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当中面临许多抉择的十字路口：就业还是继续求学？先成家还是先立业？是忍辱负重还是另攀高枝？诸如此类的选择题会不断地困扰我们，这其中也许没有惟一的答案，但有一个信条你不能忽略：你只有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能赢得最佳的机会。
1.至少要有七成胜算才可计划行事
《孙子兵法》中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由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算”是指“胜算”，也就是制胜的把握。胜算较大的一方多半会获胜，而胜算较小的一方则难免见负。又何况是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不可能获胜了。
战术要依情势的变化而定，整个战争的大局，必须要有事先充分的计划，战前的胜算多，才会获胜，胜算小则不易胜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胜算就与敌人作战，那简直是失策。因此，若居于劣势，则不妨先行撤退，等到有可乘之机时再做打算。无视对手的实力，强行进攻，无异于自取灭亡。
《孙子兵法》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凡事不要太过乐观，一旦大意轻敌，将陷入无法收拾的可悲境地。这个道理在中外历史上屡屡应验，把握机会也是如此。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偷袭珍珠港，美军毫无防备，结果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当时胜算可谓极小，却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了。日本人自古以来便以此种冒险式的“玉碎战法”而自我炫耀。
这种倾向在其现代企业经营策略之中亦极明显。的确，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积极果敢的经营形态是造就经济繁荣的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做法虽然适用于基础的建立，却难以持续发展下去，没有把握的战争不可能一直侥幸获胜，终究会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当我们要开创事业，或者拓展业务时，最好还是有制胜的把握再动手。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资格被尊为“名将”的人，都有个大原则，即不勉强应战，或者发动毫无胜算的战争。如三国时的曹操便是一例。他的作战方式被誉为“军无幸胜”。所谓的幸胜便是侥幸获胜，即依赖敌人的疏忽而获胜。实际上，曹操的制胜手段确实掌握相当的胜算，依照作战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稳稳当当地获取胜利。
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世界历史上的恺撒大帝等人，均是善于运筹帷幄，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虽说把握胜算，然而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以不可能有完全的胜算。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因素，诸如情感因素在内，无法确实地掌握。不过，至少要有七成以上的胜算，才可进行计划。
而要做到有把握，就必须知彼知己。孙子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句话虽然很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却颇难。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均应以此话来时时提醒自己，无论做何种事均应做好事前的调查工作，确实客观地认清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获胜。
