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张燧在《千百年眼》一书中这样评价商鞅：“（商）鞅一切不顾，直是有豪杰雄胆。”
这句话非常中肯，这说明，张燧是懂得商鞅的。
商鞅原本赤手空拳，而他需要面对的却是群狼，他的机会，只能是成为拼命三郎那样的人。
然而，猛打猛杀不是造成商鞅之悲剧的根源所在，悲剧的总根源在于商鞅打杀了群狼背后的那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记在心里，在任何国家中企图推行一种新秩序，那是最难于着手，最险于进行，或者是最少成功把握的。因为一切从旧秩序中获得利益的人们都做了那个改革家的敌人，而一切有希望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却都只是些不甚热心的保卫者。这种淡漠心情之所以会产生，一部分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受既存法律之惠的人，一部分则由于人类不肯轻信的天性－－人们对于任何新事物都不会认真相信的，除非它已为实际经验所证明了。因此，每当机会来到，可以向一个改革家攻击之时，这些反对者们总是以偏激的热情向他进攻，而另一些人却只是没精打彩地给他以保卫，处在这二者之间，他是冒着大险的（《君王论》）。
商鞅是冒了大险了，踩着地雷阵了，并且被炸得粉身碎骨。问题是，这事总得有人去做，正如碉堡总得有人去炸一样。不是董存瑞就是刘存瑞，事实是，商存瑞炸了这个无比巨大的碉堡，为后继部队开避了一条坦途。
商鞅不是那个端着长戟、与风车奋力撕杀的可怜虫，商鞅奋力撕杀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商鞅以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无畏勇气，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生生开避出一条通向未来之路。
商鞅初见秦孝公，端出三套方案，一是帝道（三皇五帝之道），二是王道（夏商周三代之道），三是霸道（春秋五霸之道）。秦孝公最终选择了做环球霸主。
太史公这样评价商鞅：商君以帝王之术游说秦孝公，这是商君的信口胡言，其实他并不想这么干。
我认为，这话值得讨论。
学逻辑出身的商鞅当然非常清楚，战国之世，是靠拳头逻辑发言的时代，舌头逻辑明显处于弱势。试想，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当山东二十一诸侯国联合打压秦国的时候，当魏、楚修长城，阻断交通的时候，秦孝公站在城楼上，振臂一呼：寡人有德，你们退吧。
如果真能这样，我敢肯定，不是历史疯了，就是我疯了。
毕竟不是禹站在台阶上跳舞，少数民族三苗就乖乖放下武器的时代。
商鞅选择霸道，我认为是诸子百家在苦苦思索中国之出路时，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无数的高知人群在这条道路上奋力拼杀过，努力过，象西河群体，象吴起，象邹忌，象申不害，之后的历史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毫无疑问，商鞅拼杀得最为彻底，一切不顾。
基于此而言，商鞅之死，死得其所，正如百战将军死在战场上一样，荣光是属于他的。因为商鞅的死，不是逆历史潮流，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甘当就戮的谭嗣同刑前提绝命诗于壁，其中有这样两句：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选择亡命天涯的梁启超看到这句诗，将它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的意思是，不管是选择去死（去），还是选择逃亡（留），此心苍天可鉴，同样是伟大的。梁启超在自辨。
我借梁启超这句话来形容商鞅的“去留”，其心同样是苍天可鉴，肝胆皆昆仑。
商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虎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