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初，周克芹就有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
年底，在红塔区公所，工作顺利，生活安定，心情平静，进入了酝酿的过程。
他把这部作品暂名为《天府之国》，初步计划写连续性的三部曲：一、《岭上人家》；二、《年纪轻轻》；三、《城乡上下》。
他的设想是：通过这部作品，展现芙蓉镇——彩云岭从解放前后到1970年前后，约二十年的风云变幻，反映川中农村、乡镇的时代变迁。
他将这个打算告诉简阳县的三位好朋友。
这是他当时的“松竹梅岁寒三友”。
一个是牌坊沟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的吴远人(吴承蔚)，另两个是石桥镇附近空气压缩机分厂的胡其云、支延明。
他于1972年与吴远人认识。两人一见如故。他们的住家只隔一道山岭，常常相会于山岭之间，长谈至月落星稀。
其后，经吴远人介绍，他又认识了支延明、胡其云。
他同胡其云原是诚明中学的校友，各在尘海中转了一圈之后，重又相逢。
四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彼此间志同道合，每每聚在一起，纵论文坛风云，指讦文学时弊，鼓舞创作信心，切磋创作技艺，推心置腹，无所顾忌。
在文坛风雨如磐的岁月，他们如诗似的排遣情绪，调节情趣，正如所借用的一句诗形容的，有点“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味道。
三位朋友都支持克芹的创作计划，给他出了许多好主意。
1976年，克芹也曾对实现这个“大计划”发生过动摇。
他在笔记本中自忖地写道：“我的生活经历与艺术修养，似难完成这样一部时间跨度大的巨著。”
他反问自己：“写作这样一部巨著，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全‘生活’在故事发生的年代里，‘生活’在那些人物中，没有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没有必要的客观条件是不行的……你有那样的时间和精力吗？你有那些条件吗？”
但他又鼓励自己：“这些实际情况应该考虑到。不过，这只能使自己更刻苦，更勤奋，更加踏实地熟悉和表现那一段生活，因而需要的是冷静，冷静，而不是泄气。”
1977年春节，他偕胡其云重游了石桥镇，浸沉在少年时代石桥镇生活的回忆里。他激动得不能自已，下了创作的决心。当晚，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关于《天府之国》第一部《岭上人家》中的芙蓉镇，我决定以石桥镇为原型不变了！从《岭上人家》开始的长篇创作计划不变了！”
1977年11月上旬，周克芹应邀去温江县，参加了省文联、省作协在这里举行的文学创作座谈会。
5日，听了李累的报告。17日，听了沙汀、艾芜、马识途的讲话。他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创作的积极性更高，写长篇的决心更大。
沙汀说他刚刚从北京回川。北京的曹禺写了《王昭君》，身体很坏，但仍然去科学大会访问科学家。张天翼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也在考虑创作。周立波、刘白羽都有创作计划。年轻作家更不必说了。他们的干劲从何而来？粉碎了“四人帮”，人人心舒畅！
沙汀说：“现在人民群众都看着我们，不拿点像样的作品出来，哪有脸面啊！不像话啊！你们在座的大多是壮丁，更应该干，干，干啊！”
马识途说国庆三十周年，我们拿什么献礼？我们这个大省，压力不小啊！
周克芹在小组讨论中，也有简短的发言。
他说这些年看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但也有大批干部承受着委屈的痛苦，带领群众搞好生产，使国家能经受考验，人民不致饿饭，所以他写了《早行人》《李秀满》等作品，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是从总体上说，还没有一篇像样的作品，还愧对时代的要求，愧对人民的希望……此后，他就转为沉默，转而苦着脸。
他一会儿继续进行《岭上人家》的构思，一会儿又联系到报告中讲到的创作同“四人帮”、同“左”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作品，想到要写一部现实题材的“像样”的小说。
他记叙当时的心情是：
“一个偶然的打击——门齿缺了，说话不方便了，于是原来就有的那种沉默和孤僻得以发展了，也就更惯于沉思了，惯于思考了。心里灼热的情感难以从嘴里、从笑脸上表露出来，总会像火山的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将来通过自己的笔奔涌出来。”
温江座谈会19日结束。克芹于20日回到区公所。第三天，即11月22日晚，他拟出了《岭上人家》的写作提纲。
他确定：
“以一个农民家庭为中心，通过这个家庭以及与之有联系的人的描写，反映时代变化。
“这个家庭居住在四川盆地一个山峦起伏的地方——芙蓉镇外的彩云岭上。
“这家人姓陆。户主陆天林，是居住在岭上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和他的妻子陆大嫂养了四个儿子。另外还收养了一个从河南逃荒来的小姑娘春儿。陆大林和他的儿女们，是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
接着，他乘兴写出了陆天林和五个儿女的人物小传，写出了与陆家相关的几个人物的简记。
关于作品的布局，他从大体上作了考虑：
“不打算用那种跟着某一个主人公走的写法。虽然那种写法有许多方便之处，容易安排情节，容易吸引读者，但难以表现众多的人物和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风貌……”
然而，这时候，温江座谈会上产生的写现实题材的想法老是“心血来潮”，那种种切近现实的感受，那一个个活鲜鲜的人物形象，老是涌上心头……
