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侠从陈州押回御史台重审，缘起于吕惠卿的一纸奏疏。而吕惠卿的上章，另有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是他的一石三鸟之计。
吕惠卿上章说：“郑侠书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禁中之事从何而知？郑侠所言，皆冯京使安国导之。”
吕惠卿的这份奏疏，把冯京和王安国扯进了郑侠一案。说得直白一点，吕惠卿要借郑侠一案打击冯京，把冯京从执政的位置上赶下来。把王安国扯进来，报当年一纸之仇。但“皆冯京使安国导之”这句话，却是出于揣测。
冯京在王安石执政时，固然常有异论，却也没有与王安石发生争执，因为冯京总体上也是赞成新法的。拿他的话说，朝庭立法本为利民，但措置之间或有未尽。换言之，行法未能如初意，是以才要各路察访使、监司不间断的监察纠正。吕惠卿原本口碑并不佳，除参知政事以后，一副以天下新法为己任的样子，又过于浮嚣张扬，令冯京看不惯。这还罢了，王安石离京后，吕惠卿所推行的给田募役法和手实法，便为冯京所反对，两人的关系便越来越僵。
手实法名义上是吕惠卿的弟弟吕和卿提出，并在曲阳县试行，其实是吕惠卿倡导的，而给田募役法则是李承之的手笔。
此时李承之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兼判司农寺，吕惠卿提举编修司农寺条例。司农寺上了一个折子说：五等丁产簿，旧凭书手及耆、户长供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今熙宁编敕但删去旧条，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无文可守，甚为未便。承前建议，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贫富无所隐，诚造簿之良法。
农民按其田产贫富分成五等，按等交免役钱，这是免役法中的条贯。旧簿因簿法不善，所定户等不尽合理，拿吕惠卿的话说，免役出钱未均，出于簿法不善，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话虽不错，但要户户自估产业，按簿法所立项目一五一十登记清楚，不得隐瞒，如有隐瞒，并许告发，以隐瞒数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推而行之，如何能不扰民？
于是，就在当年王安石和唐介发生争吵的地方，冯京和吕惠卿发生了争吵。吕惠卿说：“以手实上民之物产，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簿，均齐力役，乃天下之良法。”
冯京说：“手实造簿，告匿有赏，推而行之，必至于骚动。使人自占，必不能尽数，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为仇怨，民德何以归厚？”
吕惠卿说道：“使民自供手实，何所隐也？何所扰也？京之言乃想当然耳！”
冯京说道：“如何便是想当然？譬如吕大人你，愿把何处置田、家产若干公诸于世吗？”
冯京的话只是泛泛而论，说过之后，才想起仿佛听人说起，吕惠卿曾请秀州张若济置田千亩，大有揭人之短之嫌，只怕不妥。吕惠卿见冯京直以自己挂搭进来，只当冯京有所讽谕，从此怀恨在心。
对于手实法，韩绛也不赞成。见吕惠卿和冯京争论，就与当年富弼一样，叫他们提请圣裁。行手实法是司农寺上的折子，赵顼下诏交由司农寺编修条例司体量。司农寺编修条例司由吕惠卿提举，等于是从吕惠卿的左手交到了右手，于是手实法便在全国各路推行。
李承之草制了给田募役法，也由吕惠卿推出以替代免役法，说是民甚便之。冯京驳斥说：“给田募役法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与前差役法有何不同？州县色役长在官司，如何为田？”
冯京成了吕惠卿推行新法的障碍，其实便是吕惠卿仕途上的障碍。郑侠也正是看上这一点，说中书只有冯京可以为相。郑侠犯事，吕惠卿把冯京牵扯到郑侠一案之去，也就不奇怪了。
吕惠卿上表后没几天，侍御史知杂事张琥又上表劾冯京。表中说：“冯京，大臣也，与侠交通有迹，而敢谩云不识。侠所言朝庭机密事，非冯京告教，何得闻此？侠自言冯京为之主，冯京身为辅弼，政事有所未便，自当廷议可否，岂宜怀贰，阴结小人？若冯京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郑侠虽逐，而冯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
尽管张琥的表上漏洞百出，并无根据，但御史可以风闻言事。赵顼召见冯京，把张琥的劾表给冯京看了，对冯京说道：“卿为执政，何事不可对朕言，反传语于一监门？”
冯京说道：“臣与郑侠素不相识，郑侠去贬所未远，乞追回对证。”
赵顼说道：“朕固信卿，何须对证？”
冯京说道：“臣固知陛下信臣，然非对证无以明事。郑侠事因张琥案劾，御史应避嫌，朝庭不过欲见臣与侠有无过往实迹，乞治于他司，或别遣官就御史台根究。”
于是赵顼下诏由知制诰邓润甫根究。堂堂一个朝庭重臣，当朝参知政事，便没来由的成了被勘治的对象。
吕惠卿与王安国有隙，这是人所共知。当年吕惠卿在王安石府上议事，恰遇王安国吹箫，因箫声过于缠绵忧伤，王安石写了一纸字条，要王安国“宜远郑声”，王安国回了一纸字条，要王安石“宜远佞人”。把吕惠卿说成佞人，吕惠卿一直怀恨在心。把王安国牵进郑侠一案中，正好一雪当年的心头之恨。还不止此，吕惠卿在中书把书案敲得笃笃直响，说王安国“非毁其兄，是为不悌”，参知政事这么一发话，王安国蒙上这一罪名，也就不会轻纵了。
王安国现在的官职是崇文院校书，这种馆职是为外放的下级官员所羡慕的，俸禄不高却已足够养家活口。王安国已把家眷接来京城居住，赁的保康门附近的房子，合家融睦，岁月也因此变得逍遥和悠然。