人生有时候还是需要运用“不败”的战术来稳固现况。就像打球一样，即使我方遥遥领先，仍需奋力前进，掌握得分的机会。荀子说：“无急胜而忘败。”即在胜利的时候，别忘了失败的滋味。有的人在胜利的情况下得意忘形，麻痹大意，结果铸成意想不到的过错。需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预先设想万一失败的情况，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拿企业经营来讲，一个企业在从事经营时，必须事先设想做最坏的打算，拟好对策，务必使损失减至最低限度。如此一来，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致命的伤害，这一点至关重要。就个人来讲，如果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情绪上就会放松，遇到问题也会从容不迫地解决。
2.见机而动，是立功成名的诀窍
“布衣三尺取天下”的刘邦，可谓是善于见机而动的有为之人。他本是秦朝的一个小官，但当他看到秦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后，便带领一批人跑到大山中，密谋起事。后来，他的那支起义部队成为一支劲旅，最后从项羽手中夺得天下，建立了刘汉王朝。
具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善于见机而动。在取得天下之前，他不像刘邦只是一介布衣，而是出身贵族官僚家庭，父亲李渊为隋朝命官，统率太原数万军队。但他看到隋朝强弩之末的形势后，立即劝说父亲举起反隋大旗，最后建立了李唐王朝。
见机而动，关键是要善于看准机会。而这需要敏锐的眼光，并在有七分把握的条件下当机立断，勇于实践，否则，时机稍纵即逝，永远抓不住机会，也永远得不到成就事业的甜美果实。
机会难得，而如果有了机会，你又不能抓住，迟迟难以下决断，就不能成功。“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这句话在许多人竞争同一目标的情况下往往很正确。
怎样才能迅速地审时度势呢？调动你所有的器官，去观察，去感觉，去倾听，如果有必要，去嗅，去尝。当遇到蕴含赢利可能性的情况时，要全神贯注，忘掉一切，即使鲁莽点儿也无妨。尽快收集各有关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快速做出决断，从而在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
当机立断、随机应变，是指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做出恰当得体、有理有节的反应，进而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随机应变，关键是要会“变”。历史上有不少随机应变的事例。春秋时期，有一次秦兵企图偷袭郑国，大军已开到离郑国不远的地区，而郑国还蒙在鼓里。这时，郑国一个名叫弦高的牛贩子得知这个消息后，急中生智。他一面派人星夜赶到郑国国君那里报信，一面假扮成郑国的使臣，挑选几十头肥牛，乘着一辆车，迎着秦兵而去。与秦兵将领相遇后，弦高便自称是受郑国国君之命，备了点薄礼来慰劳秦军，并称国君正厉兵秣马，训练军队。秦军将领一听，大吃一惊，以为郑国早有了准备，便改变计划班师回朝了。
社会竞争活动，经常面临变幻不定的客观现实，在迅速变化的形势面前，以不变应万变，循规蹈矩，是不会成为成功的竞争者的。
3.困难面前的决断体现把握机会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拿破仑，困难对于拿破仑来说，那是家常便饭。
1812年的10月，对着空空的莫斯科城，拿破仑面临着一大堆的困难，食物短缺，看到的是走在莫斯科大街上衣不蔽体的法国士兵。寒冷的俄国，已不再适合他们呆了。拿破仑下令撤离莫斯科。
当时，大雪纷飞，气温奇低。法国士兵有的被严寒冻死了，有的开了小差，士气比气温更低。在漫长的雪道上行走，还时不时遭到俄国人的伏击。
俄国人三番五次地重点进攻拿破仑的骑兵，摧毁他的炮兵。拿破仑召开了高层军事会议，将军们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他听完将军们介绍的各种困难后，一点儿也不着急，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认为这算困难吗？这叫做什么危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会解决的，我就是一个从困境中长大的人，逆境教会了我如何解决困境。”
皇帝的镇定鼓舞着将军们。面对着军营外的冰天雪地，他们似乎感到拿破仑的坚强和勇气。于是他们进行安抚士兵的工作。
皇帝的信心同时也鼓舞着士兵们，队伍继续撤退，拿破仑被迫丢掉了许多辎重。而且他的炮兵、骑兵一点点地被俄国人吃掉，军队已经显得凌乱不堪。这简直就是一场痛苦的撤退，士兵们的士气又在一步步降低。
