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刚结婚不久的一个七月，至今令人难忘。我很荣幸地与福尔摩斯一起破获了三件大案，并进一步研究了他独特的侦破方法。在我的记录中，这三起大案分别是《第二块血迹》《失踪的“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
其中第一起大案堪称举足轻重，涉及到了王国中的许多权势之人，因此多年未能公开。但是，我认为，在福尔摩斯破获的所有案件中，该案件最能显示他的侦破功力和水准，也必将给世人留下最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份现场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方的杜布克先生以及格坦斯克的著名刑侦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讲述案件真相的谈话。此二人在该案中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最终都是因小失大，无功而返。然而，该案恐怕只能等到下个世纪才可能方便公开呈现。在此，我只能将所记录的第二个案子发表，该案曾一度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情节更是格外特别，令人关注。
学生时代，我曾与珀西·费尔普斯交往频繁。我们俩同岁，他却比我高两级。珀西才华横溢，几乎获得过学校设立的全部奖项。由于成绩突出，他毕业时获得了奖学金，由此得以进入剑桥大学继续学习。
在我印象中，他家有不少权贵亲戚。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就知道他舅舅是一位有名的保守党政客，我们称他为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虽然亲戚地位显赫，但他在学校里并未因此与众不同。相反，我们还经常在运动场上戏弄他，用玩具铁环撞他，以此为乐。
不过，当大家都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我听说他凭借着卓越才华与贵戚，在外交部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再之后，我就渐渐将他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这才又想起他。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华生：
我敢肯定，你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那时我比你高两级。或许你已听说，我凭借舅舅的权势，在外交部找到了一份好差事，颇受人的信赖与尊敬。但是，一场可怕的灾祸断送了我的前程。
在这里我没必要给你讲这件可怕的事，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请求，那我将亲口告诉你一切。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现在总算恢复了一点，却仍然很虚弱。你是否能与福尔摩斯一起来看我？虽然警方告诉我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我认为福尔摩斯一定有办法。我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望你能尽快邀他前来。请你一定向他解释，我没有及时请他帮忙，并非不尊重他的才能，而是由于灾难降临时我神志不清。现在，我的大脑虽已恢复正常，但我怕它再次复发，所以不敢多想。现今我仍很虚弱，只能由别人代笔写这封信。请一定和福尔摩斯一块儿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读完此信我很受震动，他多次提到福尔摩斯，言辞恳切，实在值得同情。大受感动之余，我决心无论困难多大，也一定要尽力帮帮他。我深知福尔摩斯嗜案如命，况且只要委托人信任他，他总是乐意倾力相助的。我妻子也赞成我的看法，建议尽快告诉福尔摩斯。于是匆忙吃过早饭，我又回到了贝克街的旧家。
我的朋友穿着睡衣，正坐在靠墙的桌子边专心致志地做着化学实验。本生灯的蓝色火焰上架着一个曲形大蒸馏瓶，瓶里的水剧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正缓缓地滴入一个容量为两升的容器里。我进来时他没抬头，想必正在做一个重要的实验。于是我便坐在扶手椅上一边旁观一边等他。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个瓶子，然后用玻璃吸管分别从每个瓶子里吸出一点液体，接着又取出一试管液体放在桌子上，同时右手拿起一张酸碱试纸。
“你来得正好，华生，一起看看。要是这张纸还是蓝色，那就一切正常；要是它呈现了红色，那这溶液就可以杀死人。”
他将试纸浸入溶液，试纸立即呈现暗红色。他大声喊：“果然是这样，华生，我很快就有时间了，那边波斯拖鞋上有烟叶，自己拿。”
他走到书桌旁，迅速写了几封电报，将它们交给小听差，这才一屁股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双膝弯曲，双手紧抱着两腿。
“这仅是件一般的谋杀案，”他说。“我想你是给我带来有趣的案子了吧，华生？否则你不会回来。讲吧，什么事？”
我将那封信递给他，他认真地读了一遍。
然后他将信递给我问：“他没有向我们说清情况，是吗？”
我回答：“是的，他几乎什么都没说。”
“只是笔迹值得研究。”
“这不是他的笔迹。”
“的确，这是一个女人写的。”
我大声说：“不会的，一定是男人的笔迹。”
“不，确实是女人写的，而且这位妇女的性格很特别。你看，有一点很重要，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与另一个人关系很密切，而这个人无论怎么看，都性格不一般。这案子还真勾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动身去拜访那位不幸的外交官，还有为他代笔的那位女士。”
