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一位名叫布拉塞·德·布尔布尔（1814～1874年）的法国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学会图书馆查阅政府档案时，发现一本纸质发黄的古代手稿，名叫《尤卡坦事物考证》，是西班牙派往中美洲尤卡坦地区的主教狄亚哥·迪兰达于1566年撰写的。这位主教在职期间，一方面于1562年7月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玛雅文字记录，全部当做魔鬼的著作焚毁；另一方面，他又出于对古代知识的热爱，跟一位废黜的玛雅王公柯柯姆交上了朋友，并将听到的有关玛雅诸神及战事的奇特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这本书里，还画下了玛雅人用以表示各个日期和月份的象形文字草图。
简单的几幅草图，却成为人们解开玛雅文明奥秘的钥匙。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获得了生命，玛雅文明开始焕发出生机，美国学者安娜·泰利·怀特在《湮没的世界》一书中评价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榨取的全部黄金都及不上那么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人并没能够将玛雅文献全部焚毁，三本玛雅文献大概是被好奇的西班牙士兵带到了欧洲，从而被保存下来，它们是：现收藏于德国德累斯顿的最古老的一份被称为《德累斯顿手抄本》；收藏于法国巴黎的被称为《巴黎手抄本》；另有原属于一份的两个抄本分别藏于西班牙的两个地方，称为《马德里手抄本》和《格巴里耶手抄本》。研究者们立即将这些原稿与狄亚哥·迪兰达的象形文字作了比较，同时又与卡瑟伍德临摹的石柱碑上的象形文字进行了对照，文物开始张口说话了。
然而，由于在1840~1880年的40年间一直没有什么有关玛雅文明的重大发现，所以能够使狄亚哥·迪兰达提供的“钥匙”发挥作用的文字、石柱碑、浮雕和雕像实在是太少了，而中美洲又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在那里从事丛林考古不仅需要热情，而且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愿意步史蒂文斯后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在研究者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莫德斯雷的英国人，在1881~1894年间，前后7次进入中美洲热带丛林，他不仅对当时已知的每一个废墟进行了摄影和绘画，而且还对许多碑铭甚至整个石碑做了精心的拓片，还带回来若干尊玛雅雕像的原物以及不少精美的石膏模型。
莫德斯雷的工作为玛雅文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破译出将近三分之一的象形文字符号，但是，它对认识密林中的玛雅文明已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死海书卷”
谁能够想到，中东地区约旦境内的一位普普通通的牧羊人，竟然为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7年，有一天这位住在约旦境内死海岸边的牧羊人突然发现他的一头羊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羊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财产，丢了一头羊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于是他独自一人四处寻找去了，可是一路找来都未曾发现他那只丢失的绵羊。
当他走到死海西北岸一个叫做库姆兰的地区，发现在那儿一座岩石山上有一个洞穴。他想也许他的那只羊钻到这座洞穴里去了。他当即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那么大小的石头，把它抛进了这个洞穴，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把他的羊从洞中驱赶出来。哪知道这块石头落入岩石洞中以后，紧接着就传出了一连串砰砰碰碰的奇怪响声，吓得他拔腿就跑。以前他也有几次用这个办法把躲在洞穴里的羊赶出来的，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吓人的响声。
他一口气跑到他的一位朋友那儿，把发生的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的朋友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情。两人商量一番以后，决定一起深入洞穴去探个究竟。他俩壮着胆，打了火把，一步一步跨进了洞穴。
嘿！这是一座好大的洞穴呀！奇怪，在这荒凉的海岸边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洞穴里竟然放置着50几个圆筒形的泥瓦罐。原来是石块在洞穴里断断续续碰击这些泥瓦罐后发出砰砰碰碰的声响，然后在石洞中引起共鸣，造成吓人的回响。
这50几个圆筒瓦罐装的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古时候的羊皮书卷。经专家们研究，认定这是一些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手抄本书卷，分别用古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兰文书写，内容主要是圣经和对经文的注释。另外也有一些是有关修道团的规章以及片断的历史记载。
随着这些羊皮纸书卷的发现，自然而然地引出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谁把这些羊皮书卷放进这个洞穴里去的？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辛辛苦苦用手抄成的书籍放在这么荒凉的一座山洞里呢？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藏在那儿的呢？
至今为止始终没有找到有关这批文书的可靠史实记载，人们只能从各个角度作某种判断与猜测。
从这些文书的内容判断，人们认为这批羊皮文书大约是在公元70年代时被放进这个洞穴的，因为文书中所记载事情发生的年代，最迟的不晚于公元73年。
有人认为这是犹太教内某一个苦行僧修道团为躲避乱世的纷扰，选择了这座荒僻的山洞作为修道、习经场所。他们在这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行圣礼、研习与抄录经文，装在罐内的就是他们所整理与抄录的文书。在这批羊皮文书中也确实有一些文书是关于犹太教一个“戒行派”修道僧团章程的内容，章程规定该修道团内实行财产共有，生活俭朴，以水与面包为主要饮食等等。
另有一种说法是：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军队入侵该地，该地某一修道团逃遁时，将这批文书隐匿洞内，以免遭受罗马人的破坏。此后该修道团的人员再也没有可能回到该地，这批书卷就在洞内沉睡了将近2000年，最后是一只逃跑的绵羊使它们重见天日，回到了人世间。
1964年人们在发掘死海另一岸，即西南岸边一座被古罗马军队毁掉的军事要塞时，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些羊皮书卷，从而证明“死海书卷”一事与罗马军队入侵有关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然而仍然无法寻找到确信无疑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所以仍然无法完全解开这批文书的来源之谜。