对于拿破仑来说，他本人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充满信心，那就能成功。也许，这是他进行战争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痛苦。
撤离的痛苦没有击倒拿破仑，然而更有雪上加霜的危难考验着他。
当通讯员将一纸消息递给拿破仑后，拿破仑不声不响地看着，上面写着的是镇守巴黎的将军弗兰斯起兵发动政变，占据了巴黎，并宣布废除拿破仑的皇帝头衔。
这一消息使军队发生了震动，但拿破仑凭着他的威信很快地将这个震动平息。他是一个骑着战马驰骋在战场上勇于斗争的皇帝，他果断地下了命令。一方面他命令将军们安抚士兵，一方面他和克兰储将军带领一些随从从雪道返回巴黎。
在白茫茫的辽阔的草原上，拿破仑和克兰储将军立在雪橇上，雪橇在草野上飞驰，像一只飞翔的俄罗斯的大鹰。而他——拿破仑，有如太阳般的伟人，朝着他的法兰西驰去，他神情肃穆地和克兰储谈着话。
克兰储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并不断提出善意的批评。他被拿破仑的真诚、开诚布公所感动。他感觉到他们不是去阻止一场政变，而是去进行一场小小的游戏。
穿着皮毛大衣，蜷缩着冻僵的身子的拿破仑听着克兰储善意的反对意见，就想去揪克兰储的耳朵，但他那厚厚的皮帽，使他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拿破仑便笑了，说：
“你这个家伙，现在看问题还像个小孩子。”
“我们到巴黎只不过是去平息一场小小的误会罢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受了拿破仑的鼓舞，克兰储和随从们都感觉到沐浴在春风里。他站在雪橇上，似乎在自言自语：“我现在渴望和平，能有个和平的世界，那该多好啊！”
到达华沙后，拿破仑并没有急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很想去瓦特维士城看望玛莉·瓦赖福士。但克兰储极力提出说时间宝贵，而且他也得知伯爵夫人已去了巴黎。
于是，拿破仑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一辆四轮马车，便把雪橇扔掉，马不停蹄地向巴黎赶去。
到了巴黎后，他没有公开露面，而是先到皇后的卧室里。玛莉第一眼看到他时十分吃惊。他得意地说：“我回来了，我是来拿回我的皇位的。”
玛莉在他怀里哭开了，说：“皇帝，你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拿破仑略作休息后，便和克兰储溜进了军队，接见了另外两名将军，当士兵们听说皇帝回来了，于是整个军营便开始沸腾起来。
士兵们便开始互相议论：“皇帝回来了！”“皇帝回来了！”
拿破仑发表了即兴演讲，鼓舞士兵们和他一道解除政变。这场政变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小小的一场误会罢了。拿破仑重新获得皇帝的称号，重新占据了巴黎。
对于一个成功的经营者来说，并没有顺利的坦途，或多或少要遇到困难，有的则困难重重。怎样面对困难、处理困难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视困难、正视困难，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那便能获得好的转机，得到新的机会，从而冲出一番新天地。对领导人如是，对普通人亦如是。
4.勇于决断方能抓住机会
人的一生走到什么地步，都是自己遇事决断抓得住机会的结果。实际上，“决断”并不是件高不可测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着决断——今天去办什么事？哪个先哪个后？甚至朋友交往、家居生活等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决断。这些小事的决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在人生可能出现转机的重要关头，决断力对一个人一生的成就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有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果喜的处世成功经历，我们应该能体会到决断与处世的因果关系。
在江西余江县的县城里，张家是个穷户头，出生在这个穷家里的张果喜虽然自幼便聪明好学，父亲却没让他多读书，一则家里没钱过日子，养不活一个食量很大的少年人，再则那时时兴“读书无用”的口号，读了也白读。
于是，在十三四岁时，才读了一年初中的张果喜便让父亲送进了余江农具修造厂去当学徒，学做木匠，挣自己的那份工资。
