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台北桃园机场的6月6日傍晚遇到一场铺天盖地的瓢泼大雨！台湾文协的理事长、诗人绿蒂和文协秘书哲雄热情迎接我们。在雨中，意外地，我看到了诗人张香华在向我们招手。原来她是从百里外的新店冒雨开车而来。令人感动。这使我一踏上久已魂牵梦绕的宝岛，便走进友谊的海洋。毕竟我们是同根同祖同文的骨肉同胞呐。
在台北，我见到老友，也结识了新朋。作为作家代表团，几天里，我们同台北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教授、出版家以各种方式和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有益的交流。团长袁鹰和叶辛格外辛苦，因为许多场面他们要讲话，要应酬。然而在台北，我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看于右任先生之墓。一来因为于老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令我等晚生敬佩；二来，他是陕西人，和我是同乡人。先生雄奇豪放的书法艺术，是我从小就十分喜爱而敬仰的。
当然，更直接促动我渴望拜谒先生之墓的缘由是他临终前两年（1961年）所写那首动人心弦的怀乡诗《天的悲歌》。全诗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当时我从一张报纸的消息中读到这首诗时，感到这是寂寞蛰居台湾，晚景凄凉的于老先生哀叹祖国分裂，哀叹故土亲人分离的一首感人肺腑的哀歌，也是先生切望祖国统一之悲愤心情的痛苦流露。这首诗一直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我还记得我从乡友中知悉，1962年于右任先生留在大陆故乡的原配夫人高仲林女士八十寿辰时，周恩来总理曾派于先生的女婿屈武同志专程到西安为高夫人祝寿一事。后来，时任国家领导人的王震同志在1984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隆重召开的“于右任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这位真诚的爱国者，孙中山的追随者，著名的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他一生爱国，风范长存。“尤其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于右任先生赞成国共合作，盼望祖国统一的诚意。”周恩来总理曾对屈武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这样的一些评价，都令我更敬仰先生。
周恩来总理是了解于右任，尊重于右任的。因为于右任先生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国民党元老，曾经极力主张和促成国共合作，矢志如一，始终不渝。先生确实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身为国民党30多年的高官“监察院”长，一生清廉，一身正气。直至他死后家人打开他的小箱子，竟空空如也。
然而他在世时，却时常训导家人：不要忘了咱们是穷家出身，遇事要关心人，尊重人，特别是对穷乡亲。家乡流传着他许多关怀乡里、济贫扶困的故事。甚至当二十年代末陕西出现大灾情那次，他正好在上海为长子于德望完婚。朋友们送了不少礼金。于右任先生答谢时着重说了陕西灾情的严重情况后，恳切地说：“我本拟早日回陕看视灾情，因足疾未能成行，并非欲留沪待儿完婚。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各位送来之贺礼，权作赈款送回陕西，感谢各位送礼为陕助赈的热情。”
他曾书嘱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意味深长的。当今天下之利，自然是国家、民族之利，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当今万世之名，自然是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流芳青史，名扬万代。这话，是警策，也是期望。今天仍然适用于台湾一切爱国人士。
于右任先生在台湾蛰居的十五年中，始终怀念故乡，思念亲友，忧愤寡欢。他多次对身边人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的故乡是中国内地啊！
……6月10日，我在台湾朋友田景山、蔡哲夫先生的陪同下，驱车阳明山，爬了一山又翻一岭，山山岭岭过后终于在大海边的一座名曰卡拉山的高山上找到了“于右任先生之墓”。我们拾级而上，到了雄伟的青草丛生的于先生墓前，我向先生三鞠躬。再回头望大海，望大陆，茫茫一片。此刻，我耳边仿佛响起先生用浓重的关中口音悲怆而深情地吟咏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2004年.
