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判例法”到“成文法”
春秋末期，法家先驱的立法实践改西周以降以“议事以制”为基本特征的奴隶制“秘密法”——“判例法”为“成文法”。
西周立法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单项立法”，即分别规定犯罪的概念、司法的一般原则和以刑统罪的刑罚制度。前者类似后世封建刑律中的《名例》和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我们姑且称之为“名例项”。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
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命》日：“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后者类似现代刑法典的“刑罚”部分，姑且称之为“刑罚项”。如《尚书·吕刑》所载：
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4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可见，“名例项”不涉及具体的刑罚，大概与所谓的“有常无赦”之“常”的具体内容是不并列的；而“刑罚项”又不涉及犯罪的概念，两者是分离的。因为前者变化’大而后者变化小，所以把两者结合为一典，还需要长期的法律实践。
“单项立法”在司法上带来的必然结果是：
第一，判例（姑且称之为“判例项”）地位的提高。司法官以“名例项”和“刑罚项”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判决，所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就表明，这种判决既使用于本案，又对未来同类案件具有指导、参考作用。判例实际上成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之一。
第二，使司法官处于关键的地位。由于“名例项”、“刑罚项”、“判例项”是“三项分离”的，因而法官对某一案件的裁决便完全取决于对“三项”的理解和对案件事实的评价，即晋国叔向在抨击子产时所谓的“议事以制”。因此，中国古代人异常重视司法官的品质与才能。正如《尚书·吕刑》所说：“唯良折狱”，“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春秋时期，人们对司法官的品质与才能的重要性认识得更为深刻，称之为“直”、“博”：“直能端弊之，博能上下比之”，“上下比之”即《吕刑》“上下比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就是全面审度“名例”、“刑罚”并参考“判例”的意思。据《国语·晋语八》记载，訾祜就是春秋时期能够“端刑法，缉训典”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司法官。秦代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判例的作用，即所谓“行事比焉”。
正因为西周在立法上实行“单项立法”，而在司法上实行“三项分离”，所以对一般平民来说，除了简单的政令和刑罚手段之外，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名例项”、“刑法项”、“判例项”是无从知晓的；同时，对某一具体的行为是否系违法犯罪，应当处以何种刑罚，当然也不知道。在平民看来，西周的法律就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如果说西周是种族奴隶制的话，那么它的法律也可以说是“种族法”。这种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人们的血缘、身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周的法律是一种特殊的“属人法”。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中，这种“属人法”处处体现着公开的等级差别。西周以降，礼制日趋瓦解，战争导致疆土易主：“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天灾迫使人们迁徙，政治动乱使贵族“亡其氏族，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新兴地主阶级不得不以地域来划分居民，征收赋税。于是，西周的“属入法”过时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法律形式——“成文法”。
从春秋末期晋国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鲁国孔子对晋国赵鞅“铸刑鼎”的雷同的斥责中，我们不难体味到郑“刑书”、晋“刑鼎”在法律形式上具有的共同特点：改变了西周“单项立法”的传统，将“名例项”和“刑罚项”结合起来，成为“二项合一”的新式法典。叔向云：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意思就是说，过去审判案件时只是遵照“名例项”、“刑罚项”，并参考“判例项”，但是不曾预先制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的两项内容合一的刑罚典，以免百姓据法争辩。子产恰恰制定并颁布了这种法典。于是，“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争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其中的“征于书”之“书”，即传统的“名例项”；“锥刀之末”，即“刑罚项”。如果百姓连犯罪概念、司法原则以及刑罚措施都一清二楚了，自然可以就是否犯罪、应处何种刑罚等问题向法官和贵族据理力争；那么谁还会去遵守礼，尊敬贵族？
