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芳芳，你不会记得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一九八一年。上你阿皆老街的家，我跟在黄韵诗背后，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我当日穿什么，自己都忘了，却十余年来没有忘记你的盘脚席地，黑长裤与黑樽领毛衫。
然后，我和你第一次握手。
芳芳，你知道大陆有位叫谢芳的女演员吗？“文革”前夕，她最后一次在银幕上露面，是《舞台姐妹》，“四人帮”倒台，幸存者纷纷复出，她也拍了几部电影，第一部便是《第二次握手》。这个戏匦很动人，我四处搜寻剧本与剧照，但是流落香港的大陆电影书报不多，只知道谢芳演一个科学家——啊，把本来插在白色医生袍子袋口里的手伸出来，那会是怎么的刚中带柔？
我很喜欢谢芳，我也曾经很喜欢缪骞人。第一次发现谢芳，是在一个回顾展里看见《早春二月》，先人为主，直把她当成梳了条大粗辫的歌娜。自然，日后我不但驴是驴、马是马地区分开来，甚至主动地淡出了缪小姐，而让谢芳在我的世界里占住常青的位置。
谢芳的好，是因为谢芳年轻。《早春二月》之前，已经拍了《青春之歌》，为了她，我把杨沫的原著小说一字不漏地吞个精光——必须说明的是，十数万字的长篇，并且不是繁体笔画，加上那个时代雅皮抬头，对于一个典型中产阶级的孩子而言，除了耐性，还得自备一点努力吧？
据说《青春之歌》在“文革”时期，也被当做毒草批判——难怪，读了三分之一，我还以为是琼瑶换上解放装。主人翁林道静是个少女，为了逃避成为封建砧板上的肉，挽起一只草织的篮子，毅然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
洪流不免冲击，她一次又一次地遇溺，如是引出一个又一个的（男）救生员，救生员把她抱上救生艇——如果那些橡皮船也会像私家游艇般拥有自己的名字，它一定是叫做“爱情”。但是在社会主义萌芽见光的早晨，“爱情”听来实在八股迂腐，所以明明是罗曼蒂克的男主角，却要穿上万世师表的外衣——杨沫不遗余力向读者推销的，是这些男人教育了无知少女，之后，她才明白爱情的源头，不是其他，是尊敬。
（二）
女人和学习的关系，我并不陌生——和母亲生活的十二年间，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她在求学上的决心。
生长在阴盛阳衰的家庭，排行第五，除了一个八舅舅，其余清一色姐姐妹妹。我的外祖父跟外婆不和，某日下午，衣服都不收拾一件，便投奔了与另一个妻所生的女儿。这边的把持家计，惟有落在年龄稍长的几个女儿身上。
母亲辍学，一半是为势所逼，另一半是重男轻女的必然后果——女孩子的学识不能当嫁妆，横坚是赔本生意，倒不如牺牲小我，成全屋檐下唯一的男孩子。八舅舅中学人了喇沙，今日是升无可升的高级公务员——每次过年过节，这些兄妹围席而坐，我总是好奇地想到他们脑袋里所装载的，是哪一种团圆。
但是真正投身社会，还是在下嫁父亲之后。当年她十八岁，之前因为白血球过多，卧病两年，十九岁便生下了我。懂事之后，学会拨电话给在洋行上班的妈妈：“请问王小姐在不在？”德国人开的文具出入口机构，她负责订单文书的往还处理，所以首要需将英文学好。
父亲本来可以充当她的活字典与家庭老师——圣士提反男校的明星学生，又自小周游列国，可是孩童的脾气至今不改。所以有个场面历历在目：母亲央求父亲帮忙起草一封英文的公文信，他十足十被强迫读书、做家课般，满嘴埋怨，浑身上下的不耐烦。
于是有一晚，她拖了我和弟弟到晚间学校报名上课。当时一家人住东宝庭道，英文夜校在太子道，二十分钟的散步，途中，母亲对我说：“你知道，求你父亲做事，好难。”学校的牌匾好大，“易通”，英式贵族子弟学校图腾的ETON，本地化之后，专门收容职业妇女。
一个星期上课三晚（抑或两晚？），我和弟弟把它们视为偷闲——母亲念书去了，没有人督促温习，手脚不知多么自由。十点放学回来，学习并未停止，她将词汇修辞文法，统统录在一卷卡式带上，一边聆听，一边睡眠——那时候，父亲已经习惯夜归，陪住一个妻子人寐的，便是她那念念有词的读书声。读着芳芳的《学神》，不期然，我想起了这些。
（三）
两岁丧父，又没有兄弟姐妹，一个儿童的学习对象，可以往什么人身上找寻？《芳芳私相薄》第三章是名《学神》，开版是一张正方型黑白小相片，旁边并无注明，是读到邻页的内文，与芳芳合照的那一位先生，才身世大白：“我八岁时，妈妈找了一位补习老师司马烈到家里教我英文，他是英国人，会说些普通话。”
提起这位洋文先生，芳芳显得不能自禁地佻跳与活泼，单看她选择永远保留的两桩记忆——跳舞、开汽车，是四肢的运动，而且需要灵活配合，尽管情景的实际日期已经老远，她的记忆却没有患上风湿或关节炎——随时随地，它们都可以在她的脑海里手舞足蹈。
还邀请幽默感作她的跳舞派拿（Panner）：“片场里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都看不到，所以男拔萃是我唯一的希望。那里有七百二十个希望……可是司老师的舞会总是频频粉碎我的希望，他请来的男孩子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架着厚近视眼镜，木木讷讷的，既不会跳舞又不敢主动跟女孩子攀谈……只有司老师一个人满场飞。”
