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收拾家中的杂物，无意间翻出了离开纽约时带回的黄色文件夹。
岁月留痕，文件夹的表面早已斑驳、毛糙，唯有藏在塑料薄膜里的名片崭新依旧，清晰地写着：Morgan Stanley，Zimo Zeng。
抖落浮土，一页一页翻开，有我熟悉的Excel表格，记录着我在M＆A的两年里参与过的所有项目。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买方项目、杠杆收购或者复杂的重组。
文件夹中，还有每年年终时我写的自我评语。优点，缺点，一一罗列。analytical skills（分析技能），attention to details（细节关注）……多年未曾提及的这许多英文单词，重温它们，遥远却不陌生，就像见到老朋友，反而是说不出的亲切和感慨。
我还看到了公司的年终鉴定。“An allaround exceptional analyst，both in her class and over a longer time horizon……As Zimo goes to Hong Kong，she leaves behind a very appreciative，and a very grateful，North American M＆A Department……”（在同届和更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全面、出类拔萃的分析员……子墨去香港后，留下的是一个很欣赏并感激她的北美并购部……）时隔多年，久违的赞美依旧让我心动，毕竟，那是年轻好胜的我曾经努力曾经投入的最好证明。
当然，还有那几份旧日的《华尔街日报》。已经泛黄的报纸上，黑色铅字讲述的新闻是我有幸参与并成功完成的并购交易。两年，6个项目，总价值超过700亿美元。
8年了，我迁到香港，又搬回北京，文件夹随我绕过了半个地球。我未曾想象，这生命中早已翻过的一页，竟然还能够在我心中激荡起阵阵的涟漪。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上班第一天，来自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多伦多等各个分公司的100多名96级分析员集中在总部最大的会议室里合影留念。照片里的我藏在人群中，淡定地望着镜头，浅浅地微笑。旁人看了，不知是否猜得出，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憧憬是在期待，因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新生活首先迎来的是培训。
我们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历史到化学，从文学到数学，除了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即便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对金融财务也知之甚少。所以，两周时间，从早到晚，资深的经理和分析员们轮番上阵，从最基本的财务报表开始，不停地向我们灌输如何建立财务模型，又如何进行估值分析。
日后，项目做得多了，自然明白了培训期间学到的不过是入门的皮毛，学校里的经济学知识更是派不上用场，就像同事们常说的，learn on the job（边做边学），真正的技能只有一边做才能一边学。
除了灌输专业知识，作为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吃喝玩乐也是培训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同一届的分析员只有彼此相识熟悉，将来在不同部门工作时，才能相互配合关照。
然而，在原本该是增进感情的一次晚餐中，我却差一点儿和新同事反目成仇。
培训那阵子，正值亚特兰大奥运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天晚上，在公司附近一个热闹的意大利餐馆，M＆A的二年级分析员宴请我们这十几个新面孔。电视上，照例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比赛画面，饭桌旁，谁破了纪录，谁得了冠军，谁又在金牌榜上名列榜首，也照旧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谈论主题。
意大利面中，Linguini with Mussels and Clams in White Wine Sauce（青口蛤蛎意大利面配白葡萄酒汁）一直是我的最爱。那天，色香味俱全的Linguini更是诱发了我无限的食欲。我正低着头，准备大吃特吃时，突然听到有人在议论：“中国人这次怎么回事啊？”
身处异国，听到中国、中国人，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敏感，那大概就是游子割不断的恋家情怀。但这次，在“中国人”这个词的背后，我却分明听出了不那么和气、不那么友善的味道。
我抬起头，看了看说话的人，知道他和我同级，毕业于哈佛，是加拿大人。
迎着我的目光，他肆无忌惮地继续问：“子墨，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她们表现不好！”我表面轻描淡写，其实是故作镇定。
“何止是表现不好，她们服用兴奋剂！”加拿大人义愤填膺，火药味十足。
“中国队已经接受处罚了！还要怎么样？”我的语气继续平缓，音调继续低沉，刀叉继续摆弄着意大利面，回答却针锋相对。
“你不觉得中国人服用兴奋剂很不光彩，是奥运会的耻辱吗？”或许是受到了我平静表情的刺激，他的脸色转成绛红，有点儿恼羞成怒。
“难道你觉得加拿大人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破百米纪录就很光彩、就是奥运会的光荣吗？”我笑吟吟地反唇相讥，故意把加拿大人这个词咬得很重很重。
“……”停顿了几秒，他缓缓地垂下头，像极了瞬间熄灭的火焰。
加拿大人终于无话可说了，我也终于松了口气，一度因为我们的唇枪舌剑而凝重的气氛又重新活跃起来。
天知道，那一刻我是多么庆幸自己具备足够的体育常识！
从小到大，我没和外人吵过架，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便使用的不是母语，我仍然自信那一架吵得很体面，也很漂亮，因为，我兵不血刃地给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1997年夏天，我回到北京休假。和家人谈起兴奋剂的话题，我竟然无意识地和加拿大人站在同样的立场，恨铁不成钢地批判中国的某些游泳运动员玷污了奥运精神，违背了体育原则。当家人不满地指责我上纲上线时，我才突然明白：亲人再不好，自己可以说，别人就不能说；同样的，中国人再不好，自己人可以说，外国人就不能说。
那天，我可怜的加拿大新同事大概怎么也无法预料，他竟激发了我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而我，尽管心情错综复杂，脸上却挂着一丝胜利者才有的骄傲微笑，变得情绪高涨，胃口奇佳，不仅将整整一盘意大利面吃得干干净净，还将一份Tiramisu（提拉米苏）全部搞定。
正式开始工作后没多久，那位加拿大同事就因为不适应投资银行的工作环境，回哈佛去念生物博士了。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他没能看到我后来的工作表现，否则，不就让他对中国人更加刮目相看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