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法律文件的制作、传递、学习和整理。秦对法律文件韵制作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下发法律文书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急件须及时下发，收发法律文件必须登记日期。官吏应熟知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法律，对于新法要在法定期限内熟知。官吏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法律，国家设“禁室”专门收藏每年的法令。官吏回答法律问题时，所记录的右券收藏入“禁室”。
汉代以后的法律艺术继承了战国、秦时期以法家精神为主导的法律艺术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的需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立法艺术即国家制定、认可和颁布法律规范的技术或方法。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法机构的组织与工作程序
皇帝掌握最高立法权，重大的立法活动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其具体方法是：皇帝任命对法律有较深研究的大臣组成立法机构，草拟、删修法典；如有疑难问题，则召集大臣咨询、集议；议定后，由皇帝批准颁行。此外，历代封建王朝还组成临时性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法令、判例的审核、编纂。立法原则的确定立法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必然受到统治集团法律政策的指导、支配。这些法律政策就是立法所遵循的原则。其重要者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保持法律的统一陛，实用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立法时机的判断与选择
在重大立法实际的判断与选择上，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改朝换代，与民更始。当社会大变革或大动乱之后，应及时制定新法典。
司法紊乱，除旧布新。旧法施行既久，致使律令繁冗、科条紊乱、前后抵触，造成司法混乱，应及时立法，统一标准。
出现偏差，矫而正之。当立法、司法产生普遍的方向性偏差时，应以立法而匡正之。
时机未熟，权而宜之。当大规模立法时机未成熟时，只可权宜，不可贸然立法。具体办法是沿用或改造旧法律，创造和适用判例、临时发布法令。
法律规范的体裁与样式
汉以后法典的体裁有以下特征：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名例》在前，诸律在后；律、注、疏、令、例，合于一典；历代均有单行法规和判例汇编。
法律规范的表述方法
为明确表述立法者的立法宗旨，使执法、守法者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强调讲求法律条文的表述方法，即：逻辑清楚，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准确，无生歧义；明白易知，通俗易懂。
法律解释艺术
汉以后，以法律注释为传统的律学有很大发展。这种注释从内容上可分为六类：一是术语注释，专门解释法律专用词语；二是情节注释，说明违法犯罪情节的含义与范围；三是制裁注释，说明制裁的范围与确定制裁的原则；四是程序注释，指出适用法律条文的特定程序；五是法理注释，说明该法条的立法本意；六是沿革注释，介绍该法条的渊源与变化，使司法者明其大义。
法律宣传方法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一是正规教育渠道，通过学官、私塾等教育机构教授法律知识；二是行政渠道，由政府机关悬示法条和告示，责民守法；三是民间渠道，通过家族系统对所属成员进行守法教育。
（2）司法艺术
包括审判、检验、法律适用等。
审判艺术
即法官审理案件的方法和技术，主要有：重初情，重勘验，重证据，察情词，慎刑讯，辨直曲。
法医检验艺术
中国古代以命案为案中之重者，确定死因是定案的关键因素，因此法医检验技术十分发达。
自汉至唐，已积累了关于鉴别死亡（窒息死、烧死、冻死、饿死、雷击死、急死）的初步经验，掌握了各类中毒（金属中毒、植物中毒、气体中毒、食物中毒）的症状，还发明了滴血验亲之法。宋以后，法医检验技术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法医检验逐渐制度化。法医检验已成为司法审判的必要程序，并为法律规范确定下来。第二，出现了法医检验的专门人员，作为司法职官的组成部分，从事日常的法医检验工作。第三，出现了大量的法医检验著作。如：《内恕录》、《检验法》、《平冤录》、《无冤录》、《检验尸伤指南》，等等。据宋代法医学文献《结案式》所列，法医检验分为四类：尸、伤、病、物。尸，是尸体检验；伤、病，是活体检验；物，是物证检验。其中尸体检验技术最为发达，其主要代表作是宋慈的《洗冤集录》。
上述法医检验技术作为法律文化成果，曾在许多国家广为传播。法律适用艺术在审判中，法官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法有明文规定，依法定刑；法无明文规定，引最相类似的法条定刑；无类似法条的，引相应的判例定刑；无相应判例则引最相类似的判例；无法条、判例可援引，或虽有但已过时，则以统治阶级现行法律意识、政策来审断。在这方面，古代法官积累了许多经验：第一，应掌握法律条文的准确含义；第二，要重点把握《名例》的精神；第三，注意区分易混的罪名，特别是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把握两者的要害；第四，注意推敲上级批文；第五，援引判例宜慎。
（3）法律文书制作、管理艺术
法律文书分为施政文书和司法文书两类。
施政文书分为下行文书和上行文书两种。下行文书是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诏令，其名称为：制、诏、策、敕、册、诰、旨、令、谕等；上行文书是臣僚对上级官吏和皇帝的章奏，其名目有：奏、章、表、启、状、笺、议、揭贴、制对、题本、奏本、奏折等。在国家机关之间，上行文书有：牒、申、呈、详、禀；下行文书有：符、帖、牌、票、檄；平行文书有：关、刺、移、咨、牒、照会。
司法文书分为一般文书和专业文书两种。一般文书指诉讼词状，专业文书指法官的判词及有关审判的词证笔录。中国封建社会很重视专业文书，据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唐选拔官吏的标准有四：“身”、“言”、“书”、“判”。尤以“判”为贵。因而，唐宋以后，《龙筋凤髓判》、《甲乙判》等指导人们习判的专书层出不穷。有的司法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制作笔录、判词的经验，如清代汪祖辉的《学治说赘》。
汉唐之后，上自朝廷下至郡县，均有专门机构或专人管理法律文书，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法律文书的制作、誊写、签押、投递、登记、保管、保密等制度和方法。凡篡改、填挖、误写、误传、误期、泄密者，均要处刑。
九 法家精神与历代清官
所谓清官，是中国古代民间对品行清廉、公正，守法持正，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司法官吏的美称。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宋代的包公、明代的海瑞。
古代清官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品性，实际上正是对先秦法家思想中公正、守法、严于执法、疾恶如仇、不避权贵等法家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早在秦时，这些法家精神就被统治者付诸实践，成为对司法官吏的基本要求。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为吏之道》51支简，是类似官箴一类的读物。其开篇第一段就是官吏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行和遵循的行为规范。
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怨决。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谏）勿塞。还列举了官吏的五大善行：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些都被汉以后历代所继承。因而，在汉唐之际被称为“酷吏”的司法官吏中，有些是清官。如：西汉的郅都，敢于直谏，公廉，执法不避权贵；张汤，官至三公，被诬陷入罪，自杀，死后家产仅总值不过五百金，都是所得奉赐之物；尹齐病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就是包公——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字希仁，为官三十多年，曾任知县、知州、知府等地方官，也任过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等中央监察官，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死后追赠礼部尚书。其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严惩贪官、为民雪冤、断案清正的事迹，被后人以戏曲、小说等形式热情讴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世人称其为“包青天”。
包拯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司法主张，并将之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