张果喜也不违抗父亲的指令，去做木匠，也就很认真地学起来。他的头脑灵活，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点就通，三年学徒下来，做出的活比师傅还好一截，于是小小年纪就成了二级细木工，成了他们那个七十多人的大车间里的主要生产骨干。因为别人的活干得不如他强，还有，他虽然年纪小，却不知为何很得众人的喜欢，车间的一些事有时主任拿不定主意，还向他讨教呢。
结果这年就出了一桩在那个修造厂来说算得上奇怪的事情。这个木工车间的老主任突然得急病死了，要替补一个新的车间主任，厂长一了解，再一征询工人意见，竟做出了让张果喜这个年仅17岁的少年人来当车间主任的决定！
张果喜当了车间主任，倒也有板有眼，像模像样，该做什么活，谁合适做，他都很清楚，布置得严密无误。那两年车间主任干下来，不要说本车间的那些比他年长的木工们服了他，就是修造厂其他车间部门的人看着听着，也都觉得此人不简单，日后会有大出息，说不定熬到哪天，就会让他当上这个厂的厂长。
谁想，张果喜当了两年车间主任后，却突然向厂里“发难”，闹起一场天大的风波来。
说天大的风波，也不算过火。因为他竟向厂长书记们提出，要把修造厂的木工车间分出去，另外办一个厂子，不做原先的那种活了。
张果喜先跟领导们说起了理由。也不能说他没理由，余江县的这个农具修造厂，办起来一二十年了，所做的活也就是木犁、木耙、打谷桶、粪桶之类的农具，可时下农民钱也不多，新的买不起，旧农具坏了，自己能修就修理好了，所以偌大的一个修理厂，生意清淡得要命；木工车间更是三天两头没活干。因为过去做出来的木犁、木耙还有许多堆在生产资料门市部没有卖出去呢。
工人没活干，工资也就成了问题，没钱发工资，工人向车间主任这个小领导要，车间主任向厂长要。厂长只会说，你们没干什么活，怎么能发工资呢？
这样张果喜这个年轻的车间主任就难当了。他像关在风箱里的老鼠，只能两头受气。年少气盛的张果喜受不了，看着外面一些私人木匠都在做家具或是别的木匠活，而他们却只能做这种没人要买的木犁、木耙，这不是活憋着受罪吗？
结果他想了好久，又与一些志向相投的年轻伙伴一商量，提出了从修造厂分离出去另外办个木器厂的要求。这在现在看来是很合理的事。
但在过去，这就有些搞分裂，搞“宫廷政变”的意味了，这可不得了。修造厂是大集体企业，一个铁桶般可靠的，上有领导，下有数百职工的大厂，怎么可以由着一个小木匠信口雌黄说分就分出去呢？
于是就闹起来了，闹得很凶，张果喜正当年轻气盛，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既然闹大了，也不在乎了，干脆就宣布领着一些工人独立了。后来好歹由主管部门来做工作，才算正式让张果喜等人分出去另办一个工艺雕刻厂。
那个大木工车间七十多人，自愿随张果喜分出去另办厂的只有21人。其余的那些工人甘愿在原厂坐等，也不想出来冒风险。一些中国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也无可奈何。这些人后来都后悔了，但也有些晚了。
才满21岁的张果喜一声招呼，带着二十来人出外办厂。出是出来了，可是这个厂到底怎么能办成功，也还是一桩没一点底的事呢。就是最起码的厂房门面也要花钱啊！可他们这些“造反”出来的，上级部门不追究罪责已经算便宜了，给他们拨款建厂是决不可能的。银行贷款也不行，他们的行为算得上是出格了，谁知道这些捣蛋鬼贷了款去，以后债能不能还上？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各自凑钱，把厂办起来。
这是张果喜想了几天几夜才想到的惟一一个办法。他这个带头“搞分裂”的自然要带头出钱，而且要出得最多。他手上没钱，家里也没存款。只有一个弄钱的法子，卖住房。他向老父亲开口，先是遭到拒绝，他再三再四地恳求，老人看出儿子不这么办也就再也没法在余江站住脚，才忍痛把自己的住房卖掉，卖了1400元，全部用作分厂的资金。
其他的二十来人看到张果喜连住房都卖了，深受感动，纷纷想法子弄点钱来一起筹集资金。有的变卖家里的用具、自行车什么的，有的把一点点积蓄拿出来。这样，就算是把办厂的基本资金落实了。
这样，在张果喜的带领下工厂总算办了起来，并取了个响亮的大名：“余江工艺木雕厂”。张果喜被推举为厂长。
可是，就在厂子办起来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真正的木雕工艺有哪些要求和诀窍还不明白呢。谁让他们原来都是做木犁木耙的木匠呢。
在这些人中，大约惟有张果喜隐约听说过什么是工艺木雕，而他最动心的还是因为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东西，叫了木雕以后，价值就会高上好几倍甚至几十倍！
他要搞木雕，也就是要想法得到这比普通木器更高的利润！
