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但却老而弥坚的黄宗英的音容笑貌及匆匆往来的身影活脱脱闪现在我眼前。
屈指算来黄宗英今年已七十有三了。这个岁数说老也不老，说不老也老。可谁能想到，始终关注祖国的现实生活，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前途命运，肩负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黄宗英，却依然故我，像10年、20年前一样，奔波和热情投身于生活的激流，写出一篇又一篇美文华章！
就在1994年的春天黄宗英又以将近70岁的年龄第三次进入西藏，随同著名的“森林情人”——女林学家徐凤翔教授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生态环境。读者一定都还记得黄宗英在1983年发表的那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及两年后据此拍摄的获国际奖的电视片《小木屋》，写的就是女生态学家徐凤翔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故事。从此以后，黄宗英同徐凤翔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知心朋友。
她第一次进藏是在59岁的1982年9月。那次是作为中国作协派出的作家访问团，在西藏境内进行实地采访参观访问，前后一个多月。她是团长，我是秘书长，我们一直在一块。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飞返北京的机票，临行的前一天，她突然告诉我她不走了！退票！我和访问团的同志都十分意外！为办理回程飞机票已经折腾了好多天，麻烦了好多人，这她是清楚的。现在票拿到手了，她却说不走了。她可是访问团团长呢！大伙儿追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急了，才一一道来，说她三年前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林学家的发言，讲述她多年在西藏林区考察和研究的事迹，大大吸引了她。当时她就向这位女林学家表明希望有一天西藏见！恰恰这位女林学家如今在西藏，而且今天她不巧地碰到了，所以她不走了，她决心要跟女林学家进林区去！恰巧也是在头两天，拉萨一位朋友请我们去他家玩，这位朋友算是“老西藏”了，无意中给我们讲到了原始森林区的许多恐怖的故事，诸如毒蜂萤，大狗熊背后扒人伤人……黄宗英也在场，可现在她居然决心要去入“虎口”。因此大伙儿都劝她还是先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去。她一急眼，居然和我“吵”了起来，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连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们……”
这位女科学家坚持每年进藏半年左右，考察西藏原始森林和建立观察站，因为没有经费，所以建不起一座房子，年年都是搭帐篷，工作条件极艰苦，希望有座小木屋。
黄宗英深为同情，一定要跟这位科学家进林区去，实地采访她的工作及看看她的工作环境。因此她坚定不移，我们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离开拉萨了，她也早早起来为大家送行。临上飞机前她突然塞给我好多封信，说：“你帮我带到北京付邮，路上不许看！”她的神态有点神秘，引起我的好奇。到了成都我们几个“顽皮”的人憋不住了，便偷偷打开其中几封瞭了几眼。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原来她深知林区的危险性，准备万一发生意外，对组织上和亲友们有些公事私事的交代。
这次她跟踪徐凤翔深入到林区采访几个月，感受颇深，当年年底，在西藏波密写出了《小木屋》的草稿，次年三月在上海改定稿《小木屋》发表后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她在林芝、波密林区采访时，由于地域偏僻，交通、通讯均不方便，好久没有她的讯息，我和朋友们都很着急，便试着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去询问情况。结果对方邮局将我的电文译错了几个字，闹出了一场吓人的笑话。我的电文是：.宗英你现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对方却阴错阳差地译为：.宗英你死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一字之差，竟性质变了。黄宗英说她当时收到电报也大吃一惊：骂我怎么诅咒她呢。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再说黄宗英第三次入藏吧。
进藏前，她在散文《山一程水一程》中写道：“难道我是酷爱旅行涉险的人吗？不是的呀！难道我还拥有权力把允诺撒向满世界吗？不行的呀！眼前只有古稀老人城陌生的城门向我通畅地敞开着……”
进藏前，她给徐凤翔教授写信说：“我的朋友几乎都反对我再入藏，倒是冯（亦代）老从头到现在一直支持我……”
因此，临行前，黄宗英对丈夫冯亦代说：“二哥，上路的那个早上，咱们给阿丹（黄宗英的前夫）和安娜（冯老的前妻）各上一炷香吧！”冯亦代沉稳地说：“我早准备好了。你这趟出门，千万时时刻刻记住自己已是70岁的老人了……”