他几经思想矛盾，后来终于将笔一搁：还是先写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
这部作品也是写当家农民和他的儿女。
这部作品的当家农民，不姓陆，姓许。
这部作品暂名：《许茂家里的女儿们》。
他迅即在笔记本上写道：
“在酝酿长篇《天府之国》首卷《岭上人家》的过程中，主人公们的音容笑貌及他们的斗争历史把我的思想拉回到了少年时代的五彩缤纷的生活。
“然而，现实的、更为贴近的生活，这些年的经历和感受，却又迫使我不得不把写作计划改动一下——先写《许茂家里的女儿们》(暂名)，写几个男女农民在‘文革’中的故事……”
这时，时间已是11月23日凌晨。村鸡高唱，东方发白。他仍在亢奋之中。
他在笔记本上继续写道：
“……是的，就这样决定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觉得只需把我最熟悉的几个生产队的百户人家稍加概括，即可以完成一个中篇或长篇。不是吗？
“许茂是一个受尊敬的、还有一些缺点的老头儿，他一辈子养了许多女儿，女儿们个个都是挺能干的，可日子依然过得不如意，很痛苦。他没有一个儿子。他年轻时饱经沧桑，中年时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现在他的家境比别人富裕一点，他害怕回到旧社会去。他和他的女儿们，全是能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性格——这就构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
“有女儿，就有女婿。女婿们加上女儿们，各家各户，就形成一个‘社会’。……”
想到这里，他回头想了想篇名，提笔把《许茂家的女儿们》画掉，另行写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认定“这样才切合整体构思！”
接着，他继续设计那一个个人物。
他想起他熟悉的那些妇女。她们在灾荒年代，在动乱岁月，几遭不幸仍茹苦含辛地渡过了难关。
他联想到他被“贬”回乡当农民时，由痛苦到坚强的情感历程，那刹那间的“牛劲”：不能向命运低头，不能在人生的艰难中沉沦。
他想得更远更远，想到母亲、祖母和祖母讲给他的柯太婆茹苦含辛、重建家园的故事。
猛地，他面前又浮现起那两个挖野菜的妇女，那戴着刺梨花的小姑娘，那黑瘦脸上绽出的笑容，那时候他记下的感受。
许许多多的经历和见闻，失望和希望，痛苦和欣慰，严峻的现实和充满美好的人生……于是，四姑娘在他心中出现了。
他给四姑娘定下一个基调：于艰难中含泪直面人生，在困苦中坚韧不拔地开拓未来……
他想起那些从土改到合作社到公社到现在、一步步走过来的庄稼汉、当家人，他们对新社会、对党的信心从直线上升到直线下降，到“文革”中，骂政策甚至骂党，自己也变得自私自利……
他面前掠过那撕大字报的老头儿的身影。
他眼前反复出现他父亲，想起父亲和他的争论，想起父亲对子女痛苦的不关心，想起自己被遣送回乡务农时、每遇到挫折时父亲的冷眼和喷鼻……
他不禁问：一个曾经在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顺畅地生活过来的庄稼汉、当家人，为什么变得对什么都怀疑和冷漠了呢？为什么一个正在抖落身上历史尘埃、解脱着因袭的重负的农民，又再次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负担呢？难道仅仅是他们的过错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农村的方针政策，社会的动乱，造成的生产破坏，造成的吃饭问题，是否已给农民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我们不是经常讲“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吗？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什么竟然被制定政策的人们忽略了呢？仅只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一条“左”的路线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历史的前进，给农民制造着痛苦？……于是，他要写的许茂逐渐鲜明了。
他给许茂初步定下一个基调：私心重，人正直。
私心重，从主观上说，许茂老汉在合作化运动中，因为缺少劳力和家底薄，入社对他有好处，进了社。后来日子过好了，女儿们长大了，劳动力强了，家业一天天兴旺，埋藏在心里的私字滋长起来了。这正如阳光雨露催苗壮，杂生的莠草也猛长一样。
从客观上看，由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还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上面的政策对农民这也卡，那也压，农民无心种庄稼，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个曾有一番发家的“雄心壮志”的庄稼汉子遇到了挫折，就逐渐怀疑上面“整拐了”，“世道”不好了，灰心丧气了，自私心也就发展了。
人正直。许茂老汉毕竟是本分的农民。他看不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虽也羡慕郑百如父子，却并不打算去干“大买卖”，认为那太危险，对不起共产党。他终日在地里辛勤耕作，对他可以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享受，他的自留地种得之好，简直是雕琢出的艺术品……