可是，说起来也可笑，虽然张果喜知道有很值钱的木雕这一说，却也没有亲眼看到那种值钱的木雕是哪里出产的，又都是雕的什么东西。他这个厂长除了跟手下工人说木雕如何值钱以外，也没有别的可说了，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在他的脑子灵活。既然把厂子拉起来了，也凑起了一笔钱，于是，这个年轻厂长做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由他带着三个工人，走出余江，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定要看清楚值大钱的木雕是什么样的。
这一行四人身负重任，一路奔波就到了上海。
在去上海的路上有人告诉他，在上海有个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那是专门负责把国内的一些产品往国外销的大公司，能打进那里面去，厂家挣利润可就多了。
张果喜得到了这一个消息，兴奋不已，即刻与三个伙伴商定，到了上海，就去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到上海后，东打听西询问，果真他们找到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看到了那里的陈列室里摆放的一些陈列产品。
张果喜和他的伙伴不禁大为惊讶。同样大小的樟木箱，在余江出售只不过标价20～30元，可是在这里摆着的，同样是樟木箱，也不过在箱边上雕上了一些蛟龙雏凤和花舞蝶下的花样，居然标着300元的惊人高价！居然会有这样的主顾，单是为了一些在乡下人看来毫无实用价值的雕龙刻凤付出那么高的价钱？
不管怎么说，张果喜的主意早已定下了，一定要做这种雕花样的樟木箱子！他急匆匆地与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人说，这种雕花箱子他们也能做，他们那里能雕这种花样的师傅可多呢。说了一大通吹牛的话。
旁边的三个老实的同伴听着，脸上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哪里会啊？我们那帮人连怎么拿雕刀刻凿都不懂。他们当然不敢出声，只是看着张果喜跟对方谈生意，此时他们看出张果喜的能耐来了。
竟然就让他说通了，定下了做20只雕花木箱的活儿。不过对方言之凿凿，如果质量达不到像陈列室那种标准，那就不必送到上海来了。送来了也白送，不会收下的，你们懂了吧？
张果喜连连说懂了懂了，我们会做得比这种样品还要好上一倍！然后就大着胆子把合同签下了。让一边的三个伙伴看了心里直发毛：乖乖，他还真是胆大包天啊！说签合同就签下了，也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几两重？
但张果喜却不管这些了，签下了合同，就请那位与他们谈合同的同志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向那人旁敲侧击地探问，眼下做得最好的雕工师傅出在哪个地方？
那位同志告诉他，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木雕手艺最好的出在浙江的东阳。清朝皇帝紫禁城里的雕龙刻凤的龙椅宝座就是请了浙江东阳的木雕师傅去做的。眼下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木雕工艺品大多也是从东阳定的货……
张果喜心里就有底了。于是告别了上海，再乘火车回到了余江。
这一来可把他那些木匠兄弟吓坏了，要说弄个别的还勉强凑合，要让他们雕出龙凤花样卖到外国去，那不是要他们的好看吗？过去他们做的那些农具，连农村的农民都不大看得上眼呢！
有人年纪比张果喜大，就毫不客气地指着他责怪道：“这不是唱滑稽戏吗？这么难的东西，怎么做得出来？古话说老来不学木匠，现在要我们这些老木匠老来再学木雕，不是要我们好看吗？”
厂外的那些人说的话就更难听了，嘲笑道：“张果喜也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也不掂掂自己的骨头有几两重，怎么敢夸下这样的海口，揽下这种活？就凭这些做木犁、木耙的笨木匠，能雕龙刻凤做出雕花箱子，我能把它一口吞下肚里去。”
张果喜听着种种议论，心里虽说也不痛快，但也忍住了，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如何把这20只雕花木箱做出来。只有把它高质量地做成了，那种种议论和怀疑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他把厂里的二十来人召拢来，把困难实实在在地摆出来。这些人里面除了一个姓吴的师傅小时候随一个师傅学过几天雕刻房梁的基本技法之外，其他人都没玩过木雕活，一下子让大家做也不可能。不过话说到这里，也要说一句，什么事都是人做出来的，人家能做，我们也能做。困难虽大，大不过人的胆子，大不过人要吃饭要活下去的决心。
他一番动员，稳定了军心，然后点兵点将，拨出一部分人进山去选砍合适的木料，另一拨人安排出去学习手艺。