可黄宗英耳畔却总有着小木屋召唤的声音。“我日夜都想伴着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女）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天险进行考察”。她渴望将八九年前开始的《小木屋》电视片续写下去。正是：一息尚存，不落征帆——像徐凤翔实践着的誓言。
“不落征帆”——她很喜欢这句话，并身体力行。
青藏高原是地球三大极地之一。西藏是中国的第二大林区。徐凤翔历经15年的考察，三进无路可通的墨脱（地名），濒死复生，取得了藏东南一带大量的科学数据和成果：只差拿下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地区这一片神秘土地的生态概貌就算揭示出眉目了。17年来，我国著名的高原植物生态研究专家徐凤翔教授踏遍了西藏的高山大川、深林密谷，她和有关部门积极筹建了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对西藏高原生态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和研究，为西藏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科学依据。从1994年开始，她又率考察队赴世界天险——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地区进行该地区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这是极富重要意义的研究，也是极其艰苦和带有一定危险性的考察。
如今，徐凤翔教授也已63岁，若是今番她不能去拿，尚待何时？！那么，这一生态史之空白留待何年何月又谁人呢？
于是黄宗英才有了这第三次决心入藏的行动。这次入藏除了徐凤翔，还增加了一个新旅伴——同她忘年交的《北京日报》才女记者初小玲。用宗英小弟黄宗汉的话说：三位女性各有各的美丽，而她们之间的感情则是由徐凤翔赴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紧紧扭结在一起。
虽然这次去西藏一到林芝就因高原反应她病了一场，受了点罪。恢复后又走进考察队生活、工作。5月31日（1994年）从西藏飞返北京后便被直接送进友谊医院治疗休养，近半年时光，病魔缠身，不得安宁。好恼人。于是便有朋友谴责冯亦代：“你怎么不管住小妹，还让她往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冯老以宽厚和理解的态度说：“那是她的事业，我只能支持，不能拖后腿，病了我服侍她。”
还有朋友责备黄宗英“忘了自己什么年纪还往西藏跑，上什么5300公尺！！”
“不照镜子我想不起自己的年龄。”宗英回答说：“反正，我不后悔。”
她说，她对已经做了的任何事情，向来999%不后悔，并不完全因为悔也来不及了。
去年冬天，有一次电话中传来她咯咯的笑声，我问有什么喜事？她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在上大学。”我奇怪她上的什么大学，干嘛呀？她说：“念的是北京中医药学院。正儿八经地跟学生一道听课、做实验，去野外实习……学了不少医药知识哩。”听得出她对于这门学问很感兴趣，也很兴奋。她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呐。
今年春天冯亦代老人突然病了，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宗英便也搬进医院陪住。我去看望冯老时，只见病房里堆满了他们随时翻阅的书报和刊物，两人还随时不断交流、探讨创作问题呢。生活得很融洽，很惬意。恰好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要成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我谈起此事，并请她题词。宗英认为此乃善举，应予支持。于是她欣然命笔：美好的心灵乃健康之本。
这之前黄宗英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赶写出一篇“文革”回忆录：《但愿长睡不愿醒》。她客气地要我和舒乙同志看看，提提意见。那是一段荒唐的岁月，那是一段辛酸史，有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黄宗英从自身在“文革”中的遭遇，写到当时身处逆境的那种悲哀与无奈，指出“永远不再看到也不愿身处那样一种无休止疯狂大消耗的境界”，“但愿长睡不愿醒”。
现在冯亦代先生已经出院回家休养。宗英一边照料冯老，一边仍写着自己计划中的文章。她善于思考，勤于写作。虽是古稀之年，精神依然蓬勃，笔耕不辍。时有新作、精彩之作问世。一有机会，常常还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她曾写过一首诗《蘸着生命的水泉》：“我写作，水泉的源头在哪里？我只知道，哪里有水，哪里的人民才得活；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流水唱歌。”
她坚定地认为：只有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她遵循的是什么呢？依旧是她很喜欢的徐凤翔自律的那两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我印象中仿佛几年前她就喜欢说这两句话，写这两句话。果然我找到了1996年2月9日在一次环境文学研究会聚会时她写的一张纸上，重复写了两次的这两句话。我要说：黄宗英，不落的征帆！
1998年炎夏8月，京郊香山.
