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吏处在基层，直接统治人民，其好坏良莠，直接关系到唐朝的安危治乱，因此贞观初年唐太宗特别重视选择地方官吏，改革地方吏治。他感到自己居于深宫之中，耳目视听不能及远，民间的大政一切皆委都督、刺史管理，因而“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大臣马周也一再上书指出：要使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所以必须妙选贤德充任。不过县令人多，难得都是好官。如果每州有一个好的刺史，则合境太平，百姓不虑不安。故自此以后，唐太宗亲自掌握选任刺史的工作，而县令则命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负责推荐一名。
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素质。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
他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在地方上是否加害于百姓，为此常“夜恒思”，“或至夜半不寐”。为能时时了解地方官员的政绩，把都督、刺史的姓名，一一书写在卧室的屏风上，起卧进出，随时可以看到，谁办了好事或坏事，一一具列于其名下，以便及时褒贬黜陟。于此亦可看出唐太宗对改善地方吏治的迫切心情。
由于州的行政设置较小，数目又多，不便中央直接控制，贞观元年，唐太宗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行政区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等。并以道为单位，派选官员，代表中央政府负责诸州的军事、或负责财赋转远、或负责监察地方吏治。监察巡省没有常设的官员，由唐太宗根据需要临时派遣，他们只负责监察，而不干预地方的行政，没有东汉州刺史那么大的行政权力，因此不可能构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势力。
然而他们可以直接黜陟地方官员，负有皇帝赋予的监察权力。唐太宗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贞观八年派遣李靖、肖踽等十三人分行四方，巡省天下，所谓“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黜陟幽明”。贞观二十年正月，又遣孙伏伽、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由于经常派遣这种巡察特使，及时奖励选拔人才出来做官，贬黜恶吏，对罪行严重者，甚至惩之以刑法。这就起到了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监督作用，大大改进了地方吏治。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政绩清明的良吏。兹例举一二。
陈君宾，武德初拜邢州刺史，贞观元年转邓州刺史。当百姓在动乱年间流离他乡，田业荒芜。由于陈君宾竭力招抚安辑，到任后一个月左右，百姓纷纷归家恢复生产。第二年诸州遭灾，邓州独免，粮食有余，蒲虞等州百姓都跑到邓州就食。为此唐太宗特下诏褒奖陈君宾。从诏文可以看出受到旱灾的有关内六州和蒲、虞、陕、鼎等地，朝廷令灾民分别到邻近州县就食。由于各州县官吏“支配得所”，百姓争相赈施，不仅供应吃住，而且当灾民回乡时，还赠送粮食和布帛，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饥荒，社会秩序仍然安定。
张允济，隋时为武阳令，“务以德教训下”，使其所管境内，路不拾遗，深得百姓尊敬，邻县有时有些民事纠纷不能解决。都跑来请他解决。贞观初，唐太宗擢升他为刑部侍郎，爵封武城县男，后又任为幽州吏，派他治理北方的重镇。
李桐客，隋时为门下录事。隋炀帝在江都时曾打算徙都丹阳，左右大臣皆希旨附和，独李桐客进谏反对，差点被治罪。后来，又参加过窦建德农民起义军。后归顺唐政权，任秦府法曹参军。贞观初，任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为慈父。”这当然是溢美之辞，但说明了他在极力贯彻唐太宗的清静无为政策。
薛大鼎，曾参加李氏父子太原起兵，是开国功臣之一。
贞观时期，太宗任他为沧州刺史。沧州境内有条无棣河，隋未被填废。薛大鼎到任后，组织民工重新开掘，直通于海。
使百姓获得了舟楫渔盐之利，有人作歌唱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聘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沧州地势低下，夏天常遭洪水侵害。薛大鼎又疏通长芦、漳、衡等三河，使境内从此“无复水害”。当时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平，“俱有美政”，河北人民称颂他们三人为“铛脚刺史”。
贾敦颐，贞观时数任州刺史，政绩清廉。每次进京入朝，全家同行，仅破车一辆，瘦马数匹，马套也是破旧的，路人见了并不知道他是州刺史。后为洛州司马，因公事差错被下狱。唐太宗闻知后亲自为他保释，衙司不同意，太宗说：人谁无过，如果不分轻重，都绳之以法，谁还愿意为君主效劳呢！