当侍御史知杂事张琥带着人提王安国时，王安国悠然不起来了。
那是在崇文院的偏厅里。没有一丝儿风，崇文院里闷热异常，王安国的背上早已被汗洇湿，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着，像小虫在脸上爬动。一声雷震，又拖着长长的一串尾音，仿佛有千百乘战车在崇文院的殿顶上碾过。变天了，透过穸棂可以看到天上乌云翻腾扩展，天公在布阵，在作着大雨前的准备。
张琥在以前是赶着王安国一口一个平甫长平甫短的，现在直呼其名了。“王安国，郑侠上疏侮毁大臣，妄论朝政，罪无宽宥，你与郑侠过从甚密，与你有无干系？”
王安国答道：“卑职虽与郑侠有旧，但郑侠上疏之事，委实不知，与卑职没有干系。”
张琥说道：“郑侠言道，擅发马递便是拜你所教，如何没有干系？”
王安国说道：“门监发马递极便利，不需卑职教，郑侠之言非是。”
又是一声雷震，随着一长串尾音响过，那雨哗哗的洒落下来。
张琥嘴里咕噜了声“好大的雨”，吩咐下人：“准备雨具，去御史台，王安国和郑侠当面对质。”
王安国至此时才意识到，即便自己一直反对哥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他的仕途生涯一直受到王安石的庇护。发发异论固然痛快，以正人君子自居也可自鸣得意，在朋友间互相标榜更可以佐酒、可以消度漫漫长夜。当着需要为所发的议论付出代价时，王安国犹豫了。他没有承认曾经对郑侠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京师的优游生活来之不易，贬黜和穷乡僻壤的生活委实令人望而生畏，他希望郑侠不要攀他，凭他和郑侠的交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御史台在崇文院北，离崇文院并不算远，因院子里有十几棵老柏树甚是高大，引来夜乌盘旋栖息，人们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也称之为柏台。又因御史的职责是监察官员，御史台可以置狱勘问，乌台两字，给人的联想不是飞鸟盘旋啼鸣，而是乌沉沉恐怖肃杀，望文生义，令人生畏。
王安国随着张琥冒雨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到御史台时，上身衣服还好，两条裤管已淋得透湿。此时，凡与郑侠有点干系的已全部叫到了御史台。王安国看时，见众人中有三司副使王克臣，御史杨忠信，登闻检院丁讽、孔仲卿，内殿承制杨永芳，抚州进士、郑侠的门人吴无至。再看郑侠，虽意态仍然居傲，满脸却是风尘之色，人也消瘦了些，身上衣服印满了汗渍，老远就闻到一股汗酸味。原本极清俊的一个人，落得如此，王安国不觉摇头叹息。
王安国没有想到会在御史台遇到这些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曾经支持过郑侠的人都是郑侠对御史说的。郑侠见了王安国，举手招呼，说道：“平甫也来了！”
王安国说道：“张御史问我发马递事，我说监门发马递极便捷，何用我教？便是上疏之事，我实一概不知。张御史便把我带来，说是和你当庭对质。”
王安国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郑侠撇清与他的关系，谁知郑侠笑道：“御史勘问，不当有隐，话既出口，何必掩饰？天地神祗、宗庙社稷、日月星辰、五岳四渎之灵，皆在左右，安可相欺？”
王安国对郑侠拱拱手，叹了一口气，说道：“既如此，安国夫复何言？”
郑侠既自负又迂阔，以为君子不隐，小人才诋谰，谁曾和他有过来往，谁又对他说过什么，不加掩饰都对御史说了。王安国本不想承认，反被他说了一通。
勘治郑侠，牵连上冯京和王安国，在吕惠卿可谓一石三鸟。但扳倒冯京，却也不易。冯京说不认识郑侠，查冯京府第的门房登记，也没有郑侠的名字。郑侠虽称冯京宜为宰相，也说未见过冯京。尽管邓润甫对郑侠反复探审，多所连引，冯京与郑侠有无关联仍不能定，而吕惠卿又不肯轻易放手，于日郑侠一案迁延下来，久拖不决。
郑侠这一案尚未了结，沂州传来消息，农民朱唐告李逢谋反，谋反的主脑人物却是宗室赵世居。
这赵世居是宋太祖赵匡胤一脉，宋太祖驾崩，传位给弟弟赵匡义，是为宋太宗。太宗驾崩，并未传位给太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是为真宗。现在的皇帝赵顼也是太宗的一脉。所谓谋反，其实是李逢向赵世居进了图谶文书，说赵世居当有天子之份，于是赵世居心里便不安份起来，茶余饭后，书简往来不免有所流露。与哨聚山林打家劫舍的盗贼不同，此种谋逆案最是犯忌。赵顼下诏置狱，由知制诰沈括、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究治。于是，赵世居、李逢一干人齐押御史台狱中。
此狱一起，牵连面甚广，其中还牵连到一名道士，名叫李士宁。而李士宁是王安石的朋友，王安石曾给李士宁写过一首诗，说的是：“楼台高耸间晴霞，松桧阴森夹柳斜。渴愁如箭去年华，陶情满满倾榴花。自嗟不及门前水，流到先生云外家。”诗中不乏对李士宁的思念之情，可见他们是极有交情的。如果李士宁参于谋反，王安石能脱得了干系吗？
王安石辞相回金陵没有几个月，就接连发生了两起大案。郑侠一案牵连上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李逢一案又牵连上了王安石的方外之交李士宁，于是人们的思维就不只停留在这两个案件上，而是有所延伸，并展开联想和猜测，渐渐把疑惑的目光落在了吕惠卿的身上。加上手实法和给田募役法的推行，京师渐渐有了“王政”和“吕政”之说，朝局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而在此时，在大黄平里，宋使和辽使为着边界问题唇枪舌剑，斗得正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