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的心结解开，备感轻松，一时病情好转。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就在皇帝探视后的第四天，即洪武十七年（1384年）二月初一，李文忠突然暴亡，享年四十四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李文忠死后，朱元璋“痛悼不已，辍朝三日，亲为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之阴”，并“追封其上三世皆王爵，妣皆王夫人”。
办完外甥丧礼之后，朱元璋以毒死李文忠的罪名，将诊治医生及其家属一百余口全部处死，淮安侯华中则被削去爵位，谪迁四川西部的建昌卫。以上就是《国初事迹》所记载的李文忠之死的大体过程，这里提示一下，朱元璋之侄朱文正之死，也是出于该书的记载。
由于李文忠死得蹊跷，特别是朱元璋杀掉诊治医生之事，使得这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疑问在于：医生何以如此大，竟敢给身为皇亲国戚的曹国公下毒？华云龙也没有这个胆量！如果说华云龙是受了皇帝的指使而为，那么，朱元璋不将华中尽快处死以灭口，而是将其流放边疆，难道他就不怕心怀怨恨的华中将秘密透露给外界么？事件真相究竟如何，笔者不能妄加揣测。
这里顺便说一下华中之父华云龙的情况。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有印象，华云龙就是当年跟随朱元璋南下定远开拓根据地的二十四人之一，洪武元年（1368年），华云龙跟随征虏大将军徐达北伐中原，攻下大都（北平）之后，即被朱元璋任命为北平行省参政，镇守北平，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朝廷大封功臣时被封为淮安侯，并升任大都督府同知兼燕王府左相。
与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一样，在战场上吃苦拚命的华云龙，一旦成就功名，随即腐化骄奢起来。恰巧北平是元朝故都，基础设施齐备，有充分条件满足其个人的享乐欲求，他住进故元丞相脱脱的豪华府邸也就罢了，最不应该的是，他竟然还大胆睡用故元皇帝的龙床，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犯禁之举。果然，朱元璋闻报后，遣使对其严厉斥责，从此以后，华云龙便染上消极情绪，终日沉溺于酒色。
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朱元璋诏令华云龙回京师，结果于当月二十九日死于返京途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华云龙暴亡？史料没有明说。不过，谈迁的《国榷》透露了一条线索，说华云龙死后，宋濂奉命为他作碑文，文中写道：“侯从征四方，粗著劳效。初无奇功骏业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赐以封爵，宠恩之加不为不重矣！奈何徇欲败度，绝无忧国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韩、彭之流，怙功自专，卒致夷灭，皆其自取云尔。”一般而言，墓志铭皆以扬善避恶、好言良语居多，而这篇墓志碑文，公然将墓主比作被汉高祖刘邦所诛杀的韩信和彭越，通篇没有一句好话，由此可以推断华云龙绝非善终。
华云龙死后，其子华中承袭淮安侯爵位，却因李文忠之死被贬谪于边塞。这使人们不禁疑惑：朱元璋当初令他督理医生为李文忠诊治疾病，这种安排是否早有目的？不得而知。后来，华中死于谪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被追论“胡党”，革除爵位。华氏父子皆以这种不明不白的方式，黯然消失于明初的政治舞台。
第三个来说颍国公傅友德。在明朝的开国公侯中，以傅友德的死最为冤屈和惨烈，请读者来看原委。
傅友德原籍宿州，后迁居颍州。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起义大爆发，他参加芝麻李的队伍，虽骁勇善战，却不受重用，于是辗转投奔到刘福通的部队，跟随李喜喜西征。李喜喜在陕西被王保保、李思齐等元将打败，随即转入四川，再被明玉珍击败，最后只得顺流东下，投奔天完政权。当时，天完政权正闹内讧：实权人物倪文俊欲弑皇帝徐寿辉自立，谋泄后被其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由此取代倪文俊，成为天完政权的实权人物。李喜喜率残部加盟不久，傅友德即被陈友谅派去协助丁普郎驻守长江中的要塞小孤山。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伐陈友谅，途经小孤山时，傅友德随主将丁普郎率部归降，从此始遇雄主，开始自己彪炳青史的名将生涯。
傅友德生性沉稳，寡言少语，打起仗来勇猛无敌，《明史·傅友德传》说他“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诚然如此！举两个例子：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围困武昌，傅友德主动请缨攻打武昌城东南面的高冠山（今武汉蛇山），战斗打响之后，傅友德身先士卒，流矢射中他的脸颊，箭头从脑后穿出，他一把将箭拽出，继续冲锋，又一支箭射中他的腰肋，他再战如故，直至战斗结束。次年四月，他跟随常遇春往略荆襄，在攻打安陆时，傅友德身负九处创伤，浑身是血，依然身先士卒，最终生擒安陆守将任亮。