百年柔石
71年前2月7日晚，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5位青年中共党员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柔石是在上海参加一次党内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的。他年仅29岁，入党还不到一年，却以年轻的生命换取了正义。但作为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创作和译作已经十分丰盛。除已发表的55万字的创作和63万字的译作外，还有22万字未发表的作品手稿，可谓才华横溢，硕果累累。鲁迅先生获悉柔石遇害的消息，深感震惊和悲痛，含泪作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纪念烈士的文章。
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先生沉痛地叹息：“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果如鲁迅先生所料，当柔石百年诞辰的2002年的金秋9月，人们自然地记起他们，再谈他们。这位宁海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骄傲，百年诞辰之际，他的故乡浙江宁海县，开展了一系列隆重而热烈的纪念活动。当然，在柔石牺牲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不朽作品，已经不断地得以出版发行，有的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苦闷、理想和追求的中篇小说《二月》，60年代还被著名导演谢铁骊改编拍摄成轰动一时的电影《早春二月》。虽然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人浅薄地认为《早春二月》歌颂了人道主义，赞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逃兵等等，扣了一大堆帽子和罪名，但它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孙道临和谢芳在电影中所扮演的人物形象，至今给人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这次为了参加柔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谢铁骊、谢芳、黄素景和王文娟也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不辞辛苦地奔赴浙江宁海。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虽然几十年前导过柔石的作品，演过柔石作品中的人物，然而这次踏上柔石故乡的土地，才更深地理解了《二月》和《二月》中的人物，感到受益匪浅，格外亲切和激动。他们所到之处，时常有热心的观众会发现谢导和“陶岚”，便围拢过来问长问短，合影留念，可见电影《早春二月》影响之深远！
宁海城内保留有柔石故居，已修葺一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在这座富有江南建筑风格的院落里，看到了柔石当年读过的书刊、用过的书桌和书柜，以及部分珍贵的手稿，仿佛看到了他创作的历程。睹物思人，我们对这样一位年轻的革命家、文学家更加崇敬！在柔石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他除了从事写作，还与鲁迅先生编辑了《语丝》，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左联”成立后，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后改任常务委员，同时参与左联极有影响的机关刊物《萌芽》的编辑工作。无疑，柔石既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又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为了学习他。学习他那种坚贞不渝的信念，学习他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热情，学习他勤奋创作的精神……柔石和他的杰出著作将会永远被人们记起，被人们再谈……2002年.
纪念王鲁彦先生
2004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王鲁彦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们聚会在鲁彦先生家乡宁波，一起缅怀、纪念和研究他人格的榜样，创作的成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对王鲁彦个人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和肯定，更重要的是王鲁彦的创作道路对于今天有着典范性和方向性的意义。
王鲁彦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被称为鲁迅高徒，被公认为“更多地师承了鲁迅的笔致、风格。”在鲁迅先生的示范和直接影响下，他和许杰、彭家煌、台静农等一起，把鲁迅开创的乡土小说蔚成风气，共同形成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一个最有成绩和影响的文学传统。从他们开始，到三十年代沈从文、端木良蕻、萧红等创作的中长篇乡土小说，到四十年代更具有地区特点，以马烽为首的山药蛋派、孙犁的荷花淀派，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李凖，八十年代初刘绍棠的重新倡导乡土文学的创作，当代文学大家路遥、陈忠实、莫言的创作等，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在各个历史时期乡土文学始终是最有实绩、最具光彩的文学典范。他们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去总结和学习。
在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产生，标志着《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经过一批作家的自觉实践，终于结出了为数可观的果实，显示出新文学逐步走向成熟的趋势。首先，它摆脱了新文学最初的创作成果“问题小说”，从思想观念出发，把小说当做启蒙工具的弊端，更看重生活和艺术本身。作者较多的从生活经验出发，能够把现代意识与真切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这个优势。王鲁彦就是根据对于自己家乡东南沿海农村，包括自己的小资产家庭的观察、体验和批判，写出了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入侵后，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心态心理与生活，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从而得到茅盾先生的肯定，认为王鲁彦笔下的乡村小资产阶级形象还是现代文坛最少被写到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形象。