插柳不叫春知道
每逢国家发生大事件，社会出现惊喜事件，在文学界，最先感受的，常常是报告文学作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报告文学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呼吸，创作了一系列令人感动和振奋的作品，可谓异军突起，蔚为壮观。
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家之中，黄宗英是别有特色的一员。因此，国庆期间，我想到她。她因身体欠佳，一直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不知最近情况怎样，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黄宗英在那一端哈哈大笑说：“哎哟，真是有缘。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说：“你身体情况如何？能出院吗？”“还不能。最近可能还要做个小手术呢。”说：“我找你是因为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却想不起那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六十年代初，于伶的电影《七月流火》中的张瑞芳扮演过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你能帮我查查吗？”我感慨地叹息说：“你又写文章了，医院不是让你安心治病嘛？”她说：“不写怎么行？有些人和事忘记不了呐！时间愈久愈觉的要写出来。”我当然理解她的心情，但还是劝她以静养为主。经查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华素英，我告诉了她。
这时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她为我题写的她喜欢的一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其实，这正是今日已八十六岁高龄的作家黄宗英最好的写照。
去年春节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过她。当时因为有人撰写她的评传，她对某些往事包括有些作品发表的情况记不清了，要我帮助回忆。我去了，我们在她那洒满阳光的东楼十七楼的病房里促膝而谈，愉快地交谈了一个上午。她精神状态很好！那时她给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新民晚报》已经写了二、三十篇回忆性的散文。她为一个年轻人写修建川藏路纪实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发表后，有位老朋友看了文章后，夸她说：“不像八十多岁人写的，倒像个年轻人的手笔，还是那么乐哈哈，那么富有朝气！”
在住院期间，她除了还不断地撰写短小精悍的散文、随笔外，依然始终关心着文坛。我注意到在她病床前的阳台上，堆满了一大摞书籍和报纸。其中有的是友人的赠书，有的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她或坐或躺浏览着这些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感到是极愉悦的事。翻阅这些书，也常常激发起她许多回忆和创作的激情。
当时，我们对坐在暖意融融的窗前，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所出现的那个文学的春天。在那明媚的春天里，报告文学是一朵最为艳丽夺目的鲜花，也是作为激励人、催人奋进的号角。当时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徐迟、刘宾雁、黄宗英、柯岩、张锲、理由、陈祖芬、程树榛、鲁光、杨匡满等等，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报告文学作家群。许多传之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均出自这些作家生花之笔。黄宗英则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她以博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和《小木屋》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连冠。那实在来之不易。然而对于获奖她却淡然地说：“得奖只是说明昨天。明天的路还漫长呢！”
粉碎“四人帮”后，黄宗英首先发表的名篇是散文《星》。完稿于一九七八年。当时，中央号召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被颠倒的历史还原过来。因此，一大批在“文革”中的冤案、假案、错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电影界也宣布了一批平反的名单。但见名单中却没有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黄宗英询问赵丹这是怎么回事？阿丹也无从回答。由此她回想起许多记忆中上官云珠的为人处世，上官云珠的好。于是，赵丹鼓励她写出来。为了悼念屈死的亡友，她含泪迅笔书成。当时，她和赵丹住在北京东四的华侨大厦。我去看望他们时，赵丹告诉我说：“宗英最近哭出来一篇文章，是控诉‘四人帮’，不知你们《人民文学》好不好发表？”我当即读了稿子，很为感动，心情很不平静，便立刻带回编辑部。当编辑部决定发表时，为了慎重起见：黄宗英又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分送白杨、张瑞芳、王丹凤等同时代的电影名家，请她们提意见。之后，她又认真做了修改。《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响强烈。
黄宗英在《星》中，深情地写到：“云珠，云珠啊，这个名字你伤心地拾来，而今你欣慰地长留着吧。云珠之明珠——星儿呦，你闪光吧……人们对每一个被‘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战友、兄弟姐妹，无限同情、尊重、怀念……在洁白的银幕上。在排练场上，我们总会想到你。谈起你我们总是觉得你也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的。”
是啊，当你读着《星》会感到宛若在倾听一位知心朋友娓娓动情地向你讲述一个电影演员的坎坷经历及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它委婉而犀利，隽永而深刻。可以说，作者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和泪而写，读者是含着热泪捧读。
黄宗英写于1978年6月的《美丽的眼睛》，是记述一位在上海炼油厂参加化学分析实验的兰州大学化学系女进修生杨光明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100％，三度烧伤94％）并几次报病危而与疾病顽强斗争的感人事迹。在这里，作者却只选取杨光明的眼睛—— 一双被黄宗英发现了的美丽的眼睛为主线，贯彻始终，通篇文章信笔驰骋，收纵自如，有力地向读者展示了人物内在的心灵美与医护人员的高尚医德。一位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听到杨光明事迹后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惊讶地说，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活了？什么力量还能使她活下去？……”黄宗英在采访过程中深受感动，也深有体会，她认为：“从有生命的事物中发现美，是作家的职责。”
此后的岁月里，黄宗英果然同样用她的一双敏锐而美丽的眼睛发现和讴歌了生活中无数可歌可泣的祖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和开拓者。她履行着一个当代作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