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使得傅友德身被创伤不下百余处，真正可谓九死一生。不过，傅友德并非匹夫之勇，他足智多谋，更兼熟谙阵法韬略。故时人往往把他和明朝最具盛名的两位大将——徐达和常遇春作比较，说明朝开国诸将“以骁勇称者莫如常开平，次则颍国耳”，又如是评价他取四川、定云南的表现——“其烨烨盖庶几中山王矣”。傅友德一身兼具常遇春的骁勇无畏和徐达的沉稳多谋，殊为难得！
非凡的军事资质使得傅友德一生建树颇丰，自鄱阳湖之战崭露头角开始，他南征北伐，纵横捭阖：夺武昌，战徐州、定关陇，平巴蜀，辑抚两广，廓清滇南……平生出生入死，所向披靡，为大明王朝立下了赫赫功勋！朱元璋对傅友德的回报其实也一度不错，他从普通战将累功升至雄武卫指挥，再升任江淮行省参政，继尔封颍川侯兼大都督府同知；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他被任命为征南将军，率蓝玉、沐英、郭英等大将并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功成之后，他被进封为颍国公，并追封三代，其子傅忠被招为寿春公主的驸马，其女被册封为晋世子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他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真正是爵显禄高，既贵且亲。
然而，在雄主朱元璋手下讨生活，位高权重并非是什么好事。这一点，身为明朝开国勋臣的傅友德比谁都看得明白。为了避免因功高震主而引起皇帝的猜忌，给自己造成杀身之祸，他思来想去，决定效法汉初丞相萧何——当年刘邦在前线亲征，萧何奉命据守关中后方数年，由于他常施仁政，恤民有方，百姓对其口碑一度很好，从而引起刘邦的猜忌，在意识到危险之后，萧何接受说客的建议，强买百姓田地，达到自污之目的，待刘邦出征归来，关中百姓纷纷拦道告状，刘邦始对萧何放下心来。傅友德的情况与当年萧何的情况不太一样，当然不敢公然违法去强买百姓之地，于是在受职太子太师并被朱元璋打发回中都凤阳养老之际，顺便“请怀远田千亩”，其目是为了给皇帝留下一个“求田问舍，胸无大志”的印象，万没料到——“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
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宰相，他嗜好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为他送去上好的鲤鱼，他坚决谢绝来者好意，说道：我眼下的俸禄尚能买鱼，假若我因受他人之鱼而丢官，届时不仅再没人给我送鱼，而且我因失去俸禄也钱自己买鱼了，这便是“公仪休嗜鱼”的典故。另外，公仪休还曾拔掉自家园圃里的菜蔬，并休掉织得一手好布的妻子，以便因此去购买百姓的产品。公仪休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头，但他确实是自古以来不与百姓争利的一个典范。傅友德原本是欲通过这种办法向皇帝表达自己心中已再无大志，殊不料皇帝从骨子里反感贵族高官的贪婪行径，自己弄巧成拙，反遭羞辱，只得当场认错作罢。
没过多久，蓝玉突然被杀，又一批功臣被牵连进去，作为蓝玉的老领导，傅友德难免狐疑紧张。这时，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定远侯王弼来府拜望，身处这种山雨欲来的氛围，大家的忧郁心情是一致的，两人稍作寒暄，便陷入长久的沉默。良久，王弼忍不住开口试探性地说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傅友德心中何尝不是同感？但他到底处事沉稳，他摆摆手，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
时隔不久，王弼坐“蓝党”罪下狱，他与傅友德会面的情况尽为皇帝知晓，然而，朱元璋此次并没有追究傅友德。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在对话中傅友德的态度端正，未说过任何可能激怒朱元璋的语句；其二，朱元璋的政治手段高明，处大事总是重点突出，有条不紊，谨慎稳妥，正如处理胡惟庸案时把李善长分割开来一样，他兴大狱的原则顺序是：先文后武，先小后大，后易后难，傅友德的资历和威望都比蓝玉要高，所以不能把傅友德及早牵连进来，不然，“蓝党案”就会演变成“傅党案”，不利于稳定大局。
傅友德虽然一度在“蓝党案”中逃脱噩运，但也不过是些许延长时日而已。“蓝党案”基本处理完毕，傅友德的噩运也就蓦然降临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大宴群臣，傅友德的二儿子傅让时任殿前亲军，这天他没按礼仪规定佩带剑囊，恰巧被皇帝发现。大家坐定之后，朱元璋怒气冲冲地向文武百官提出此事，批评傅让简慢。傅友德站起身来，准备替儿子赔罪。未料不待他开口，朱元璋已霍然站起来，手按腰中玉带，厉声喝斥：你有何话说？谁让你说话？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傅友德只好坐下，低头一言不发。朱元璋余怒未消地命令傅友德出去把傅让叫进来，谁知他刚走到大殿门口，卫士又传旨：带其首级来见！傅友德听毕木然片刻，只得硬着头皮向外走去，在他返回大殿时，手中赫然提着傅让血淋淋的人头。朱元璋见后，斥责道：你怎么如此忍心？莫非是怨恨我么？傅友德盯视皇帝良久，突然暴发，吼道：你不就是想要我父子的人头吗？我现在就给你！说罢，拔剑自刎。
偌大的宴会，尚未开席就出现这种局面，朱元璋十分尴尬，仿佛自己成了被审判者，他异常震怒，当场传旨查抄傅友德的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及宗族发配到云南和辽东。寿春公主早已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去世，其子傅彦被留在京城，后来做了金吾卫千户。
