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到1991年，正是娃哈哈飞速成长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生产能力整整扩大了60倍，年获利更是暴涨了100倍。然而企业发展得越快，宗庆后的心反而变得愈发焦急，因为原有的一千多平米厂房已经严重饱和，根本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求了。
当时的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全面热销，每天催货的电话和信函不断，在杭州清泰街上的娃哈哈公司总部，更是排满了前来提货的车队。供不应求的状况愈演愈烈，到后来甚至出现了倒卖进货指标的夸张事情。
这种好势头，对娃哈哈来说就是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面对群雄纷起、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营养保健品市场，宗庆后知道，如果不及时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尽快形成自己的规模优势，大批跟风仿冒的产品立即就会涌现出来，再好的产品也会被它们扰乱大好的发展前景。
必须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尽快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优势，迅猛壮大，甚至一飞冲天！心急火燎的宗庆后以最快的速度向上级递交了要求批地建厂房的报告。这一次可不比三年前的营养液原液车间建设，那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班加点，紧赶慢赶，进度总还能自己掌控。可这次是要正儿八经地批地批项目，他知道，按照传统的套路，从立项到征地再到建设，没个两三年时间是很难拿下来的。
可是转眼快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项目审批仍然毫无进展，甚至连红线都尚未划出。在这种状况下，宗庆后心里的焦躁是可想而知的。照这样下去，别说新厂房遥遥无期，就是给批下来，等建设好了，市场还会等着你吗？如果新厂房建起来了，销路却没有了，那可怎么办呢？
守着摊子不扩大不行，想把蛋糕做大偏偏主动权又不在自己手里，真是急，急死人啊！
就在宗庆后为无法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的时候，一道曙光悄悄地出现在了前方。这道曙光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批示。
1991年的宗庆后已经算是杭州城里的知名人物了，他领导的校办企业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所创造的惊人业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两位记者傅上伦和朱国贤慕名深入到娃哈哈企业内进行调查研究。
面对新华社记者，心急如焚的宗庆后毫不保留地倾诉了憋在心中的苦闷，他把企业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和阻碍原原本本地告诉记者，并恳请两位记者帮助呼吁企业的难处。
“如果月球上有地可以租，我也恨不得去租下来了！”他不无自嘲地说，眼神里饱含着激愤和无助。他希望能够借助记者的力量，让上层的领导关注到他所面临的困难。
宗庆后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雷厉风行的创业激情，以及他一手创办娃哈哈的艰辛历程，深深地感染了两位记者。宗庆后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万般焦虑和困兽般的无奈，更是博得了两位记者深深的同情和支持。
很快，一篇题为《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的长篇调查报告在7月份的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整整五千字的篇幅，分为上下两期连发，如此“兴师动众”，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文章详尽地介绍了娃哈哈的发展历程，对其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和企业创始人宗庆后的情况也作了比较仔细的介绍，并且为娃哈哈概括出了四个企业特征：一是没有成品仓库，工厂的库存几乎为零；二是每百元产值只占用1.54元流动资金，定额流动资金的流转天数仅6天，实属全国罕见；三是企业无任何借款和欠债，这与当时众多深陷于三角债之中的大中型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四是企业不仅流动资金全部自给，而且还有近2000万元的银行存款。
文章还介绍了娃哈哈发挥校办企业作用、大力捐资助教的情况，仅1990年，企业上交教育局612万元，比国家拨给该局的全年教育经费整整高出了近一百万元，校办企业对教育的贡献如此之大，可以说是全国仅此一家。
文章认为，“娃哈哈现象”对如何搞活大中企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而娃哈哈的成功，宗庆后的正确经营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两位新华社记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如实反映了娃哈哈人的苦衷，并且呼吁有关部门对娃哈哈的发展给予帮助和支持。
这篇观点鲜明、论据翔实的文章立即引起了邹家华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没有简单地写上一个“阅”字算数，而是提笔作出了认真的批示：“这篇报道很有启发，可印发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同志参阅，请罗干同志批示。”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接到指示后，也相当重视，他立即要求办公厅成文印发，送给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阅。于是，中南海里的领导们都知道了在杭州有个名叫“娃哈哈”的企业。
国务院副总理的批示令宗庆后兴奋不已，他没有想到，一篇内参，竟能让“娃哈哈”名扬中南海。更令他激动万分的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也对娃哈哈的发展高度重视和关注起来。
