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文化报》的寻找与鞭策，他们打听到我曾是《哥德巴赫猜想》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先是在中央电视台做了节目，报社又督促我写出这篇文章。我想这既是追忆一段难忘的岁月，也是表达我和我的朋友们对我们所敬重的徐迟和陈景润两位逝者的思念之心、悼念之情。
组织《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是因为当时我们获悉中央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这将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四个现代化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历史整个被颠倒，举国上下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将被颠倒的历史更正过来，包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是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重大决策。
那么，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为知识分子恢复一点名誉。这是我们当时一些朴素的想法。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对于这两个问题在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就会遭到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在国外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他敬佩中国这位科学家，想见这位科学家。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可谁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上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因为陈景润慑于“文革”对他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将自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偷偷寄到了国外发表，国内是没有人能看到的。况且，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论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呢！可他为攻克一道世界大难题走在了最前面，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商议之后都说，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1962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就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所以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比较“对口”，能写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1977年秋天，这年，诗人已63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说：“试试看”。
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长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而且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因此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写后再决定吧。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我说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他的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他是原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的姐夫。伍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科学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李尚杰对陈景润当然也是备加爱护和支持。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都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了陈景润，一个很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写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噢，徐迟，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他也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诗，很受鼓舞。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接着，他向我们叙述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10来名，其中，亚洲只2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党支部，党支部又呈报科学院党委，结果，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和教育，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说他信里大致有如下3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参加。
回答是何等原则而圆满！难道一个“科学怪人”、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会有如此清醒的政治头脑？会做出如此有原则的表态？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完全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栽赃、诬陷和企图利用他打击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拒绝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多么卑劣的手段！
陈景润依然拒绝了。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荒唐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故事。
听到这些令人心碎的往事后，至少，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他人还是挺善良的。何况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很大的毅力，这是他的主流。
面对陈景润，徐迟激动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好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即刻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经过一番考虑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在明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满满当当地安排了采访日程。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都听，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判断一件事物，客观地分析、看待一个人。他还“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他说虽然读不懂也要略知一二。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就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吗非写陈景润！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
当然，采访中赞成他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去跟他一起进食堂，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楼梯……唯独没有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宿舍。
如果不看着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了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老李说， 他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看看， 只能另想办法， 搞点‘阴谋诡计’”。
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一二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来得及开门，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陈景润发现我们正要堵门时，我和徐迟迅速挤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堆满了书报杂志和落满了灰尘。他不常用桌子，写作论文习惯将床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写。
真可谓艰苦奋斗呐！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思索，经过一番提炼，经过一番总结，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出世。
《人民文学》以醒目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
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又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正在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的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6节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因为当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的愤激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几乎家喻户晓。
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几乎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直至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鼓鼓囊囊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感到不安。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他很善良，这类信，他说他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瞧他想得多细。
同样，由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及各省报纸的转载、电台的广播，扩大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广泛影响，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在出集子时，多数都照着改动了。他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这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
最近我们在记述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传记片中，高兴地看到了小平同志接见陈景润的画面。邓小平同志还充满激情地说：（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对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爱护、赞扬！
这是党对陈景润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流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向着21世纪》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便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他生命止息的前9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