文艺作品越有地方色彩，就越具有国际性。一个作家要在中国文学之林中获得地位，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根”或者说是“地”，要借助培养个性的根土之力。当年中国新文学要想在与旧文学的斗争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当时新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和周作人都谈到，必须发展乡土文学，必须发展充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鲁迅就曾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灰飞烟灭，世界的，即为别人所注意。乡土文学的成功就是证明。
乡土文学往往是当作家走出农村到达都市后，接触到新思想新观念，在新文化之光烛照下，深化乡土题材后的产物。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者大都是为故乡所放逐，被生活驱逐到异地去的。鲁迅是这样，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都是如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鲁彦正是通过到北京上学，特别是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让他感受到“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获得了人道人文的眼光，来批判封建社会所遗留的野蛮残酷的风习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心理和国民性。“五四”乡土文学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现代文化作为参照，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的反观与反思，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不仅具有地方色彩，也具有现代深刻，更为犀利的眼光。
今天，当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呼唤反映时代的主旋律作品出现的时候，王鲁彦先生的乡土小说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遗产，他的小说、散文和翻译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被忘却，反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国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关于融汇中外文学滋养，逐步形成自然、朴素、绵密的写实风格，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民族形式，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应该走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
2004年.
一任风和雨
五年前我曾到过常州，参观过这座江南名城的几家先进企业，游览过这儿的名胜古迹，访问过一些模范人物。常州，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座坐落在西城庙沿河的瞿秋白故居。拜谒瞿秋白故居，是我久已向往的夙愿。
那天，天气阴沉，蒙蒙细雨中，长山同志带我去走访故居。虽然故居的房屋依旧，“文革”动乱中却有十来户人家乘机迁入，成了一座大杂院。踏进这座破旧不堪的院落，我依然怀着崇仰之情依次进行了参观，少年秋白的卧室、书房、玩耍的地方，无不引人产生兴味。秋白开始是读私塾，后来进冠英小学。1910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因身体虚弱和经济拮据，时断时续。但他的家教好。父亲系国大学生，涂得一手好山水画；母亲古文底子强，又写得一手好字。这些都对少年秋白不无影响。小小年纪的秋白就熟读《中庸》、《大学》和《古文观止》等等，自然，真正的理解那是长大成熟之后。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之家。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在41岁时吞服药酒自杀。这对17岁的秋白是一个严重打击。后来他在《饿乡纪程》中写道：“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窗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字的遗物。”这出人间悲剧的发生，使秋白感受到了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的腐败与残酷。于是，在母亲去世的当年，瞿秋白便毅然辞去在无锡小学任教的工作，远走高飞，到武汉去了。此后便投奔了革命。这次匆匆的走访，尽管并不令人愉快，却使我加深了对瞿秋白同志的了解。恰巧，五年前，我和匡满结伴而行，访问过福建长汀，在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罗汉岭下久久沉思，心情极不平静。回到北京后，当年（1980年）6月18日，我又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在这个庄严的集会上，许多前辈革命家在发言中，对秋白同志在“四人帮”时期，身后所蒙受的冤屈愤愤不平，指出：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又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听到这样正确而全面的公正评价，令人感动不已，百感交集……岁月的时光又流逝了五个春秋。五年后的1985年6月18日又是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将在首都，常州和福建长汀分别举行纪念会。这是意义深远的事。就在纪念活动的前夕，1985年4月初，正是江南桃红柳绿、春意盎然的美好季节，我又一次来到常州。
啊！变了，一切都变了！常州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新建的楼房林立，且样式、色彩新颖别致；新开设的商店、公司比比皆是，一片繁荣景象。驰名中外的常州特产：金狮牌自行车、手扶拖拉机、莲花牌灯芯绒等等，产量大增，质量更佳，赢得用户的热爱和信誉。常州城，到处欢歌笑语，生机勃勃。这一切都显示了更大的活力和效益。常州，古老而年轻的常州，又迈出了它前进的步伐，腾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