周克芹记忆的仓库中，储存着好几个爱吵架的泼辣的女性。他一想到要写许茂的女儿，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妇女。其中有两三个人物和场面，还是妻子张月英给他提供的。他曾经有过概括并写在笔记本上：“湾里有几个妇女是很会吵架的。她们吵架的方法是不尽相同的。有的爱动气，有的却偏不动气；有的互相指桑骂槐，有的则直截了当，并不含沙射影、扯猪骂狗；有的只是女人出头露面，男人在幕后指挥，有的则是兴师动众，连小孩、亲戚本家也来帮忙。”……他心中很快“化合”、“分解”，凝聚成一个艺术形象。他把她排为许茂的三女儿，人称“三辣子”，学名许秋云……
11月23日，周克芹吃过晚饭。继续设计《许》稿的人物，补充人物传记。
他想到了必须写好工作组组长颜少春。他在区委工作组工作过。他见到的组长，见到的同志们，他们的关心农民疾苦，他们眼见农民丧失对社会、对党的信心时，是那样的痛心疾首。还有他自己的经历和心情，包括他为鼓动群众的一次次的讲话……他依照这些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来塑造他所喜爱的这个人物形象。
他作了这样的设想：
“工作组组长颜少春来到葫芦坝时，她既看到劫后的荒凉(‘四人帮’破坏留下的痕迹，尤其是人心上的痕迹)，也看到农民对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以金东水为首的人主张截河造田，四姑娘的追求婚姻幸福；九姑娘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吴昌全母子的埋头苦干、克己待人，三姐的急躁，许茂的并不痛快的心情，七姑娘的一时糊涂，等等，无不从各种角度表现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春风在人们心中荡漾……
“颜少春认定：在她所有要做的大量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温暖人的心。
“颜少春出生农村，又长期做农村工作。她不是那种只会‘催种催收’、‘催粮催款’的工作干部。她应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他还对写好这部小说，再次从总体上进行了思考，断断续续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些思考：
“这个仅仅十多二十万字的中篇或长篇，约十章，三十来节，同《岭上人家》的布局一样，不打算用那种常用的‘跟着’一个主人公走的写法，而是写一群人，写一幅幅生活的画面，展开人物的性格和性格之间的冲突，表现他们的内心与外在的社会地位(政治的、经济的)的矛盾。
“就一个生产队的范围，深刻地把各种各样人物的性格及其冲突描绘出来，并使之紧紧地，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大的时代气氛之中，即‘小故事套大故事’，‘小环境套在大环境’中，也是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时代的气氛，时代的脉搏，并不都要用省地县的一场浩大的斗争场面才能反映出来的，近来思考了许多，加之几个短篇创作的实践，我坚信这一点。
“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的感情都有共通之处。梁生宝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合作化的带头人，他给人的艺术震撼力比那些二三流作家笔下的省地县委书记强烈得多吧！所以关键不在‘官职’大小，场面大小，关键在于这个‘共通性’。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井底之蛙，认为写农民就是给农民读的，写工人就是工人看的，那必然束缚自己的思想，影响到作品的社会意义，即使农民、工人也不一定都喜欢看。如果你是一只高空之鹰，你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只是写了农民，写了工人，找到了‘共鸣’，不是农民、工人，也都喜欢看，农民、工人则更爱看。所以，写‘上流社会’固然容易引人入胜，而写‘社会下层’的一角，也未必枯燥无味，关键在于你怎么写，你怎么深入开掘……”
11月25日、27日，他着重设计了金东水这个人物，同时思考了这个人物与别的人物的关系。他断断续续写道：
“老金，四十二岁，出身贫苦，正直不阿，对党有感情。
“他的性格基调是忠诚、耿直。他的内涵深厚、沉静。但他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正人君子’。他外表看去严肃，言行却令人感到热情和信任。他有一个典型的农民外貌，却有一个组织领导者的胸怀。
“他中等个子，长黑脸，须眉浓黑。
“他有两个儿女，家境困难。
“围绕他的复职展开的矛盾，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线索。其中爱情的纠葛、家庭生活的波澜紧紧交织在一起。
“他的女人许家大女儿，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幸、贫病交加而死的。女人的死，产生了把许茂老头的私心变化也摆了进去：她是他的骨肉，但由于私心，他与女儿、女婿产生了隔膜。
“他遭到不幸，但意志坚强。他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拖着两个孩子栖身在葫芦颈的一间抽水机房里。(他的房子是被坏人放火烧的。纵火的就是许茂老头的四女婿郑百如。房子被烧后，他本来可以住进老丈人宽敞的许家大院，但他没去住)
“对他的不幸，许琴等人同情，不幸的四姑娘秀云更是心疼。(秀云的丈夫郑百如是个阴险、狡猾、道德败坏的家伙。秀云同他毫无感情。她嫁给他，是由于她的软弱和父亲政治上的偏见。这个郑百如的出现，把许茂老头心里深处的自私自利诱发起来了，暴露出来了。秀云的贫农本色和爱憎，使她恨透了郑百如。她的善良、软弱，又使她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弱点)
“秀云暗中帮助金东水。她知道一点点郑百如纵火的线索，不过她不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