孔子云：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衍，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所谓“卿大夫以序守之”、“民在鼎矣”，意即过去法律由贵族内部掌握，现在却公布于百姓，是“贵贱无序”；“宣子之刑，夷之菀也”，意即“刑书”的内容不当为法。从《左传》记载可知，“夷蔸之法”是“二项合一”之法，只不过当时并没有颁布而已。
法家先驱子产、赵鞅铸“刑书（鼎）”颁布“二项合一”的新式法典，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当时经济发展、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角逐的必然结果。虽然西周的“名例项”和“刑罚项”在后来仍有广泛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判例”在实践中具有局限性，因此，这种“判例项”便逐渐被淘汰了。这样，在去掉“判例项”后，只有将“名例项”与“刑罚项”结合起来。当时，刚刚掌权的新兴贵族，一方面，畏惧奴隶主贵族对政权的觊觎，当他们感到奴隶主是最大的威胁时，便急于用法律的形式确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限制奴隶主贵族的传统特权，为此不惜讨好平民，对平民的利益适当加以“照顾”；另一方面，当新兴贵族内部诸派势力斗争激烈之际，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经过妥协之后，将过去的法律赋以新的内容并予以公布。这种新法律的颁布，在客观上有利于平民对旧贵族的“合法”斗争，有利于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和司法官的擅断。这种做法被后世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法家学派所继承和发扬。
（2）从“刑书（鼎）”到《秦律》
春秋以后，“二项合一”的新式法律逐渐增多，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同时，成文法在篇章结构上也不断成熟、定型化。这～过程既是法家学派形成发展时期，也是后世封建法典的“原始积累”阶段。
郑国三篇之“刑书”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致信批评说：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叁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作封洫，立谤政”，即指子产“作丘赋”，此项措施为郑人所谤，故称为“谤政”；“叁辟”，并非叔向所说的“禹刑”、“汤刑”、“九刑”，杨伯峻注云：
叁同三，《晏子·谏篇下》云“三辟著于国”，虽《晏子》之三辟，据苏舆《晏子春秋校注》乃指行暴、逆明、贼民三事，未必同于子产所制订之三辟，疑子产之刑律亦分三大类。或者如《晋书·刑法志》所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或者亦如《刑法志》所述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此仅三篇耳。吴阄生《文史甄微》谓“叁辟与封洫、谤政并言，亦子产所作之法”，是也。三辟为刑书之内容，铸于鼎而宣布之，又一事也，故分别言之。
据此可知，“叁辟”是子产“刑书”有三篇。至于三篇何指，已无据可考，但其内容应与子产的改革有关。我们推测，“叁辟”者，或系死刑、肉刑、轻刑（鞭扑）三篇，或系财产、职官、司法三篇，或系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司法程序三篇。把法律铸在鼎上，让百姓一望而知，且不说使民“观鼎”已经大大违背了周礼，单就将以往的“单项”法律总汇为三篇，集中于一鼎，已足以堪称一项划时代的伟业。
（2）晋国四篇之“刑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孔子抨击道：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从这封信可知，孔子必定知道“刑鼎”的内容及其与“夷蒐之法”的关系。因此，要了解“刑鼎”的内容，必须从“夷蒐之法”入手。
关于“夷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记载：
春，晋菟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日：“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由此可知，起初晋军，“蒐”于“夷”地，后来阳处父改在“董”地，并推荐赵盾执掌中军；赵盾在“董”地制定了法典。“夷蒐之法”实际上是“董蒐之法”。
赵盾“夷蒐之法”一般概括为“九事”：
宣子（即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净，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
从上下文来看，“制事典”与“以为常法”首尾呼应，讲的是自草拟法律到被确立为国法的全过程，因此应断句为：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
晋国“刑鼎”的内容实际上是四个方面：
刑事立法、司法——“正法罪，辟狱刑”
“正法罪，辟狱刑”，即以法治罪，修订罪名不当、不明者，并以修订完善的刑律审理狱中专决囚犯，以法科刑。可见，赵盾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兼有罪名和刑罚两方面的内容，二是在罪名和刑罚方面均与以往不同。由于文献记载不足，具体情况不能详知。
动产诉讼——“董逋逃，由质要”
这里所说的动产仅指奴隶、牛、马、羊。当这些财产脱离主人控制而在其归属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以“质要”为据来审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