我们来得正好，恰恰赶上了滑铁卢车站的首班车。一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楠树林中。从车站步行，仅用几分钟就到了布里尔布雷大宅里。它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我们送上名片，被带到了一间很别致的客厅。几分钟后，一个很健壮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四十岁上下，面色红润，目光中透着兴奋，却总给人一种幼稚的顽童形象。
他与我们握了手，然后说：“很高兴你们能来。整个早晨珀西都在盼着你们。唉，他现在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的！是他的父母派我来迎候你们的，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事都会痛苦万分。”
福尔摩斯说：“我们还不了解他的情况，而且我认为你也不是他的家人。”
那人十分惊奇，他低了一下头，然后放声大笑。
“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字母‘JH’了吧，我还以为你有其他高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珀西很快就要和我妹妹结为夫妻了，因此我也算他的一个姻亲吧。我妹妹安妮一定在珀西房中呢，这两个月以来，她不知疲倦地照料着珀西。我们现在就进去吧，你们不清楚珀西是多么急于见你们。”
珀西的房间与客厅在同一层楼，布置得很雅致，到处都摆着芳香的鲜花，既像卧室，又像起居室。沙发上躺着一个面如土色、十分虚弱的年轻人。沙发在窗户旁边，沁人心脾的花香和着新鲜的空气从窗外飘进来。一个女子坐在年轻人身边，见我们进来，赶忙站了起来。
她问：“我有必要回避吗，珀西？”
珀西拉住了她的手，不让她走。
珀西热情地说：“你好，亲爱的华生！你留了短须，我几乎认不出你了，我肯定，你也认不出我了。至于这位，我想，一定是你那名扬四海的侦探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吧？”
我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一起坐下。那个接我们的人出去了，而他妹妹应病人的要求留了下来。
她很讨人喜欢，只是身材有点矮胖，显得不很匀称，但她的橄榄色面庞非常漂亮，眼睛乌黑，头发黑亮，像意大利人。在她美丽面容的衬托下，苍白的珀西显得更加憔悴。
珀西撑起身子，接着说：“我不愿意浪费你们的时间，所以就直截了当地谈这件事吧。我原来是一个幸福且小有成就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快要结婚了。但是一件出人意料的祸事却断送了我的前程。
“华生或许告诉你了，我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由于我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缘故，我即将被提升。我舅舅是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常把些重要的事情交付给我，而我也总能出色地完成。总之，我赢得了他对我才能的认可。
“十个星前的一天，确切来讲是五月二十三日，他叫我去他的私人办公室，首先称赞了我的工作能力，接着对我说，他有一件新的重要事情要我去做。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纸卷，然后对我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件，但事情有些麻烦，报纸已经透露了一些细节，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再透漏任何消息。法国与俄国大使馆正在竭尽全力获取这份文件里面的内容。如果不是确实需要一个副本，我是绝对不会取出它的。你办公室有保险箱吗？’
“‘有，先生。’
“‘那么，把文件拿去锁在保险箱里吧。但我要提醒你：最好等到下班以后，你留下来认认真真抄一份副本给我，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抄完后，你再把原件与副本一起锁进保险箱，明天一早务必亲自交给我。’
“我拿上原件，就……”
福尔摩斯突然说：“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说话时，还有别人在场吗？”
“没有。”
“房间大吗？”
“大约三十英尺。”
“你们是站在房间中央吗？”
“是的，几乎在中央。”
“谈话的声音大吗？”
“不大，我舅舅说话一向声音很低，而我几乎没开口。”
福尔摩斯闭上双眼，又说：“你请继续。”
“我完全照他的话去做了。下班以后，只有查尔斯·戈罗特因一点公事没做完呆在办公室，于是我就先去吃饭，希望回来时他已离开办公室。吃完饭，他果然已离开了。我急忙去做我该做的事，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接待你们的哈里森先生——也在本城，要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沃金，我也想赶这趟车。
“我一看这份协议，发现果然非同小可，舅舅说的一点不夸张。无需细看，我已基本知晓了它的内容。它确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对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完全占优势时，英国海军将采取的措施。总之，协定内容是关于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我简单浏览了一遍后急忙开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是用法文写的，总共有二十六项条款。我虽然刻意加快了速度，但直到晚上九点，我才抄了九条。如此看来，赶十一点的火车无望了。工作了一整天，晚饭又没吃好，此时我的头脑已很不清醒，直打瞌睡，于是就想喝杯咖啡提提神。楼下有门房，一个看门人整夜都会呆在那里，为值夜班的人用酒精灯煮咖啡。我按铃叫了他。
