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眼尖，早就看到了那群人，而且眼珠骨碌碌地跟着他们的走动来回直转。突然，他兴奋地大叫起来：“哎，李安，你看，那个人不是爹爹吗，他在干什么呢？”“哎呀，我的二少爷，你不要吵！”那个名叫李安的仆人慌得乱作一团，“老爷正和朝廷派来的孙大人商量事情呢。”那孩子犹自不服，又问道：“咦，不对呀，为什么那个姓孙的一脸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样子走在前面，爹爹他们却老老实实地走在后面呢？”李安一副“长者”派头，回道：“孙大人的官大，老爷他们的官小呗！”那孩子继续追问：“他的官很大吗？”李安见问，更是一脸的得色，炫耀似地应道：“那当然，孙大人贵为当今丞相，皇上跟前的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听说他这次来我们这里‘是为了检查防务的。
孩子听完了之后，一脸的不屑，满不在乎地说：“好歹爹爹也是一个刺史，你们都对他很听话的，爹爹干什么要怕那个姓孙的！”“二少爷，你是不知道，在朝中为官，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何况孙大人还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呢！…‘那……那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吗？”孩子一脸的失望，却仍心有不甘地问道。“当然有啦！他官职再大也大不过皇上啊，天下的官都是皇上一个人封的！”
“那好，那我长大之后也不要做大官了，我只要做皇上就行了，什么人都得听我的。”孩子得意洋洋地说。“天啊，我的小祖宗，这种话你也敢说，要是让孙大人听见了，不但你和我李安的命保不住，就是老爷、太太和这全府上下百十多号人全都得人头落地，皇上有随便当着玩的吗？”“嘿嘿，李安，你的胆子可真小，看你，脸都吓紫了，有那么严重吗？”“我的二少爷，你哪里知道，古往今来，有谁敢跟皇上争位子啊．伴君如伴虎，你没错还挑你个毛病呢，何况是你自投罗网。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明白。”
那个孩子听到李安的劝告，不但听不进去，反而露出一脸的兴奋，昂首说道：“我为什么就不能做皇帝？我长大了一定要做皇帝！”
那个从小就吵着要做皇帝的“二少爷”，就是后来的大唐天子李世民。虽说旧史中关于李世民幼年生活情况的记载不尽详实，尤其是演义小说中对李世民每每也是极尽夸张谥美之能事，所描所绘不可全信。但是从有关李世民的少年、青年乃至以后的成长经历的真实史料看，他在年事不高时就“心存异志”，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文才武略的日益显现，其“异志”也随之明朗开来，那就是：救万民于水火，摧旧制换新朝；到真的坐上了帝位后，他又立志做个好皇帝，施仁抚民，以图天下大治。
李世民的一生，用任何谥美之辞来称道和评价都不会显得过份，他无疑是我国最成功的一位封建帝王。而他的成功绝非机缘巧合，远大的志向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是造就其一生的主要“内因”。
明经74独立思考，求实求新
“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李世民
世人盛赞唐太宗“求贤若渴”、“从谏如流”时，总是一脸的钦羡之色，言及此便肃然起敬，唐太宗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明圣主的代名词。但是人们很少关注到唐太宗对人、对事的独立思考习惯；往往只看到其求贤、求谏的一面，而对其求实求新的态度和能力，则习惯于一言带过或廖廖数语浅浅地表述一番。实际上，唐太宗善于独立思考和判断，其求实创新之能较贞观诸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不世之圣明而诚意“求教”于臣子，更能见其胸怀之博大和治世态度之严谨审慎。
唐太宗的独立思考个性及其对于臣子意见的“推陈出新”能力，在他与臣子们“论史”时就不时地显露出来。
唐太宗君臣在说古论今时，也不是盲目地迷信古人、古书，而是采取了去谬存实的态度。旧史说太宗与群臣论及古事，“必诘难往复”。说明他们非常注意古书记事的真实性、可靠性，要作一番考证，以辨其真伪。比如太宗因《五经》年代久远，文字讹谬颇多，遂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颜师古完成考定后，太宗还不放心，又令房玄龄召集诸儒加以评议，以保证文字准确，述事不谬。
太宗君臣学史论史还注意处理好今与古的关系，即历史上好的经验不一定就适用于现实，也就是说不能照搬照抄历史经验。李百药讲了上古结绳而治的历史，说明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前进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后世帝王也不会倒退到结绳而治的阶段去，而是采用了书契。说明学习历史的目的是温故知新，而不是照搬，一味泥古，若是不懂得变通的道理，小则闹出笑话，大则殆误国事。他还讲了“刻舟求剑’’的故事，对食古不化者进行讽刺。太宗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在讨论刑法时，太宗说：“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目的在于防止冤滥。但是太宗并没有恢复三槐、九棘之官，而是采取完善司法制度，精选执法官员的办法，来达到“用法务在宽简”的目的。
太宗君臣学习历史在于以古喻今。他通过学习、讨论，看到古今有许多相似之处，古代经验所蕴含的道理，对后人往往也有许多启示作用，所以经常通过讲典故、打比方去形象地说明某个具体问题和观点。比如太宗任魏征为太子太师时，就引用了汉高祖以“四皓”为太子辅佐的故事，希望魏征像“四皓”一样尽心教导太子。魏征为了谏太宗要对臣下以礼相待时，就引用了晏子对待齐庄公被弑态度的故事，说齐庄公被崔杼而杀，晏子既无逃亡又无殉死，只是伏尸而哭后离去。原因是国君不是为社稷而死，而是为一己之私欲而死，这样只有国君的亲旺之人才有必要去殉死，除此之外，“谁敢任之”。最后引用孟子的话说明“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雠”的道理。
在贞观时期，更多的是以古讽今，即借鉴历史经验，批评时政。太宗曾对褚遂良说：“朕行有三：一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把“鉴前代成败”放在第一位，足见太宗对历史借鉴作用的重视程度。
太宗君臣借鉴历史，主要是以隋亡为鉴。太宗对群臣说：“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魏征也多次指出：“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贞观君臣之所以一再强调以隋亡为殷鉴，是因为他们大都亲眼看到一个国力兴盛、兵甲甚强的隋帝国，历时仅短短的数十年时间就很快覆亡了。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又为他们亲身经历，要总结历史经验，必然就要先从近代史中总结。为此唐太宗从反面人手，将隋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警示自己和臣子。这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骄奢亡国、暴虐亡国、拒谏亡国和不恤下而亡国。