于是贾敦颐获免，贞观二十三年改任瀛州刺史。瀛州界临滹沱河及水，每年泛滥，冲坏百姓田舍，漫浸数百里。贾敦颐组织民工在两河沿岸修筑堤堰，从此消除了水患。当时瀛州管下的饶阳县县令是贾敦颐弟弟贾敦实，亦“政化清静老幼怀之”。按当时的惯例，兄弟在同一地区任职是不允许的。由于他们兄弟俩都治绩显著，颇受百姓爱戴，因此唐太宗破例未予改任。唐高宗时，贾敦颐任洛州刺史。洛州地方多豪强贵族，他们依仗财势，任意违返制度规定，兼并土地。贾敦颐查出三千余顷，皆分给均田不足的农民。有人虽千方百计隐瞒蒙混，但贾敦颐“发奸摘伏，有若神明”。贾敦颐死后，贾敦实又被任为洛州长史，治政宽惠，深得人心。洛阳县令杨德干靠杖杀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贾敦实劝阻他说：“政在抚养民人，伤生过多，虽一时有效，但不足贵也。”杨德干的做，法因此有所改变。贾敦颐为洛州刺史时，洛州百姓在城内为其立了大块德政碑，贾敦实离任洛州时，百姓又在旁边立了一块大碑，称颂他们俩。时人称这二碑为“棠棣碑”。
李世民对地方吏治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认识，表现在他认真选择地方官员；加强对他们政绩的考核，基本上注意到‘‘官为其人，民去叹愁”的问题。由于地方吏治的改善，大大促进了唐初地方经济的复苏和安定局面的形成，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
明经106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
“但此军事，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
——李世民
行举足轻重之事，则先有洞若观火之明。李世民遇大事决不惊慌失措，决不鲁莽轻狂。当然，他更不糊涂。李世民之所以超出一般政治家，就在于他的目光能见人所未见，永远都要比旁人延长了一大截，似乎在这不经意之间，他行走的脚步往往跨越了自己的时代。
李渊即位之初，已着手恢复庠序，在中央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在地方上建立了郡学和县学。由于当时国家草创，学校又仅初具规模，所以生徒人数极其有限。世民即位后，一再亲幸国子学和太学，对教育相当重视，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生员至三千二百六十人。不久，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高昌、吐蕃等地的酋长亦皆遣子弟人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贞观年间可以说是唐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高宗永淳以后，国子两监“乃废”，庠序就走向衰落了。此外，世民还在门下省别置弘文馆，在东宫特置崇文馆，皆置诸生习业，也是发展教育的一个补充措施。世民大兴学校的目的是培养贵族、官僚、地主的子弟，以便通过科举制向各级政府输送官员，但在客观上也对文化的发展、传播和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隋炀帝晚年，以各级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能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的人才为理由，大加裁废庠序，是犯了幼稚病。
与他相比，唐太宗大兴学校，“锐意经籍”，使“四方儒土，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以教化佐刑法，就显得成熟和高明得多了。
从南北朝起，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适应这种阶级状况的变动，北周及隋朝早己“官无清浊”。隋唐之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科举制形成和逐步完善，二是谱牒的编选有所变化。世民在这两方面都有所贡献。
李渊、李世民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统一了全国，而且他们出自陇西李氏，所以对山东士族不免怀有此畛彼界的观念。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对侍臣张行成“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立即跪奏：“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世民虽然“善其言”，但对崔、卢、李、郑、王这些衙鬻门第的世族仍不免有点反感，困而萌动了修《氏族志》的念头。
从李渊到世民，在对待门阀士族的问题上，是发生了微妙变化的。高祖即位之初，曾对窦后的从父兄窦威说：“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可见李渊对山东士族是既羡慕而又推崇的，毫无加以贬抑的意图。世民对“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的现象甚“恶之”，认为这种卖婚陋习“甚伤教义”，于是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孤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并“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成《氏族志》上之。不料世民对此志大为不满，发了一通议论：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木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祗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上，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榆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职高下作等级。”