做雕花家具的木材要求木质细腻、松软，有光泽。一般的杉木松木和普通杂木都不行，就只能进到山里去，自己选择那种香樟树、黄杨木、白果树等原料。此事重大，张果喜挑了一拨人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出马带队去了乡下。
他们一行人在山里东挑西拣，看中了哪棵树，就与当地村子的农民商量，谈价钱，因为他们钱实在不多，就算能省一分也要省下一分来。谈妥了价格，就自己动手砍树，砍完了以后，也是自己动手拉，用两轮车，两三人一组地把树拖回县城去。这样有十天时间，就把所需木料都备齐了。
然后，张果喜又带着几个技术较好的木匠出门去学手艺。
学手艺的地方是浙江东阳。他们一行人冒冒失失地就去了那里，拿出介绍信来，客客气气地向人家恳求：我们是专程从江西余江县赶来学木雕手艺的，请你们一定发扬风格，教我们学手艺……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还大谈“龙江风格”呢。几句好话一说，对方也就同意了，都是同行，又都是集体的，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东阳木雕厂的人也很大方，就让他们在厂里学习手艺了。
有了学艺的地方，张果喜等人就下了苦功夫，认真刻苦地学起来了。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原来都会做各种木工活的，木雕虽难，也只是使凿刀推刨等物在木头上下功夫而已，再加上东阳的那些师傅也真心教他们，所以学了半个来月，这几个人也都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技法，有些入门了，教他们的东阳师傅还直夸张果喜等人脑子真聪明！
要不是时间紧，张果喜还很想多学一些技术。但是与上海进出口公司签的合同可只有两个月！扳扳手指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眼下箱子还没做成一只呢！无奈也只好打道回府。
张果喜领着学手艺的几个人回到余江，这里已经按着他的布置，把一批箱子的粗坯打好了，接下去该做的就是看他们这些外出学艺的人，能不能施展手法，把箱子的边角四周雕上龙凤花样了。
张果喜等几个人这下也真是鸭子逼着上了架，也只能硬上了。一开始手势不顺，紧张，时常要雕坏坯子，到后来手上顺了，活儿就做得好起来。张果喜把第一个雕成的木雕板拿出来给众人看时，大家都说：好，雕得真好！那三个随他去过上海的伙伴说，就这样做成木箱，送去上海一定没问题！
这就有了信心。于是连日连夜地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张果喜和几个负责雕刻的师傅手上都让刻刀磨出了水泡，也没停歇过一时半天。
20只箱子总算在规定期限的两个月内完工了。看上去，这些做工很精细的樟木箱子一点也不比上海陈列室里的那只样品差到哪里，于是张果喜也放心了，将这20只木箱托运到上海，他也随同一起去了。
他把箱子送到进出口公司，让那里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一检验，果然一下子就通过了，而且还称赞说：不错，你们的做工很不错，看得出是吃过多年雕工饭的老师傅做的活。
张果喜听了此话，肚里暗暗好笑，却不敢说，只是趁机与对方谈起下批木箱的生产合同。有了这一批优质产品打基础，进出口公司也就很放心地与他们续签了下一批货的合同。这一回，张果喜的胃口大了，一下子就要把半年的活儿吃下来，定下100只木雕箱子的供货合同。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接下去的路就好走多了。张果喜的工艺木雕厂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了出来，以前那些“议论家”们这下也都闭口不说了，在事实面前他们还是被张果喜无声地击败了。张果喜厂里的职工骄傲地对他们的亲友邻居说：光那20只木雕箱子就卖了几千块钱呢！这事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可是果喜硬是领着我们齐心协力干成了！
接下去就再做雕花箱子，做了箱子，再做椅子，也是雕花的。不过，花样更复杂一些。张果喜也聪明，知道自己的这个名义上算得工艺木雕厂的小厂子，技术上实在不行，于是，也不怕花本钱，一次次地轮番派出人员去东阳学手艺，还把那边的师傅请到余江来教。
张果喜知道只要有了技术，就可以把这个利润很好的厂办下去，办成功，抓技术水平就成了他这个年轻厂长最重要的一项措施与工作。把东阳师傅请进这穷地方来，他亲自接待，千方百计地弄些本地特产，每顿饭菜都让专人做，送到师傅那里，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也由他这个小厂长操心，包括早起的洗脸水，师傅起夜的便桶等等。