1991年8月初，时任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的沈者寿被确定为对口联系娃哈哈的主管领导。8月14日，他带领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和浙江日报社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一行来到娃哈哈开展调查研究，在详细了解了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后，这几位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领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几位领导很快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不少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日子都已经非常困难，但是却有大量的厂房设备闲置，如果能来个“小鱼吃大鱼”，让娃哈哈通过兼并亏损国营企业的方法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不仅可以快速解决娃哈哈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可以盘活现有的亏损企业，实现一举两得的双赢效果。
兼并哪家企业最合适呢？当然是要选择产品相对接近的食品行业企业。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想到了杭州罐头厂。
杭州罐头厂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外贸部定点出口加工企业等头衔，曾令这家拥有两千多名员工的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创下过1000多万元的年销售额。但是随着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替代，杭州罐头厂的经营开始急转直下，外贸订单骤减、产品大量积压、负债不断攀升，令企业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到1991年初，企业负债已达6700多万元，人均欠债达3万多元，库存积压产品高达1700万元，而且还有740名退休工人需要由企业负担。
这样的企业，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几乎已经是回天乏力了。但是，这副“烂摊子”里也还蕴藏着货真价实的“宝贝”：100亩地的厂区、5万平方米的厂房。这对急需场地、急需厂房的娃哈哈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就算因此背上再大再沉重的包袱，应该也是利大于弊的。
可是由一个创办才不过四年时间的校办工厂去兼并一家历史悠久的国营大企业，这行得通吗？面对这样一个触及到传统体制和利益机制、充满了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方案，大家会接受吗？
沈者寿回去之后把自己在娃哈哈调研的情况向市长卢文舸作了汇报，并把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的设想提了出来，卢文舸听了沈者寿的认真分析之后，连连点头，当即表态支持这项改革。
得到了卢文舸市长的明确表态后，沈者寿又向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吴仁源作了汇报。吴书记在肯定了这一思路之后，第二天下午又冒着酷暑亲自到娃哈哈做了一番实地调查，并专门找宗庆后谈话。
在德高望重的市委书记面前，宗庆后彻底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认真地回答了吴书记的提问，并且把自己急于想抓住机遇把企业做强做大的真实思想和盘托出。调研结束时，望着吴仁源书记神态怡然、步履轻松地离去，宗庆后心理感觉踏实多了。有吴仁源、卢文舸、沈者寿这些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娃哈哈暂时遇到的困难一定会迎刃而解！
的确，杭州市委、市政府在娃哈哈发展的关键时刻给予了重要的支持，特别是作为对口联系的领导沈者寿，在向市委书记和市长汇报情况并争取到了两位领导的支持后，又逐个找了杭州市经委、体改办、财税局、轻工业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上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交换意见，大家对这个突破常规思路的改革方案也纷纷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且表态一定会全力以赴、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这项具有震撼意义的改革大手笔。
1991年8月下旬的一天，宗庆后接到了来自杭州市委办公厅的通知，市委秘书长沈者寿有请，让宗庆后前去谈谈改革方面的事。
宗庆后心里很明白，这改革方面的事，百分之百就是关于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的事情。
其实在那次市委书记吴仁源亲自来娃哈哈调研之后，他就已经得知市领导有意让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了。于是，宗庆后在第一时间悄悄去罐头厂实地踏看了一番。
那天他坐着厂里的那辆白色桑塔纳，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了杭罐。车子在宽敞的厂区内兜了一大圈，占地整整100亩的厂区，还有5万平方米的厂房，看得宗庆后心潮澎湃。
“好大的地方啊！要是这里真的能让给我来使用，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付出！”对于当时只有1500米厂区面积的娃哈哈来说，杭罐的厂区实在是太壮观了。一心急于想把企业做大的宗庆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所以，当沈者寿开门见山地跟宗庆后谈了让娃哈哈兼并杭罐厂的打算后，他几乎未加思索地说：“只要市委下了决心，我当然愿意！”
宗庆后虽然答得如此干脆，沈者寿却是前前后后想了不少问题。他说：“杭罐厂还有6000多万元的债务和2200多名职工，其中光退休工人就有740多人，这个负担也不轻啊。为了稳妥起见，有关部门提出了代管或者联营等几种方案，你看看，觉得那种方案更合适？”
“要兼并就应该清产核资、明晰产权、彻底兼并，否则旧账不清，企业是很难放开手脚发展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宗庆后充分展示出了他的魄力和果敢，他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怕吃眼前亏，债务我有信心偿还，员工我也有能力安置。”
颇具改革精神的沈者寿对宗庆后这种敢于承担的魄力赞赏有加，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兼并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州罐头厂，同时负责接收原企业的500名合同制工人。杭罐厂的其他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通过提前退休、下岗等途径分流，退休人员由杭州市政府负责安置。为了减轻娃哈哈的负担，允许杭罐厂原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企业扭亏为盈后再进行还款。
