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将我的目光引向了“这个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又是陡然从忙忙碌碌跌入精神上的孤独无告，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去翻阅他的诗词与传记，最终真正认识了这“千古一人”。
青年丧母、中年丧妻、继而丧父；44岁困顿囹圄；49岁贬移汝州；50岁复官；58岁又遭贬，到了时称“瘴疠之乡、化外之地”的惠州；62岁再贬……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好像旅行一般，很少能够在一个地方安居很久的。他的官运虽然不佳，但是做官的兴趣却一直很高。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读东汉史书，就十分仰慕范滂的为人。有人因此判断他“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但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实非公卿之材，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
孙犁在谈到苏东坡的仕才与文才的时候说：“然在宋朝，（论文）欧公（欧阳修）之外，（苏东坡）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分心于文字。人各有禀赋、遭遇，成就当亦不同。”诚哉斯言！
但东坡自己意识到禀赋与遭遇之不同，却还要感谢那一次次被贬的经历。尤其是当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他才彻底醒悟了：“一段树木靠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晕纹取悦于人，其实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这种自省，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余秋雨称这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了”。感谢那些灾难，那些灭寂后的再生，那些穷乡僻壤的闭塞和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无告。这一切换来的惊醒，不过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少了一个“良臣能吏”，却多了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
在这惊醒之后，东坡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他的生活能力极强，他开始习惯于淡泊和静定，习惯于恶劣环境：在狱中，他也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远路，能吃粗饭。他还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的渊博、睿智和旷达在这时发挥出大作用，让他随时娱乐开导自己，他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在这种体味自然与生命原始意味的实践中，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一次次的蒸馏和升华。
显然，这位千古风流的文豪与无尽磨难的联系千丝万缕。千载而下，一个同样写字作画的文人在钦佩这个真正文人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中国只有一个真正的文人，可惜他已经死在了遥远的宋代，他就是苏轼。”还能说什么呢？这个骄傲的人。我们能评价他的，还是《宋史本传》中有关他的那句：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戟，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