画面一转：“我十三岁那年，他就教我开车……他说换推‘波档’的那股劲儿要像碰着情人的胳膊那么温柔，开车一定要频频斜瞄倒后镜，好像心爱的人就坐在后头，少看一眼都舍不得。他又说车一定要听引擎的声音，好比听着情人的低诉……我总算把车子开下了山，一看司马烈，他老先生居然在呼呼大睡！”
但是同时摇醒了一个矇矇眬眬的少女，让她见证自己的coming ofage-性、自主，脱离了封闭的保护，迎接“风眼”的冲击：“十号风球，带着我赤着脚，披着雨衣，冒着风雨，在淹满了三尺多深水的太子道马路中抓蚯蚓。”芳芳的这些文字，强烈地感动了我，几页书覆去翻来阅读，看见拖住两条辫子的她，以西洋拳挑衅那位英国教师，她在相片里笑得近乎放肆，但又带点不可置信——比她高上一个头的男人，真可以给她迎面一拳挥倒？回到开版的合照，望住镜头的是司马烈，芳芳的眼睛反而向外，一个自信，一个腼腆，但是看起来非常像父女。
（四）
想来想去，脑海里依然空白——中途出家的学生艺人，为什么从来只有女性，没有男人？
你可以辩驳：“男人才不屑闹这种叫人笑掉门牙的孬事。”的确，曾经有一个年代，事业渐渐走下坡了，面部皮肤一寸一寸地松弛了，替自己铺排全身而退的鞠躬离场，传声的喇叭总是广播如下声音：“为了充实自己，我要放洋求学。”——听者会心微笑之余，同时认定了光顾这句话的并非别人，一定是女明星。
故事可以追溯到林黛的年代。林黛，不纯然是程月如的化名，实则也是年代的称号——那个时候的香港银幕之上，星星比太阳还要灿烂。在《男生女相》接受关锦鹏访问时，阳刚导演张彻仍旧忿忿不平：“全世界没有出现过像六十年代香港影坛那么不健康的颠倒阴阳。”——翻开方保罗编撰的《图说香港电影史》，有一出《谍海四壮士》，海报上名列前茅的，是尹光、张美瑶、白露明三个女明星，那四位壮士，在大女明星主义的艳帜下，大细一如手掌上的尾指。
女明星on top，男明星沦为衬托玫瑰、牡丹的绿叶，想深一层，不过是市场定律——大制片家和导演才是游戏的核心，而女人鲜有爬到上述权力位置的能耐。与其被时势淘汰，不如乘机借读书遁。“婚嫁，岂不是更一劳永逸？”类似的反问，女明星们不会没有盘算，只是碍于苦衷因人而异，音乐声起，探戈不得不一个人跳。
海外学府既然山高皇帝远，对负笈外国念书女明星投以不信任票的人们，少不免双倍狐疑，甚至索性以划一的口径来对准学期的长短——三个月速成班是变相的保外就医，拿掉意外的腹中块肉；读够六个月呢，恭喜恭喜，必然是为了让小生命得见天口。林黛以最短的时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士衔头，观众并不感到与有荣焉，反而忙着绘影绘声，将别人的文凭当作一张撕掉了的出世纸。
同样选择了美国，大学叫“西东”，芳芳一定不会知道，我如何在初中的班上鼓己如簧之舌，替她极力澄清：“这个学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确实存在。”——换来一些同学仔的白鸽眼：“野鸡！”
（五）
不过是几个黄毛丫头、小子，却为了一条辩论的题目而气急败坏，足足维持大半个月——“‘西东大学’，是真有这间美国学府，还是纯粹虚构，生安白做？”
站在正方旗帜下的芳芳派，这一仗可以媲美十字军东征，人人自觉使命神圣。唱反调的，不一定是宝珠影迷之友会类——是珠迷其实反而无妨，起码为了效忠一个名字而把另一个名字压下去，愚蠢，但胜过势利——“懒叻，有戏拍之嘛。”我还记得一个女同学那把从鼻孔喷出来的声音，非常尖、非常刺耳。
自然，作为芳芳拥趸，我没有资格五十步笑一百步——最近陈宝珠大量曝光，对她的好感忽然似楼价般狂升，旁边有人把我对她的肯定听进耳朵，归纳得来的结论是，“你一直赞她带了眼镜，面貌清秀，有书卷气。”——“知识”被认为是不属于某一些人的，以前一有机会就批评陈宝珠俗，不就正是附和了上述的偏见？
所以“芳芳读书”，一直仍是娱乐版的新闻。早上七八年吧，《方世玉》还在怀胎期间，芳劳的身份从绚烂归于半平淡——一半是家庭主妇，另一半是隐形的学生——我记得读过不同报道，其中提及她有继续深造的愿望，但是因为避免半途而废，唯有采取科目保密。
传闻如是烽烟四起——未来的土木工程师、建筑师、物理治疗师、未来的萧芳芳……千猜百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字里行间，便暗示她已走火人魔——所谓进修，实则是跟随世外高人，学习密宗大法。
学问变得这般烫手，大抵也是芳芳所始料不及的吧？假如有人认为在求学这个题目上花钱花时间，只是让女明星心理上比较好过——与买下价钱相若的一条皮草比较，芳芳已经澄明她有能力打破这个神话——书不是念在脸上和身上，而是让它渗进血管，让它在里面煮热、煮滚，继而香遍全身。
书读得多，学问只是完成了一半，其余的得靠为人造化，《芳芳私相簿》表面上是做神崇拜歌功颂德，待得读毕最后一页，你会庆幸有人为我们出版了这么一本书——独立成长，往往由阁下自觉有这样的需要开始。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