市委领导体恤企业、支持改革的态度和精神令宗庆后大受感动，热血沸腾的他当即表示愿为市委、市政府分忧解难，他主动要求接收杭罐厂的全部2200多名员工，还立下军令状，一定在半年之内实现扭亏，决不拖债权银行的后腿！
在很多人看来，宗庆后实在是有点意气用事，既然市领导都已经替你下包袱了，你何必又去自揽麻烦呢？不过相当自信的宗庆后心里却有自己的一本账：在这项兼并改革中，各种舆论压力是不小的，一旦真正实施起来，来自企业员工的阻力肯定会更大，现在我必须主动表现得高姿态一些，才能从市领导那里、从杭罐员工那里、从社会各界赢得更多的好感和支持。只要能顺利实施兼并，成功拿到杭州罐头厂的那片土地和厂房，和我们娃哈哈的优势互补起来，那蛋糕就能成十倍百倍地做大，别说几千万债务、几千名员工，就是背上再大的包袱也是划算的。
即使宗庆后表现出了这样的高姿态，可当娃哈哈要兼并杭罐厂的消息传到毫无思想准备的杭罐干部职工当中后，还是引起了空前激烈的反应。
1991年8月29日，由杭州市委、市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杭州罐头厂。这天下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目的是传达市里作出的兼并决策，可是关于兼并的决定还没念完，会场里就乱成了一锅粥，有的员工嚎啕大哭，有的员工破口大骂，有的员工干脆站起来退场表示抗议！
第二天，杭罐厂再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是否同意兼并”这一议题进行表决。可是表决了好几次，均未能通过。会场上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气氛，杭罐厂的职工代表们仿佛面临着世界的末日，一个个都满怀着愤慨与悲怆。
也难怪，虽然1991年的中国大地，改革的浪潮早已在各地席卷，但在国营企业的机制里呆惯了的杭罐人，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在他们的眼里，国营企业还是一口铁饭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着自己的厂子也还是一家有两千多名职工的国营企业，凭什么要让一个只有160名职工的校办小厂来吃掉自己？他们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兼并”，必然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可怕后果，于是阻挠兼并的力量迅速集结了起来……
“誓与企业共存亡！”如此充满悲壮的标语，赫然出现在了厂区最醒目的地方；揭露企业被出卖、反对企业被兼并的大字报，被张贴在了厂区的公告栏中；护厂队、生产自救委员会在部分员工中酝酿成立。
与这些反对力量遥相呼应的，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议论：“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吗？可他们偏偏却把一个国有大企业给搞死了！”“这种兼并，不等于是在搞和平演变、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得知要去兼并那家负债累累的亏损大企业，娃哈哈的员工们也不乐意了。“这么大个亏损企业，几千万的债务哪，咱们好端端的一个企业还不被他们给拖垮了？”“咱们吃苦受累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倒好，一下子要来那么多亏损企业的职工跟我们分食，他们凭什么？”“兼并可以，承担债务我们也认了，但是那么多员工我们不能要！”
这场由杭州市委、市政府力主的改革举措，眼看着就要在各方的强烈反对下功亏一篑。紧急时刻，沈者寿决定让关键人物宗庆后出击前沿，直面杭罐职工做工作。
“我想让你明天跟我一起到杭罐，去跟那边的职工介绍介绍娃哈哈的情况，谈谈你对兼并的思路和打算，你看怎么样？”8月30日的深夜，沈者寿拨通了宗庆后的电话，只要对方有勇气站出来，他愿意亲自出马为宗庆后保驾护航。
宗庆后没有让对他寄予厚望的市委领导失望，他爽朗干脆地说：“好，我去！”
8月31日下午，杭州罐头厂厂部礼堂里人声鼎沸，全厂的300多名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全部都被召集到了一起。听说娃哈哈的宗庆后要来厂里，会场内仿佛炸开了锅，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猜测着这个野心勃勃的兼并者究竟会是怎样一个人？他想跟我们讲些什么话？
2时半，沈者寿和宗庆后准时出现在了会场上。在台下一片闹哄哄的议论声中，宗庆后开始了他的演讲。
“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救你们的……”宗庆后张口第一句话，就把台下的杭罐员工们给震住了：“没有人能够救杭罐厂，除了你们，在座的两千多名杭罐人。”
台下的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兼并者有点特别，似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傲气和霸道，而且他的话还是比较实在、比较中听的：“杭罐厂落到今天，不是大家不努力，而是机制上的问题，是运转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旧机制，再也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冲击了！我们来，是要和你们一起脱胎换骨，让杭罐厂重振雄风！”
宗庆后接着谈起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基本情况，他用充满自豪的语气重点介绍了娃哈哈几个令人骄傲的数据：
“去年一年，我们娃哈哈146名职工实现年产值1个亿，创利2224万元，经济效益在杭州市名列第2位，在浙江省列第6位！”他要让心存傲气的杭罐职工明白，娃哈哈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小企业，从经济效益看，娃哈哈才是真正的强者！
“在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中，我们娃哈哈名列第85位；在全国60万家校办企业中，我们更是连续多年的效益冠军！”骚动的会场，在宗庆后的介绍声中逐渐安静了下来，这一连串令人瞠目的数据，果然把杭罐人给震住了。
“我们的主导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已经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各类金奖、大奖20多项，销售状况和资金回收情况都非常良好，目前企业不仅没有任何欠债，而且在银行里有一笔吃吃利息就足够支付全厂职工工资的存款！”台下鸦雀无声的杭罐职工们，眼中已经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了羡慕与渴望的神色。
