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功臣中的居功自傲者，太宗不是采取猜疑或压制的态度，而是以善意的态度对其加以劝诫，不使他们沿着这个方向滑下去，以至于矛盾激化，大开杀戒。如尉迟敬德，“负其功”，连宰相都看不起，每次上朝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议政，不论何事必当面驳斥，“由是与执政不平”。有一次，太宗在庆善宫大宴群臣，尉迟敬德看见班位在他之上的人，就怒气上冲，愤愤不平，质问说：“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任城王李道宗坐在敬德之下，见状遂上前劝解。敬德更加愤怒，拳脚相加，打得李道宗一只眼睛几乎瞎了。对于敬德的这些行为，太宗当然很不高兴，不过他没有斥责或治罪于敬德，但又不能放任敬德一味乱来，于是把他召来，以史为鉴，对他进行开导教育。太宗说：“朕读汉史，看到汉代的开国功臣能够安全生存下来的不多，心中对汉高祖非常不满。等到朕登基以后，时常想一定要保全功臣，使他们子孙繁衍，永远不绝。然而卿居官不遵法度，方知韩信、彭越这些汉朝功臣被杀，并非全是汉高祖的过错。帝王治理国家，靠的是赏罚分明；法外开恩，不可多行。希望多加注意，不要再做使自己后悔的事。”这番话对敬德触动很大，从此以后未再出现违法之事。”
数年之后，太宗又对敬德说：“有人反映你想谋反，这怎么解释呢？”回答说：“臣反是实！臣跟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身上所存留的惟是累累伤痕。现在天下已定，于是就怀疑臣谋反了。”敬德乃是耿直之人，说着就脱下衣服，露出了遍体伤痕。太宗看到这些伤疤，想起了激烈的征战，不禁泪流满襟，对敬德说：“朕不怀疑你，才对你这样，请赶快穿上衣服。”太宗与敬德多年一起出生人死。在玄武门之变前的那种形势下，敬德拒绝收买，心如铁坚，怎么会在和平期反倒怀疑他谋反呢？太宗之所以这样问，主要是因敬德以前居功自傲，目无法纪，这样做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防止他旧病复发，此举也是出于对功臣的爱护。只不过使用这种诈术对待臣下，却是不可取的。
对于犯有轻罪的功臣，太宗也不轻易处罚，而是采用其他办法，促使他觉悟。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贿赂被察觉，太宗感到非常痛心，惜其有功，不忍加罪，遂将他召来，当殿赐予绢帛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对此举不理解，对太宗说：“长孙顺德枉法受贿，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赐以绢？”
太宗说：“他如果还有一点自尊，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惭愧，不过是一禽兽，杀他何益？”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命房玄龄、王硅负责内外官吏的考课。御史权万纪上奏说二人考课不公，太宗一时未加考虑，就命候君集负责审理此案。魏征谏道：“房玄龄与王挂都是朝廷重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人数太多，难免有一二人不当。细察其情，并非有意。如审讯调查实有不公之处，则此二人就不便再重用。权万纪在考堂负责监察此事已久，从来不曾驳正不公之处，等到他本人的考课结果出来后，不大满意，这才上奏陈论，正欲激怒陛下，而不是竭诚为国。假使调查得实，对朝政没有多大益处，如果本来就无此事，就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的基础。我认为此事影响甚大，搞得不好对国家不利，并非袒护两位大臣。”太宗听后，恍然大悟，急令撤去此案，不再审讯。魏征的这种意见并非放任考课中存在的不公现象而不纠正，主要是认为不应采取审讯的方式，去处理大臣在实际工作中偶尔的失误，这种见解的确难能可贵，真不愧是贞观治世的名臣。太宗之所以能迅速纠正先前的决定，是因为魏征的这种见解和自己对待功臣的一贯态度相吻合，当他在盛怒之后，冷静思考问题时，即使没有魏征提醒，也会主动纠正不适当的决定。
通观唐太宗的一生，基本上不存在虐杀功臣的问题。贞观十七年（643年），吏部尚书侯君集因谋反被捕，因证据确凿，不得已而杀之。侯君集曾率军灭吐谷浑、高昌二国，自以为功劳甚大，不满意位在房玄龄、李靖之下，支持太子李承乾谋夺帝位，阴谋败露后被杀，并非太宗借故诛杀功臣，而是他确有不赦之罪，就是对侯君集这样犯有谋逆重罪的人，太宗仍想赦免，他对群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由于群臣纷纷反对，太宗只好流着眼泪与侯君集告别，但是却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按照唐朝法律，犯谋反罪的人是要诛灭全族的，太宗这样做，可以说对侯君集已经仁至义尽了。这并不是太宗好誉做作之举，而是出于真心，因为在此事之前，宗室李道宗曾劝太宗对侯君集要加以防备，太宗还批评李道宗“妄生猜贰”。可见他对侯君集是一直信任的。
明经46德才兼备，才行俱兼
“考课之法，任贤标准，乃‘四善’（德）、‘二十七最’（才）也。”
——李世民
唐太宗求贤择才的思想和标准，有其独到之处。他所倡导的“四善”、“二十七最”和“六正”、“六邪”之说，强调的都是德才兼备，才行俱兼，他对此不仅在理论上有深刻的阐述，更将其思想严格贯穿到用人实践中，从而为大唐招纳了大批贤良之才。
唐太宗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帝范》的书，其中有《求贤》一篇，专门论述选拔贤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说：“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他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时说，作为皇帝我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善于吸取前代治国的成败经验，以为戒鉴；二是选拔进用贤才，以治理国家；三是排斥黜退小人，不听谗言。太宗还认为，宰相的职责不在于抓好具体事务，具体政务应由各职能部门去管，宰相主要责任是广泛地求访贤哲。他批评宰相杜如晦、房玄龄忙于琐碎政务，日无闲暇，不能很好地尽到宰相的责任，求访贤才。