纵观傅友德的一生，但闻其功之烈烈，难闻其过之昭昭，他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人们都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认为他是朱元璋实施“鸟尽弓藏”手段的又一个牺牲品。笔者从客观角度来评价：朱元璋确实早已怀有不容傅友德之心，不过，二十九日发生的这幕悲剧纯属偶然，因为如果傅让不违规简慢在先，那么，朱元璋即使想诛杀傅友德，也须另择时日，另寻借口，这是不争的事实。故发生此事，人们不应武断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朱元璋身上。
总之，傅友德挺悲剧的，他为创建大明帝国立下赫赫功勋，最后却落得个“无罪而冤刭”的下场，成为朱明王朝的牺牲品，并且，由于是太祖朱元璋亲自定案，以致于他长期“进不得声于庙廊，退不得写于典籍”，直到二百五十年后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才获得平反，被明王朝追授为丽江王，谥号“武靖”。
第四个来说宋国公冯胜。傅友德死后，开国大将之中令朱元璋放心不下的只剩冯胜一人而已。冯胜乃安徽定远人，系冯国用之弟，原名冯国胜，曾改名叫冯宗异，后又改名为冯胜。至正十四年（1354年）夏天，冯氏兄弟投奔到朱元璋麾下，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家庭，识文断字又颇有武艺，故深得朱元璋喜爱和信赖，兄弟两人既做参谋，又做护卫。例如，冯国用曾最先向朱元璋提出攻打金陵（南京）作为根据地的主张；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为稳定军心，曾挑选陈兆先的五百降卒作亲兵警卫，侍帐贴身护卫的就是冯氏兄弟。至正十八年（1358年），冯国用病死于浙东前线军中，冯胜便接替其兄之职，任朱元璋的帐前亲军都指挥使。
冯胜不仅懂得兵法韬略，而且冲锋陷阵时也堪称虎将。他长期跟随徐达四方征战，屡为先锋，多次立下赫赫战功，其名位仅次于常遇春，故有“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的说法。不过，冯胜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时常疏忽大意和骄纵不法。这些缺点，本书前文多有讲述，例如，至正二十六年（1365年）初，冯胜奉命攻打高邮，因疏忽大意而误中高邮守将余同佥的诈降之计，损兵折将，被朱元璋召回应天，痛打一顿军棍后，责罚他徒步走回营地；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在平定甘陇之后，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因为急于请赏，竟在无皇帝诏令的情况下，擅自引兵回京，结果给王保保以可乘之机，直扑兰州，给明军造成很大损失；洪武五年（1372年）那次北伐，徐达、李文忠分别率领的中路军和东路军均惨遭败绩，惟征西将军冯胜率领的西路军取胜，可是在回师途中，他竟然私匿驼马，最后落得个功过相抵；洪武二十年（1387年），征虏大将军冯生出击辽东，几经波折，迫降纳哈出，大获全胜，没想到他又贪心炽发，藏匿名马，搜求珍宝，结果在奏凯之日被朱元璋收缴大将军印信，另任命蓝玉接替征虏大将军之职……
冯胜不仅带兵打仗屡屡骄纵不法，就是退休居家也相当豪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其子冯谅与家奴一道殴人致死，并威胁地方官不得干预。消息传到京城，刑部依律判处冯谅死刑，其他连坐处死及流放者共计二十一人。按照丹书铁券的规定，朱元璋赦免冯谅死罪，但却把冯胜从中都凤阳召到京师，对其严厉斥责，并下诏敕谕他道：“天道以有余补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余。体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余者，非仁人也。呜呼！祸福之来，皆自人致，故智人循理而行则家昌，愚人所行悖于理则家亡……朕以卿昆弟相从于开创之初，具有功劳，且有姻亲之爱，故不忍忘而为卿言之。”冯胜尽管当时诚惶诚恐地认错，但禀性所致，过后又依然故我。
作为一名在战场厮杀半生的老将，冯胜闲下来之后感觉颇不适应，他时常骑着骏马在牧马场上疾驰，并让人在打稻场的地下埋入许多小口大腹的瓦瓮，令家奴拉着石碌碡在场上飞快地转动，使瓦瓮发现沉闷的咚咚声，以此来模拟战场上的金鼓齐鸣，怀念当年的峥嵘岁月。这本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爱好，然而，正是这个爱好最终要了冯胜的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冯胜与妻弟樊父因对弈赌博发生口角，樊父把原本属于冯胜的一些金银器皿抢在手中不予归还，冯胜也毫无见识和气度，竟然请皇帝给自己做主，理屈词穷的樊父便诬陷冯胜在打稻场埋下兵器，图谋不轨。
这对贪婪无识的蠢货舅郎，两人大搞窝内斗，却给朱元璋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来，自皇太朱标病故之后，朱元璋就把清除剩余勋臣列入了脑海中的计划，考虑到冯胜这人生性贪婪，注重名望，不过只是一名城府浅显的匹夫而已，加之他又无太大过错，便暂且对他容忍下来。所谓“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如今，冯胜自己活得不耐烦，岂能怪罪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