在那几年时间里，张果喜就把自己厂里一二十个职工的雕刻技术培养出来了，做活儿再也用不着他一个个地细细检查通过。这个厂果然也就越办越有起色，比过去在农具修造厂的利润高多了，职工的工资也多出别人一截。
我们回过头来体味张果喜从一个普通人到业绩显赫的企业家和身家过亿的大亨的历程不难发现，正是一次一次面对机会时的正确决断造就了他的成功，反之，如果在哪一个节骨眼儿上他做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就会是另一码事了。人们都说：“张果喜这小子真争气！”显然是因为他找到了能抓住机会的最佳途径。
5.抓住时机出手要“狠。”
在一些特定的机会面前，有时是很难做出抉择的，这时候必须抓大放小，果断决策。因为这时候的机会一旦失去，往往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李世民以“狠”制胜
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早亡，未及争位），四子李元吉。在这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建成由于排行最长被封为太子，为人也精明能干，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也算勇武超人。不过，战功最多也最有谋略的，要数次子李世民。
李渊还是隋朝官员、奉命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李世民已明白隋朝必亡的大势。他对父亲李渊说：“您受隋帝的命令讨伐贼寇，难道贼寇真的能彻底消灭吗？”在督促父亲反抗隋朝时，李世民又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于你，化家为国也在于你。”足见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公元618年至620年，李世民打败了薛仁杲和刘武周两个强敌，平定了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公元620年7月，李世民又开始进攻王世充。这时他才不过22岁，但富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知人善任，采纳正确的意见，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后来又成功镇压了刘黑闼等人的起义，最后统一了全国。
太子李建成常随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也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比起平庸的父亲李渊来，李建成在处理政务上已显示出了才干，但与弟弟李世民相比，却还有很大的不足。李世民南征北战，为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的战功，麾下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但如此，李世民野心很大，他不甘心做一个区区秦王，希望日后能当皇帝。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太子李建成，况且李建成也算功勋卓著，而且也有很强的势力。这样，一场兄弟之间的争位火并就不可避免了。
从当时形势看，太子李建成集团处于优势，首先李建成是太子，是长子，名正且言顺，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舆论也多在他这一边；其次李建成有李渊的支持，在权力和名义上有可靠的保障；而李世民有文臣武将，私人武装比较强大，也有有利的条件，他本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富有作战经验，才略出众，更主要的是他手下人既精明强干又齐心合力，因而李世民的力量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两派力量势成水火，就看谁心狠手快了。齐王李元吉多次蓄谋除掉李世民，皆未成功。而李世民也未示弱，他随后策划了“玄武门之变”。
经过周密策划，李世民在玄武门提前设下埋伏，意图一举除掉对手。
第二天，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感觉有变，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逃跑。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张弓搭箭，射死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恭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其余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尽数消灭。