高俭等遵照上述指示精神，于贞观十二年正月重新修成贞观《氏族志》一百卷，合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世民正式下令，“颁于天下”。
从贞观《氏族志》的撰成可以看出：第一，门阀世族早已“累叶陵迟”，一蹶不振了，他们借婚姻之机多索“陪门财”，也是其经济地位衰落的反映。尤其是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更剥夺了他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特权。世民此举进一步抑制崔、卢、王、谢等高门，是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潮流。第二，魏晋南北朝的世族特权和社会风尚，主要表现在婚、宦两个方面，现在科举制兴起，他们在宦的方面失去了过去的地位，但在婚的方面还能在社会上打出姓族的旗号，“多求聘财”。
不过在这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在东晋、南朝时期，世族连寒门出身的皇帝和大臣都不看在眼里，不肯轻与通婚；到唐初一般人出点陪门财就可以高攀望族，可见他们已经是大为降格了。实际上，“多邀钱币”就是拍卖门阀的金字招牌，希望借助婚事来克服一下自己的经济困窘。世民现在就对这一点也颇不以为然，认为是“甚伤教义”，说明几百年来世族炫耀的礼法门风在当时还严重存在；一则反映他本人也还受这种风气的熏陶，不能完全摆脱它，因为世民在这里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谱牒本身，而是要用新的谱牒代替旧的谱牒。新谱牒的原则是“重今朝冠冕”，即以李氏皇族和当今的高官显宦跻人士族的行列。因此，世民重修《氏族志》，既有抑制旧门阀的一面，也有保留阀阅观念的一面。不过随着列入《氏族志》的姓族增加，门阀也就越来越不值钱，实际上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把世族消化在社会中了。当然这种后果是世民下令修《氏族志》时始料不及的。重修《氏族志》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社会风气使然，要求世民当时就与谱牒之风一刀两断是不现实的。社会风气有相当的惯性。
其改变往往比政治改革更缓慢，更艰巨。
贞观十六年六月，世民下诏：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
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谷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财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欲，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成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时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这道诏书实际上是《氏族志》的继续，目的都是在“婚”字上大作文章，裁抑士族的余威，不同的是一则见之于谱牒方面，一则表现为直接禁止卖婚。世民在这里再次打出儒家“仁义”和“名教”的旗号，确实反映这些已褪了色的门阀不但经济上的“身未免于贫贱”与政治上的“矜其旧族”已经发生尖锐的矛盾，而且过去所矜持的礼法门风已遭到了卖婚制的严重破坏。
毫无疑问，李世民在类似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总要比前朝向前迈出一大步，这种明显的进步性，思之至今，仍是多么地难能可贵，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改革，亦是毫不过分。
明经107切忌恃才自傲
“莫恃才，莫自量。”
——李世民
恃才自傲者招致杀身之祸已是屡见不鲜。而恃才自傲之君将致何祸？李世民晚年的这种深深忧虑，再次证明他真不愧为亘古明帝，李世民才略绝伦，功业盖世，他是大唐的骄傲与自豪。然而，再杰出的天子终究是人之子，天子之过，自知之明，摧人奋悟，亦不失其英挺卓荦。
世民即位后曾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征却曰：
“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对于这两种意见，世民巧妙地加以折衷：
“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创业和守成孰难的问题，只想分析一下守成不易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一问一答可以看出，皇帝是否由“骄”而“逸”，也就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走下坡路，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魏征曾就此点进一步加以发挥：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