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再叙说将近20年前的事，恐怕不合时宜，引不起某些读者的兴味。可那是一段历史，一段令我以及和我一起经历过来的文学界朋友们难以忘怀的往事。.一当时，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依然是百废待兴。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中国作协均未恢复。所谓文艺界，只有几家两年前经中央批准恢复的大型期刊，而《人民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刊物。如果不是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文学》也不会这么早地复刊。此时，几个刊物均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管。《人民文学》的主编乃是不久前恢复工作的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即光未然。
张光年，“文革”前就是中国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恢复工作后，他意气昂扬，恨不得将十年“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在当时，他和同样先后恢复工作的诗人李季、贺敬之，评论家冯牧形成一个领导群体、一个坚强的核心，由他牵头，勇敢而机智地运用刊物这块阵地，冲出牢笼，迈出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一步！尽管步履是沉重而艰难的。
那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还紧紧地套在人们的脖子上呢！
张光年上任伊始，为了推动创作，凝聚力量，他以《人民文学》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然而却影响并不小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地点是在前门外的“远东旅社”。找了什么人参加呢？他精心选择了新老两类小说家。十年了，作家们不曾晋京开什么会！那时节，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文友们如若聚会，定会被造反派追查，认定你是在开黑会。所以当与会者接到通知后，又惊又喜，统统都来了。
沙汀、周立波、孙犁、马烽、林雨、蒋子龙及刚刚在《人民文学》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叶文玲、邹志安等人都在这个小型座谈会上认真发表了对当前短篇小说创作的思考和意见。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可以充分交换意见，相互都有启发和收获。孙犁同志本来由于体弱，极少参加外面的活动，而这个会他破例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虽说人数少，却覆盖面大，参加者来自东南西北的省份。这次会议之后，与会作家均在《人民文学》陆续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这是作为刊物的目的。然而张光年还有更长远的考虑，这就是如何重新组织这样一支被“四人帮”打散却并没有打垮的创作队伍，并且要着眼于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使这支队伍后继有人。
蒋子龙、叶文玲、邹志安等等青年业余作者的苗壮成长证明了张光年的眼光。
这时，编辑部小说编辑崔道怡收到了北京某中学教师刘心武的来稿《班主任》。这是一篇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别出心裁的作品，一篇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社会问题的作品。毕竟是涉及到尖锐的社会问题，编辑部有关同志犹豫不决，拿不准：究竟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发？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敢不敢发？
于是，稿子送到了主编张光年手里，请他裁决。
不料，张光年仔细看过后，经过审慎的考虑，果断地拍板：可发！而且他说，揭露“四人帮”之作，尖锐点不怕，愈尖锐愈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式决议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没开呢。这需要魄力和眼光。
接着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选题是编辑部提出的。因为当时我们获悉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科学的春天将要到来了！这当儿，如能有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在刊物上发表，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写谁好呢？恰好当时听说科学院数学所有位数学家陈景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突破了世界难题“哥德巴赫猜想”，饮誉国际数学界。写陈景润吧？然而同时，在社会上也流传着关于陈景润是一位“科学怪人”的种种离奇故事。有的朋友好心劝徐迟不要承担这个采访任务，因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自找麻烦呢？但途迟却为陈景润攻克数学难关的毅力和精神而动心，他想接触接触试试看。
于是，1977年，一个北风飕飕的寒冬腊月天，我陪徐迟到了京郊中关村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个采访的便是数学所的党支部书记李尚杰。老李是位部队转业的工农干部，难得他非常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理解和爱护陈景润。陈景润也视他为亲人，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同他商量。陈景润在老李眼里，非但不是“科学怪人”，而是一个通情理、懂人事、事业心很强的可爱的科学家。
我们和老李谈话间，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不高，身着一套普通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南方口音，略带稚气。老李赶快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真巧，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见了面。
我向他介绍徐迟说：“我们邀请作家徐迟来采访你，采访数学所——”
他高兴地握住徐迟的手说：“噢，徐迟先生，诗人，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读过你的诗……”
彼此间无形中拉近了距离。
徐迟对他说：“我不懂数学，我是来数学所学习的。但我想看看你的论文，有关‘猜想’的，可以吗？”
陈景润说：“哎呀，徐老，你可千万别写我，我有什么好写的呀？你还是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对他说：“我不是来写你的，我是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我们随意交谈起来。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对于“猜想”，在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攻关呢。然后他说，最近他收到国际数学会主席的邀请信，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这件事正在处理。
徐迟问他处理的情况如何？
他说：“我报告了李书记，所里报到了科学院。院领导很信任我，要我自己决定，自己直接写信答复。可是这个数学会的国际机构目前台湾占据着我国的席位，因此我写信告诉他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数学会主席先生对我的盛情邀请；二、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出席。”
听着，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回答是多么原则而圆满！简直像外交文件。这说明陈景润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一个傻瓜，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
高兴了，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荒唐批斗的情况，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批斗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故事。
听到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后，至少，我和徐迟消除了对他的某些误解，增进了了解。当然他也有一些怪癖，恐多半属于性格所致。他人还是蛮善良的。何况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攻克“猜想”，需要很大的毅力。这是主流。面对陈景润，徐迟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连连说：“周明，我爱上他了，爱上他了，可以写他了。”