“使我吃惊的是，进来的竟是一个十分高大粗俗的老妇人。她系着一条围裙，说是守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吩咐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脑袋更加胀痛，只好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活动一下双腿。但是咖啡还没送进来，我想知道为什么，便沿着走廊向门房走去。从我办公室出来是一条很直的走廊，里面灯光很暗。走廊的一头是我办公室的唯一出口，另一头则是曲折的楼梯，门房就在楼梯下的走廊旁。楼梯中间有个平台，平台可以通向另一条走廊，呈丁字形。另一条走廊的尽头也有一段楼梯，该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人们出入，也是去查尔斯街的捷径。办公室的地形大致如此。”
福尔摩斯说：“谢谢你，我已经听明白你所讲的事了。”
“请注意，下面是最紧要的时候了。我走下楼梯，守门人在门房中睡得正香，酒精灯上的咖啡剧烈沸腾着，还溢到了地板上一些。我取下壶，熄灭酒精灯，正要叫醒他。突然，他头顶上的铃声大作，他一下醒来了。
“他迷迷糊糊地看着我说：‘费尔普斯先生！’
“‘我来取咖啡的。’
“他看了看我，又望了望仍然响着的电铃，说道：‘我正在煮，可不知怎么睡着了。’说完，他忽然更加惊奇。
“他问：‘先生，既然您在这里，那谁在按铃呢？’
“我大惊道：‘按铃？按什么铃？’
“‘这铃是在您的办公室里按的。’
“我的心立即揪了起来。这么说，我办公室一定还有人，而我那份重要文件就放在桌子上。福尔摩斯先生，你能想到，当时我像发疯一样冲上楼梯，跑向走廊，可是走廊里并没有人，屋里也没人。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只是我刚刚抄的那份原件不见了，桌上仅剩下抄到一半的副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不停地搓着，看来这案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低声问：“请原谅，那时你做了什么？”
“我马上想到，那贼一定是从旁边进来的，因为如果他从正门进来，一定会遇到我。”
“你确定他没有在屋里或走廊里藏着？你说过走廊十分昏暗。”
“这不可能，因为，不管是室内还是走廊里，都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谢谢，请继续。”
“看门人看见我慌张失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赶忙跟着我上来了。后来，我们二人顺着走廊跑向与查尔斯街相通的楼梯，楼下旁门关着却没上锁。我们立即推开门冲出去。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钟正好敲了三下，是九点四十五分。”
福尔摩斯在衬衣袖口上写了些东西，然后说：“这是很重要的线索。”
“那天夜里下着小雨，天色很暗，查尔斯街上空无一人，但大街尽头的白厅路却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们连帽子也没来得及戴，一起顺着小路跑，结果在右边的拐弯处遇到了一个警察。
“我喘着粗气说：‘发生了盗窃案，有人偷走了外交部的一份重要文件，你看到什么人路过这里吗？’
“‘我在这里仅站了十五分钟，先生。这段时间只有一个老妇人经过，她个子很高，披着佩兹利花头巾。’
“守门人大声说：‘那是我妻子，还有别人吗？’
“‘没有。’
“守门人拉着我的袖子说：‘这样说来，小偷一定是从左边拐弯处逃跑了。’
“但是我并没有相信他，他试图将我引开的举动却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
“‘那个女人从哪里走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看见她急急忙忙地从这里走过去，但没太在意她。’
“‘她走了多长时间？’
“‘啊，不是很长。’
“‘有五分钟吗？’
“‘不到五分钟。’
“‘现在时间很宝贵，但是，先生，你在浪费时间！’看门人大声说道，‘请相信我，这事与她没有关系，快到街对面找找吧！你不去，我去！’说完，他跑向左边。
“我马上追过去，拉住他问道：
“‘你家在哪里？’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不过，您不要被假相迷惑，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到这条街的左边去找找，看是否可以找到点线索。’
“我一想，或许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们三人又匆忙跑到对面，可街上的人都忙着赶路，人人都想赶快回家避雨，没有谁肯停下来跟我们搭腔。
“我们只好又回到外交部，搜查了楼梯和走廊，但一无所获。在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漆布，颜色很浅，有脚印就会被发现，我们认认真真地检查了几遍，却没有发现任何脚印。”
“那天晚上一直下雨吗？”
“是的。”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九点进入办公室，她的鞋应该带泥，怎么会没有脚印？”
“我很高兴您也考虑到了这点。这个女杂役工有个习惯，在楼下进门时要脱鞋，然后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这就是说，那天晚上虽然下了雨，但却没有脚印留下，是吗？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后来你们又做了什么？”
“我们又检查了一遍房间。这房间没有暗门，窗户离地大约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了插销。地板上铺着地毯，不会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的白灰漆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谁偷走了文件，也只能从房门出去。”
“壁炉呢？”
“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我的写字台右边是电铃，谁想按铃都必须走过去。但是窃贼为什么要按铃呢？这个问题很难解释。”
“是很奇怪。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我想，你们搜查了屋子，难道没有找到任何窃贼留下的痕迹，像烟头、手套、发夹等小东西吗？”
“没有。”
“没有闻到什么特殊气味吗？”
“哦，这我们倒没注意。”
“在案件调查中，即使很淡的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