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之前，很多同行都劝我放弃，他们说，张海说话不坦诚，这次采访，你会很坦诚吗？”
这是2005年1月，我在广州采访张海时的第一个问题。为了不让谈话陷入僵局，问题虽然照问，我脸上却带着明显的微笑。
张海很镇定。他说：“每次采访我都很坦诚。”
我又问：“我们怎么相信你的话足够坦诚呢？”
张海还是彬彬有礼，说：“今天的采访，记录的会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无论是张海故作姿态，还是他演技高超，在彼此的暗地较量中，采访毕竟顺利地开局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因为，两年了，对张海，我始终有着隐隐的心理障碍。
2003年2月，我刚开始做《财经点对点》。张海是我的第四个采访对象。
见到张海，是在他下榻的酒店--北京长城饭店的一个大套间里。入主健力宝一年了，他一直忙着为“第五季”饮料打开市场。那次到北京，好像也是为了做宣传。
张海房间里面的人很多，地上也堆满了健力宝的饮料。摄像忙着布置场景时，张海的几位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张老师还在忙，一会儿就过来。
印象中，张海不过只有28岁，眼前的这些副总、主管们多是中年人，怎么会毕恭毕敬地称张海为老师呢？“坊间关于他密宗大师身份的传言，也许真有几分道理。”等待张海出现的时候，我默默地想。
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中，张海终于气派地出场了。若非事先知道他的年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个身材略微发福，眉宇间散发着老到，面容颇有几分佛相的“张老师”，比我自己还要年轻几岁。
访谈从健力宝的收购开始，几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张海笑眯眯的，我也自我感觉良好。半小时后，我按照事先对节目内容的设想，问起了关于他的那些神秘传言。这时的张海，目光开始有些躲闪了，对于当初是怎么发家的，无论我怎样追问，他都一直含糊其词，说18岁没有上完大学，他就到香港发展了。
那时候做采访，我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强烈欲望。为什么他要极力回避18岁以前的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答案：“《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你曾经是密宗大师，这个报道准确吗？”
张海的表情有一秒钟的停顿，之后便开始环顾左右而言他。我明显感觉到，他脸上那种张海式的特有笑容变得僵硬了。
此后，我连续追问了3个问题，张海都哼哼哈哈，闪烁其辞，样子很像笑面虎。
我还是不甘心，干脆单刀直入：“那为什么大家都称你为老师，而不是张总呢？”
张海“呼啦”一下站了起来，依然面带笑容，却失去了耐心和风度：“不要再拍了！这个采访没办法继续了！”他边说边摘话筒，毫不客气地转身要走。
那时的我还刚开始做访谈类的节目。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场面居然会发生。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脑子里“嗡”的一下，顿时乱了方寸。当时的节目编导更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姑娘。她和两位摄像一起，沉默地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房间里的空气好像快要凝固了。我只能满脸堆笑，极力劝张海留下，说我们继续谈谈健力宝在未来的发展吧！
张海还是不肯坐下，站在摄像机旁和我讨价还价：“刚才那段谈话必须全部抹掉，咱们才能继续！”
我脸上堆满了更多的笑容，嘴上应着张海，眼睛却在瞟两位摄像。其实，他们都是老摄像了，电视经验远比我要丰富。两人冲我微微一点头，摄像机发出了“刷刷”的倒带子的运转声。我心里明白，带子是在空转，但是，万一气头上的张海要亲自看带子呢？
正当我飞速转动脑筋，盘算着该如何应对那更尴尬的场面时，张海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恢复了惯有的和颜悦色，说：“咱们重新开始吧！”
然而，此时的我却被笼罩在了一种被他打败的情绪中，大脑一片混沌，完全乱了阵脚。从容的心境不在了，交锋的状态不在了，连问题的方向也把持不好了。我觉得自己是被对方的气势彻底压住了。
一个半小时后，我灰溜溜地走出长城饭店，突然想起，关于健力宝前总经理李经纬被双规的问题，我还没问张海呢！顿时，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和沮丧：我怎么就那么没用呢？
那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感。回家的路上，我给刘春打电话，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埋怨自己。听完大致的采访内容，刘春劝我：“不就是没谈到李经纬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其他段落回合感不是挺强吗？节目不会差到哪里去。以后有经验了，就知道敏感问题不要那么早提出来！”
难怪刘春被老板封为“牧师”。我渐渐冷静了，开始反思自己太缺乏技巧。采访的逻辑顺序未见得要和节目的前后思路保持一致，我确实应该把敏感的问题藏到后面。对张海的采访，原本就是两人斗智斗勇，刺刀见红虽然图了一时痛快，却远不如张弛有序的问答效果更好。如何尖锐地质疑，同时又保证采访的顺利，这确实是一门要慢慢体会的学问。
时隔两年，恰逢《社会能见度》开播。作为健力宝股权纠纷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张海又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哪里摔倒的，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再见张海，我希望采访能够圆满而精彩。大概还记得当初的挫败，临行前，刘春特意为我打气，说别怕张海急，他要真是掉头就走，咱们就跟拍整个过程。
但是，两年前的阴影似乎还是挥之不去，这毕竟是浑身带刺、老到世故、并且让我记忆如此深刻的张海，我该怎么开场呢？
飞往广州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一条短信，落款写着：“吴征（不是杨澜家那位）”。
如今，这个文质彬彬，颇有才气，自称不是杨澜家的吴征已经在凤凰北京任总编室主任，但当时，他还只是在业余时间给《社会能见度》帮忙出主意。
看到短信，我连忙回复表达谢意。正是这条短信，向我建议了开场那个关于坦诚的问题。它让我对张海的再度采访，有了一个至少让我自己还算满意的开始。
在广州再见张海，感觉他成熟了，沉稳了，度量也大了。两年的历练，让他的言谈举止少了很多的年轻气盛。他还是在微笑，保持着这两年面对媒体的一贯表情。他也还是很会说话，很会兜圈子，不断为自己打着圆场。
自始至终，我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在谈到不同话题时，张海的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一语带过。尽管很不情愿，此时的张海却不得不耐着性子，很配合摄像机地去面对他曾经的气功大师身份。
我问张海，为什么不再回避这个话题，前后变化如此之大。他还是很有风度地笑，说他喜欢《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当年我的身份是财经记者，而今天是做《社会能见度》，所以，他可以多谈一些了。
其实，张海并不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位商人或企业家有着说不清、也不愿说清的过去。在被冠上光环之前，他们是谁？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甚至连他们姓甚名谁，都在被极力掩藏或者重新包装。神秘，这是那一代成功商人的共性吗？
节目播出后不久，一天中午，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潘力潘老师突然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吗？你采访的那个张海被拘留了！”
看到我满脸狐疑，潘老师接着说：“都在新浪首页上了，肯定没错！你采访的人怎么又进去了一个，以后怕没人敢接受你采访了吧！”
潘老师这句半是玩笑半认真的话，让我想了很久。的确，从杨斌、张海到后来的顾雏军，他们都是曾经的风云人物，因而成为我采访的对象，他们也都触犯过法律，因而走进了高墙。无论是在过去更为单纯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像西方那样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里，我都很难想象，会有张海们的出现。
我想，如实地记录他们，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剪影，这大概就是我做节目的初衷和动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