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报告主编张光年，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仍须向他及时汇报。
于是当晚，我安排妥当徐迟住进中关村的招待所后，即刻返回城里，直奔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颇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用他那诗人般的激情，理论家的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写陈景润！丝毫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靠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他说话的语气是坚定的，有力的，并且充满激情。这就导致了后来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的顺利出世。
《哥德巴赫猜想》，又是张光年的果断决定。前述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也是张光年一锤定音。作为刊物主编，为这两篇在新时期带有突破性的作品问世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拍了板，定了局，这是了不起的！现在看来也许不觉得什么，当时的形势是：“四人帮”虽然倒了，垮了，但“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许多枷锁，还远未彻底打碎、打垮。冲破了一些禁锢，但还有许多障碍。加之还有两个“凡是”在作祟。特别是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没有做出。而这两篇作品恰恰却都是尖锐地触及了“文革”，抨击了“文革”。这个分寸如何把握？若是换一个人，一位无胆无识的主编，大概打死也不肯拍这个板。这在当时不是没有风险呀！
正是由于张光年的魄力与胆识，远见与目光，《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得以问世，得以成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里程碑式的优秀作品。这两篇作品的出现，也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走向开辟了新的道路。当然，它的现实性与深远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是两篇作品的问题。
这点，作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张光年功不可没！.二到了1977年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精神枷锁，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经请示中宣部批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出面，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仍未恢复。张光年同李季、冯牧等同志反复磋商、反复研究如何开好这个会。为此，他们做了精心的策划。鉴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大最重要的一次集会，除了邀请在京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外，还特意邀请了艺术界许多名家。这可好，通知起来就麻烦多了。许多人的住址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变迁很大，东搬西迁，难得找见。还有人从“五七”干校返回后原来的房子被占，临时住在招待所。而张光年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一些老同志找出来，邀请他们到会。
这样，我便和当时编辑部的一批年轻朋友阎纲、刘锡诚、崔道怡、吴泰昌、颜振奋、向前、杨筠等等，各手持一批请柬和名单，走街串巷，去寻找，去邀请。有时为了“追踪”一个人，要钻好多胡同，要跑许多冤枉路。接到请柬的人心情都很激动，表示一定出席。结果到会一百多人！大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握手相庆，互致问候，互道平安。十年了！不曾有过这么一天！今天难得相逢，个个心情舒畅，畅所欲言。
会议地点，在北京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主持：《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
这是历经“文革”十年浩劫后文艺界的首次聚会！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者，几乎个个都是劫后余生！几乎都是江青一伙欲置死地而后快的那份黑名单上的“黑线”人物，只是“四人帮”还没来得及下手便完蛋了。
都来了什么人呢？
那边，你瞧，坐着：叶圣陶、冰心、夏衍、周扬、冯乃超、魏传统、曹靖华、臧克家、曹禺、周立波，姚雪垠、周而复、严文井，冯至、魏巍、吴组缃、李季、蔡仪、林林、冯牧、草明、阮章竞、李何林……这边，坐着：茅盾、赵朴初、王瑶、唐授、骆宾基、徐迟、秦牧、李准、峻青、雷加、吴伯箫、曲波、胡奇、袁鹰、叶君健、朱寨、许觉民、王愿坚、曾克、柯岗、李纳、严辰、张志民、柯岩和丁宁、侯宝林、王匡、王子野……还有其他协会的负责人：蔡若虹、李超、吕骥、张庚、邵宇、孙慎、贾芝、袁文殊、陶钝、盛婕、陆静、罗扬、吴群、陈勃等。
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等都出席了会议。
郭沫若同志由于身体不好，未能出席，他给会议主持者张光年写了一封信，提交了他的书面发言。
会上，大家见面都十分兴奋，都说：我们又会师了！我们又会师了！主持人张光年致开幕词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茅盾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他们连作家协会也不承认，连文联也不承认。他们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话音未落，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作家草明发言说：“今天的会，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是憋了十年的劲儿，虽然自己头发白了，心脏也不那么听话了，还是要干！不仅自己要努力写，还要培养青年人。”诗人李季激动地说：“‘四人帮’剥夺了我们写作的权利，我们都停笔十年了！现在笔又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写出更多更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黄镇部长讲话说：“‘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广大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说成是‘黑线人物’，这完全是捏造、诬蔑，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张光年严正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是强加于文艺界的精神枷锁，今天我们要起来打烂这个枷锁！他自豪而充满自信地说：“‘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但没有打垮！党中央又把我们集合起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对‘四人帮’进行义正词严的声讨和批判。”
许多同志在会上含着义愤的眼泪，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又互相鼓舞了士气。
特地从湖北赶来参加大会的诗人徐迟，从广东赶来的作家秦牧，以及在京老作家夏衍等都在发言中提出希望尽早恢复文联、作协、恢复《文艺报》，恢复我们这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文艺队伍……读者朋友，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地抄录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援引会议众多的发言，叙说召开会议的情况，无非想告诉大家，这样一次在特殊时期、由一家刊物主持召开的特殊会议，开得是何等隆重热烈、圆满而成功！要知道这个会议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指挥者就是张光年，当然还有他的几位得力的战友作辅助。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文艺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将漫漫十年中被“四人帮”打散了的文艺队伍，重新聚集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鼓舞士气，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迈开新的步伐。
难道在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史上，能够忘记曾经为之呐喊、呼号、呕心沥血，付出了百倍辛劳的张光年这个名字？
我想不会。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