唐太宗在与大臣们讨论“学以致用”等问题时也显示出其独立思考的个性。
太宗重视学习历史，讲究学以致用。他本人早年习练弓马，青年时东征西讨，戎马倥偬，没有时间读书，当了皇帝以后，他明白了武功只能定天下，文德才能治理天下的道理。
遂埋头于经史之中，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他说：‘‘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他还深有体会地说：‘‘通过读史，回头再去想自己少小做过的事，才发现错误不少。有一次，太宗与魏征讨论治国之道，魏征向太宗讲了春秋时楚国隐士詹何与楚王的故事。楚王钦佩詹何大才，遂把他请人宫中，请教治国之术，詹何却大谈修身之芦卡。楚工感到答非所问，就再一次询问如何治国？詹何回答说：“还没有听说过君主加强自身修养、勤政爱民者，而其园反倒衰落混乱的事。”魏征接着说：“陛下治国先正自身，这户寸做法与刚才讲的这个道完全相合。”太宗深以为然。
太宗读史多联系实际进行评论，从不空谈，他对梁武帝父子亡国之事感触颇深。他曾经对侍臣说：“粱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平生迷信于佛教与玄学。武帝在他统治末年多次驾临同泰寺，亲自宣讲佛经，百官乘车扈从，终日听他谈论苦、空等佛理，不把军国大事放在心上。等到大将侯景发动叛乱时，尚书郎以下很多不会骑马，只好狼狈步行，因此死于战乱者相继十道路。梁武帝和他的儿子简文帝，一个被侯景幽禁而死，一个被逼下台而死。武帝第七子孝元帝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中，他仍然宣讲《老子》而不停，百官都全副武装地去听讲。这些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太宗由此得出结论，作为皇帝不能沉溺于个人爱好，因为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谓“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太宗鉴于此，公开宣布他的喜好就是尧、舜之道，周公、孔子之教，而且已经到了“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的程度。想通过这种办法去影响臣下努力钻研治国理政的道理，改变重武轻文的倾向。
太宗还以古人为榜样努力团结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但又忠于自身职责的人。太常卿韦挺曾上疏谈到过这个问题，太宗在答复他的书信中表示，卿所论的都是非常正当的道理，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太宗举例说，春秋时，齐国大乱，公子小白（齐桓公）欲抢先回国即位。管仲为了使自己辅佐的公子纠能得以即位，曾用箭想射死小白，后来小白即位，认为管仲有才，不计前嫌仍然任命他为相。晋献公听信谗言，派勃鞋去杀儿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重耳逾墙而逃，勃鞔追上一刀削去重耳的衣襟，重耳侥幸逃脱。重耳回国即位后，他的仇人图谋暗害他，勃辊知道后打算告诉重耳，重耳不愿接见。勃辊说臣不敢以二心对待国君，以前我奉命杀你是忠于国君之命，现在我揭发此事也是忠于国君。于是重耳愉快地接见了他。太宗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来说明只要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不惜也”。从太宗对待魏征、王硅、薛万彻的态度看，在这方面丝毫也不比古人逊色。
从上面唐太宗君臣论古谈今的多个事例中，我们既能看到唐太宗君臣“畅叙”的感人情景和他对历史教育作用的重视，同时又能看到唐太宗对臣子“导之使谏”的诱导手段。唐太宗与臣子们讨论问题时，不是一味地给臣子们“上课”，也不是臣子们泛泛而谈，他则泛泛而听，而是由唐太宗“导人”正题或由臣子提问，再各抒已见，最后是唐太宗的“总结性发言”。唐太宗高人一等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总结性发言”上。他集众议以“自思”，由自思而出新，每每有惊人的宏论。
唐太宗的“自思以出新”不仅表现在君臣论史上，在其它诸方面的讨论和治世实践中，他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曾说：
“予追踪百王之未，驰心千载之下。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他耻于释实求华，而崇尚求实求新；反对以人从欲，乱于大道，而提倡独立思考，自我支配。唐太宗的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和作风，是贞观时期大唐得以大治的又一重要“内因”。
明经75严待皇室，管好身边人
“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教，不可不谏。”
——李世民
唐太宗子女众多，儿子就有十四个。他平常对子女要求颇严。他曾对魏征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命魏征等人将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之事迹，偏成一书，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赐诸子。魏征还为这部书撰写了序言，太宗阅后，大加赞扬，要求诸子将此书作为座右铭，看成立身之本。
太宗不仅要求诸子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注重让自己的儿子了解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帝王子弟只有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体验到世事的艰难，在磨练中才能增长才干。太宗曾对于志宁说过自己的这种体会，他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这时的太子为长子李承乾。出于这种认识，太宗一面要求东宫官员见到太子的不足之处，随时进谏；另一方面也让太子参预一些政事的处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贞观四年，下诏规定：自今以后有诉讼者，如经尚书省判而不服，可到东宫上诉，由太子裁决，倘若还不服，才可奏闻皇帝。太宗外出巡幸，常令太子留守监国，据说他处理政事，“颇识大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