要真正做到任用贤才，斥退小人，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关键在于难以知人，所谓用贤才易，知贤才难。对于这一点太宗也有深刻的体会，他说：“自己认为是贤才，其实未必尽善；众人都以为不好的人，其实也未必一无是处。”这就是说尽管贤愚善恶自有客观标准，但由于人的认识与看法不免掺杂主观成分，所以对人的评价难免产生偏差。作为罗致人才的君主就要全面分析，不可偏听偏信，重要的是要在使用过程中去加深了解。魏征向太宗进言，也谈到这一观点，他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也主张在使用过程中加强考核，观察了解。
关于太宗选拔官吏、任用人才的标准，魏征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曾向太宗上了一书，提出了十二条识人的标准，得到太宗的赞许。这十二条标准分为“六正”与“六邪”两部分，所谓“六正”，一为圣臣，能洞察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防范于未然；二为良臣，能劝谏君主行善政，尊礼义，匡救时弊；三为忠臣，夙思夜想，奖掖贤才，鉴古知今，劝勉君主；四为智臣，杜塞弊源，明察成败，防范谗言，转祸为福；五为贞臣，竭力奉公，不受赂遗，忠于职事，生活俭朴；六为直臣，行为端正，所为不谀，敢于犯颜直谏，指斥君主过失。
所谓“六邪”，一为具臣，不重公务，安于享乐，与世沉浮，善于看风使舵；二为谀臣，以君主之好恶为可否，阿谀奉承，进献珍物，偷合苟容，不顾后果；三为奸臣，外表谨顺，内实奸诈，巧言令色，嫉贤妒能，隐善扬恶，致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四为谗臣，巧言饰非，离间君臣，致使君主善恶不分，内外不宁；五为贼臣，专权擅政，结党营私，富家败国，擅矫主命；六日亡国之臣，陷君主于不义，导君主以佞邪，构朋党以排忠直，蔽天子不辨黑白，致使君主之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
从魏征提出的这些标准看，“六正”主要是从德才兼备的角度提出的，无德之人肯定不会符合“六正”的标准，有德无才同样不能使君主向善，国家大治。“六邪”的标准没有一条体现了无才，全部为无德。正因为这样，太宗在选拔官员时把德放在第一位，把才放在第二位，注重德才兼备。比如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吏部选用官员，“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表示了强烈地不满。在这里实际上是强调了德行重于才干的问题。太宗认为如果这样选用官吏，“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造成的恶劣影响太大。对于这一点，魏征说得更加直接、更加清楚，他认为，有德无才之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如果误用有才无德的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
所以他主张乱世惟重其才，不顾其德，“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具兼，始可任用。”
在整个贞观时期太宗都在努力地贯彻这些用人、识人的标准，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次，太宗走到一棵树下，赞扬说：“此嘉树。”宇文士及在旁边也随声附和，赞不绝口。太宗听到后十分反感，很严肃地对宇文士及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怀疑是你，但又不十分肯定，今天终于肯定了。”在这里太宗是根据臣下对皇帝是否阿谀奉承来作为判断奸佞的标准。对于这一条标准太宗始终坚持不懈，用于衡量手下官员。如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太宗下令腰斩。将军丘行恭为了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忠心，“掏心肝而食”。太宗对此十分生气，谴责他说：“犯罪国家自有法律惩处，何至于如此！若食反叛者的心肝而算是忠孝的话，则刘兰的心肝自有太子诸王去食，岂能轮到你？”
为了辨别忠奸，太宗非常注意自己的左右是否有蒙蔽行为。有一次一位宦官出使回朝，“妄有所奏”。太宗大怒。魏征乘机进言说：“阉宦虽然地位低微，但日夜陪伴在君主身边，时有言语，君主容易轻信，时间久了，为害颇深。应该引起警惕，杜绝其源。”太宗从此不再派宦官外出充使，只让他们在宫中洒扫执事。
由于唐太宗在识人、选人、用人方面有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深人的见解，因此贞观时期名臣辈出，小人屏迹，政通人和，天下太平，出现了所谓“贞观之治”的盛世。
明经47用人为标，服务为本
“郑公达节，才周济，用之，子孙长世。得人者昌，唐之昌，不亦宜乎！”
——李世民
人之为“才”，乃国家之才、天下之才，而非人主一人之私才；启用有才之人，是为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江山社稷。此即所谓“用人为标，服务为本”。唐太宗博纳天下善谏，招揽天下贤士，所为何来？无非是为了“唐之昌”，是为了大唐的繁荣昌盛。
唐太宗即位之前，就十分重视谏官的选择。武德九年六月，身为皇太子的李世民，起用原东宫府有才之士王硅、韦挺为谏议大夫。七月又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这些谏官在谏诤之风的形成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