神秘的“死海书卷”现今藏于中东耶路撒冷城内的希伯来大学的一间地下室里。这批羊皮书成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供我们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情况以及晚期犹太教内各支派的情况的主要资料。这位牧羊人是不会想到，他为人类文化的研究工作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呀！
《马可·波罗游记》
您知道《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这本书吗？假如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说：那还用讲，这是一部世界名著！确实如此，马可·波罗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名人，他口述的那本《游记》，以其真实而生动的描述、广博而丰富的记载，不仅使大家认识了意大利13世纪威尼斯地方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其人，更重要的是它曾经打开了当时欧洲人的眼界，使欧洲人旧有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进而萌发了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之壮举，这一重新认识世界的行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纪元。由于《游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它至今吸引着不少旅行家根据其记载，步作者之后尘，横贯亚洲大陆前来中国；而且它还激发了影视工作者将其搬上银幕、荧屏，使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马可·波罗其人及其《游记》的价值。因此，世人对《游记》的内容充满了喜爱和尊重的感情。然而，从事《游记》研究的版本学家并不为上述感情所左右，他们认真而科学地对《游记》的各种版本的来龙去脉展开了研讨，从而产生了《游记》原本之争。
据考证，《游记》约成书于1298—1299年。《游记》一问世即引起欧洲人莫大的兴趣，被转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当时欧洲尚通行以手钞本的形式传播文化。1477年，德国纽伦堡首次采用活字印制《游记》德译本。但是由于不少《游记》的珍贵钞本属私人藏书，因此此后数百年仍不乏新抄的《游记》抄本问世。不幸的是，《游记》在被转抄和转译过程中遭受了中世纪科学著作不可避免的命运，即受到愚昧“无知和粗暴武断的删改，其结果不仅使《游记》原本亡佚，而且使其内容遭到曲解，以致不能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景观。鉴于此，数世纪来不少学者专心研究《游记》诸抄本，以求解刑《游记》原本之谜。
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游记》抄本计150余种，散藏于意大利及欧洲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抄本分别用法语、拉丁语、意大利的托斯坎方言和威尼斯方言，以及西班牙的加泰隆方言和阿拉贡方言等多种语言抄成。由于《游记》诸抄本之间所用语言不同，引起了人们对其原本用语的意见分歧。
第一种说法是所谓“法语说”。这种说法认为在马可·波罗时代尽管欧洲书面语仍以拉丁语为主，但是“担负书写功能的方言在欧洲散布最广泛并最为大众欢迎的却数法语”。意大利大文豪但丁的老师，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拉蒂尼就是用法语写作的。
第二种说法是所谓“拉丁语说”。这种说法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官方语言以拉丁语为主，并且抄本中数拉丁语抄本及其转译本居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塞维利亚哥伦布图书馆珍藏的大航海家详加边注的一种拉丁语《游记》钞本。
第三种说法是所谓“托斯坎方言说”。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意大利诸方言中数托斯坎方言影响最大，略晚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即以属托斯坎方言系统的佛罗伦萨语写成，从而奠定了意大利统一语言的基础。
第四种说法是所谓“威尼斯方言说”。这种说法认为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自然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写作，况且直至今日意大利语言还远未最后统一，地方上还习惯使用各自的方言交流思想。
第五种说法产生于19世纪末，是学者们经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种新看法。这种说法认为《游记》原本用语是一种古法语，确切地讲应该称作“法兰克—意大利语”（franco—it—aliano）或者“法兰克—威尼斯语”
（franco—veneto）。这种语言是“一种含有古威尼斯方言的变形法语”，在马可·波罗时代盛行于意大利北部。马可·波罗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经历，因而采用了当时属欧洲“国际性语言”的法语来口述他的《游记》。在写作过程中，马可·波罗由于缺少语言学家的语言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多元语言形势的影响，致使《游记》用语不纯。
除了《游记》原本用语众说纷纭外，学者们还发现，不同语言系统的抄本内容不尽一致，因此找出不同抄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成了问题。
经过比较厘定，意大利学者贝内德托提出了《游记》抄本二类说。根据他的意见，现存《游记》全部抄本可分成A类和B类两大系统。A类抄本的原型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第1116号法语手稿，此手稿是14世纪初书于意大利的法兰克—意大利语羊皮纸抄本，它系统地保留了原来的语言，“带有13世纪作家所特有的丰富表达形式”。A类抄本又分属3个子系统，即法语系统、托斯坎方言系统和威尼斯方言系统。
B类抄本的代表为意大利托利多天主教会图书馆藏“泽拉达本”，简称“工本”。据认为，“这份手稿原是一份罗曼语抄本的拉丁语译本，优于任何现存抄本”。此抄本约成于15世纪初。二类抄本又同源于已佚原本的已佚复本。
然而贝内德托的《游记》抄本二类说未能全部解决诸抄本的关系问题。人们发现，在16世纪刊行《游记》的一个意大利语译本中，有一部分内容既不见于A类抄本，又不见于B类抄本。据编纂者威尼斯地理学家拉姆西奥称，他在编纂《游记》新版本时曾参考了威尼斯吉西家族珍藏的一份“出奇古老的”拉丁语抄本。显然“拉姆西奥本”代表了第三类抄本系统。人们怀疑，是否不久会出现第四类或第五类抄本系统呢？并且到底哪类抄本更接近《游记》原本呢？
上述种种问题，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游记》原本之争。这一争论何时能得到最后的解决呢？由于原本的亡佚，是否能彻底解决《游记》原本之争，至于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