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搬到学校复习。像理由的理由是：在家复习效率低，还是学校适合看书；现实的理由是：每晚都有英语辅导班，周末还要上政治辅导班，回家的话跑来跑去不方便，不如扎根学校；浪漫的理由是：为了能多些时间陪着乔巧，和她彻底陷入爱河；不像理由的理由是：杨阳的下铺一直空着，每当他下床的时候，脚就不知道往哪儿踩，苦于无人充当垫脚石，经常在床上一待就是一天，不到大小便快失禁的时候决不下床，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有必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杨阳宿舍有四个床铺，他的下铺为了写一部乡土题材的小说，去农村体验生活了。他对床的下铺，去给影视公司的老板写一部四十集的古装戏，被关在郊区的一家宾馆里，半年内回不来。对床的上铺，觉得学中文没前途，码字不如数钱有意思，经常去齐思新所在的经管系听课，为了日夜饱受经济术语的熏陶，还和齐思新掉换了床铺，以便晚上可以和经管系的同学对双边合作、道·琼斯指数等问题展开讨论，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氛围，这样才睡得很香，而在中文系的宿舍，睡前总聊巴尔扎克、卡夫卡都快听吐了。这样一来，宿舍便被我和杨阳、张超凡、齐思新占据了。
杨阳的宿舍还在阴面。以前我们特羡慕住阳面的同学，因为窗外不远处，就是女生宿舍，这对于二十岁上下正处于生理和心理都在发育的青年来说，很有诱惑力，而阴面宿舍外是一片片低矮的民房，毫无风景可言。现在环境改变了，民房被拆除，盖起一座座小楼，从宿舍望去，可以看见两口子打架、母亲喂孩子、小孩趁人不备从家长钱包里拿钱等别具一格的生动场面。在这片小区动工那天，很多拆迁户不满政府的补偿，坐着马扎挡在铲土机前面，阻止开工。一个老太太义愤填膺：“不给我一套三居室，铲土机别想过去，除非先把我铲了！”
一些学生也纷纷加入阻挠的行列，因为如果盖起楼房，必将撤销早市，这里可是学生们购物和生活的天堂：鸡蛋灌饼、刀削面、馄饨油条、廉价的水果和手纸、一块钱一双的拖鞋、一次三块钱的剃头摊……如果这些都没了，以后怎么生活难以想象。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间行为，都长久不了，就像历年中国农民的起义和学生运动，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毕竟运动的发起者不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所以第二天这些静坐者就不见了，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不得而知，反正没有人真的往铲土机底下钻。
男生宿舍里，垃圾桶永远不够用，汗味脚臭永远少不了，苍蝇蚊子都敬而远之。拖鞋遍地都是，却挑不出一双完整的，常常是一个人穿着三副拖鞋，左脚一只，右脚的前三分之一是一只，后三分之二又是一只。除了床上和饭盒内侧，摸哪哪一层土，角落里都是灰尘和头发的混合物，不知道两者如何抱了团儿，头发既有男生自己掉的，也有带进来的女朋友掉的。地上的烟头永远比盒里的烟多，打火机想用的时候找不着，但时不时会从某人的鞋里、电脑的机箱里、下铺的被窝等地方冒出。总抱怨光盘卖得贵，桌上却堆放着主人不明的光盘，越堆越高，每天早上有人照着梳头，然后衣冠楚楚地出门，多数光盘已经照不出影儿，盘面磨得跟毛玻璃似的。书架上还是刚入学时摆的那几本书，后来的课本和小说都躺在地上。北京环境最脏乱差的地方并不在四环外，而在这里。
上了三年班，手里有了一些钱，在学校生活绰绰有余，不必再为多抽一包烟而每顿饭少吃一两米饭以致每次走出食堂看见泔水桶的时候都想盛上一碗带回宿舍，现在也具备浪费粮食的实力了，以前买两碗豆浆加一份糖，现在买一碗豆浆加三份糖，都快喝出糖尿病了。这得感谢我妈，从第一天拿工资的时候，她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别大手大脚地，将来还得娶媳妇呢。当时我想，这点儿钱娶媳妇差远了，养个猫狗都不一定能让它们吃饱喝足，不过还是每月至少剩下三百块钱，就当自己的养老金了，现在三年过去了，这笔钱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够吃老本了。
住到学校的第一天夜里就出事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