到怀良亲王。通报姓名后，怀良亲王对赵秩的姓氏极其厌恶，当场喝道：“吾国虽夷，僻在扶桑，未尝不慕中国之化而通贡奉。惟蒙古以戎狄莅华夏而以小国视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赵姓者诈我以好语，初不知其觇国也，既而使者所领水犀数十艘，已环列于海岸。赖天地之灵，一时雷霆，风波漂覆，几无遗类，自是不与通者数十年。今新天子帝华夏，天使亦姓赵，岂昔蒙古使者之云？仍乎，亦将诈以好语而袭我也！”说完，便命左右砍杀使者。
赵秩见对方敢情把自己当作了元朝派来的先导间谍，毫不畏惧，朗声解释道：“今圣天子神圣文武，明烛八表，生于华夏而帝华夏，非蒙古比。我为使者，非蒙古使者后，尔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杀我，则尔之祸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无不一当百，我朝之战舰，虽蒙古戈船，百不当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岂以我朝之以礼怀尔者与蒙古之袭尔者比耶？”
怀良亲王被这番话给镇住了，思索片刻，只得离坐下堂，延请赵秩。赵秩宣谕了皇帝的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