看到自己的开场白已经起到了效果，宗庆后心中暗暗高兴。他话锋一转，谈起了娃哈哈面临的难处：“按照我们的发展趋势，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规模化经营。但是，我们的生产场地十分有限，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制约。市计委给我们批了30亩的用地计划，可整整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项目却还没有批下来。眼看着大好的形势就在面前，可我们却无法扩大优势乘势而上，我心里着急啊！”说到这里，触到痛处的宗庆后声音有点哽咽了。
这不仅是一位牛逼的厂长，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性情中人！他没有在被兼并者的面前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而是掏心掏肺向大家倾诉自己的难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家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对待呢。会场里的气氛开始有了悄悄的变化，大家都被台上这位娃哈哈掌门人的坦率给感染了。
见时机已经成熟，宗庆后立即打起百倍精神，用一种极具煽动力的语气慷慨激昂地说道：“现在，杭罐厂虽然在经营中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有5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设备，有一支政治觉悟高、战斗能力强的职工队伍。如果能把杭罐和娃哈哈的优势结合起来，肯定能产生无穷的力量！”
接着，他开始切入正题，谈起了兼并后的思路与打算。他说：“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要盈利。兼并之后，罐头还是可以照做，但必须是要能够赚钱的，不赚钱的我们坚决不做。”
“兼并之后，两厂的工人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人了，所有员工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一视同仁。我保证，只要是勤劳肯干的人，收入一定会比原来多几倍，甚至十几倍！”
“关于企业的管理，我坚持的是管理要严、待遇要好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管理，企业就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没有良好的待遇，企业同样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于用人原则，我可以在这里向大家保证，绝对公平公正。能干又肯干的，我会发挥专长，提拔重用；肯干却能力不足的，我会人尽其才，妥善安排；能干却不肯好好干，甚至阻扰改革的，我会坚决处置，绝不留用！”
如此坦荡、如此率真、如此果敢、如此豪情满怀。杭罐职工们终于发现，他们遇到的是一位真正难得的治厂人才，有他的带领，前途一定会光明。
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里一阵又一阵地响了起来。
当天，杭罐厂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同意由娃哈哈兼并杭罐的决议，杭州罐头食品厂的员工们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91年9月3日，杭州市政府正式下文比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并且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次兼并举措，称此举是立足大局，推进改革的大手笔。
这意味着，宗庆后“以小博大”的兼并之举，不仅得到了杭罐职工的同意，更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新闻媒体在这时候也给了宗庆后最为有力的支持。就在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杭州的各家媒体都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兼并作了正面的报道，舆论的一致力挺，使宗庆后变得更加底气十足。尤其是9月5日的《杭州日报》，一举主导了当时的舆论导向。
这天的《杭州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的报道，报道的作者便是最初与沈者寿一起提出这个兼并设想的浙江日报社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和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他们在报道的副标题中将这次兼并评价为“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让娃哈哈和杭罐实现双赢的改革之举。
与这篇报道配发的，是一篇极具份量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文章将这次兼并定性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而这位不露面的“评论员”，正是一手促成这次改革的市委秘书长沈者寿。在评论文章中，思维敏锐、文笔极佳的沈者寿以十分鲜明的观点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兼并的肯定与支持。
《杭州日报》的报道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引起了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9月7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李泽民专程来到刚组建起来的杭州娃哈哈食品企业集团公司考察。在实地查看被兼并后的杭罐厂的时候，他当着所有在场工人的面，大声称赞这次兼并改革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大好事。
省市领导的支持，新闻舆论的撑腰，让宗庆后彻底放开了手脚，他开始按照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大刀阔斧地施行起了他的治厂方略。
如果不是果断出击，紧紧抓住了兼并杭州罐头厂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很难想象当初的校办工厂会发展成如今这么一个强大的饮料企业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