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而秦王李世民则抓住时机，心狠手快，取得了胜利。
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地位、实力相当，实际上谁先动手杀死对手谁便是皇权执掌者。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与他的谋臣武士都十分清楚，就是太子、齐王也想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不过李世民的确比他们高明得多，只有他才真正地巧用了“先发制人”之计。而且，李世民制造了有利的时机，心狠手快，比起太子和齐王的优柔寡断，胜负不就很清楚了吗？
万寿堂手软留后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有两家老字号的药店，一个名字叫济世堂，另一个名字叫万寿堂。两家虽然离得很近，但他们相互之间泾渭分明，各做各的买卖，倒也相安无事。谁知到了30年代初，万寿堂老板刘可发子承父业，他看不惯先父那种保守的经商之道，从价格、品种等方面对济世堂药店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力图挤跨济世堂，从而使自己垄断天津的药店。
生意世家出身的刘老板果然身手不俗，凭着自己年轻、敢想敢干，加上有世家的底功，出手几招，就把济世堂搞得非常被动。在万寿堂的强大攻势下，济世堂经营每况愈下，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已无法挽回败局，终于宣告停业。
刘老板大获全胜，自然趾高气扬，打算更进一步，称雄天津卫。他哪里知道，济世堂并未被完全整治垮掉，也没有到非关门不可的地步，凭实力，济世堂也完全可以再与万寿堂较量一番。但济世堂的老板却没有那样做。他不愿直对万寿堂的锋芒，弄个两败俱伤，而是避开万寿堂的正面进攻，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迎接挑战。
既然不能与万寿堂同街经营，换个地方总可以吧？不久，济世堂在远离万寿堂的一条街上重新开张了，但铺面已比原来的门面小多了，昔日大药店的气派已不复存在。消息传到万寿堂刘老板的耳朵里，他不禁心花怒放：“济世堂，你已经被我挤垮了，再也别想回到这条街上来与我抗衡、争地盘、抢顾客了。”得意之余的刘老板，心还不够狠，没有进一步施展杀招，而是放了济世堂一马。
过了一些日子，济世堂的又一家分号开业了，还是小铺面，也仍然躲着万寿堂。有人把这一消息告诉刘老板：“济世堂又开了一家分号，买卖不错，没准是想东山再起，我们不能不防啊！”
此时的刘老板仍然不以为然：“怕什么，那种小药店成不了气候，顾客看重的是大药店，我看他们是在一个地方混不下去了，不得已而为之，不用怕。”
后来，济世堂又开了几家类似的小药店，而万寿堂的生意也差不多，两家相安无事，以前抢夺地盘的恩怨，似乎已经过去。没想到，三年之后，济世堂突然杀出回马枪，宣布，自己将在老店旧址重新开业。
经过一番准备，济世堂又杀回了万寿堂的旁边。万寿堂的刘老板惊骇不已，他没想到被自己已经打趴下的济世堂还会东山再起，是自己造成了放虎归山之患。刘老板打算重新组织力量，再像3年前那样发动一次商战，趁济世堂立足未稳，把它再一次赶出去。可他很快发现，这已是不可能了。到这时他才明白济世堂在3年中，已经开了一批分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其采取统一的经营，集中进货，分散经营销售的策略，销量自然大得多。令刘老板吃惊的是，在自己的周围，早已布满了济世堂的分号，万寿堂已在济世堂的层层包围之中。
自从济世堂总店恢复之后，买卖热闹非凡，十分红火，顾客络绎不绝，加上分号的销售，每年盈利丰厚，而万寿堂的生意则清淡了许多。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当初，万寿堂药店的刘老板心狠手辣，在各方面针对自己的多年伙伴济世堂展开攻击，使济世堂处于劣势之下，好像“穷寇”已逃，然而在对手被打倒之后却心慈手软，没有紧紧地跟踪追击，从而埋下隐患，终尝恶果。
生意场上就是这样，对于竞争对手不能留下机会，因为他的机会就是你的坟墓。实际上在当今社会的市场竞争或个人竞争中的“狠”，已脱离了“心狠手辣”的原意，而是说做事要坚决，要做彻底。因为，胜者只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